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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睛里有些東西,決非天空” ——汪曾祺1940年代創作的反戰厭戰主題
來源:《當代文壇》 | 郜元寶  2026年05月07日17:20

一 “戰爭如海”:規避正面戰爭敘事的理由

汪曾祺說他“年輕時受過西方現代派的影響,有些作品很‘空靈’,甚至很不好懂”“實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離太遠”。但1980年代初編輯《汪曾祺短篇小說選》,他還是不悔少作,以1940年代的四篇小說《復仇》《老魯》《落魄》《雞鴨名家》打頭(文字均有較大改動)。另外三篇《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則是1940年代舊作不同程度的改寫。這七篇加起來占了該書一半的內容。他還說《復仇》是“現實生活的折射”“只要聯系一九四四年前后的中國的現實生活背景,不難尋出這篇小說的寓意”。實際上其他六篇都有深厚的生活基礎,并非與“人民的疾苦”無關。汪曾祺貶損乃至全盤否定“年輕時”的創作,往往屬于策略性的自謙之辭,未可全信。

1940年代汪曾祺的創作大致包含三個主題,一是懷念故鄉和親人,二是“發掘了民間特殊技人而加美化”(包括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第三就是戰爭。“特殊技人”多半是故里故人,和作者的親人們沾親帶故,又都生活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因此上述1940年代創作三大主題在具體作品中既相對獨立,又彼此交叉。汪曾祺雖然并非專門以書寫戰爭著稱,但他1940年代不少創作都與戰爭有關。《復仇》之外,直接或間接(以寓言和暗示手法)寫到士兵與戰爭的小說至少還有《守歲》《老魯》《囚犯》《斑鳩》《蜘蛛和蒼蠅》《鎖匠之死》等。1949年4月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第一本書《邂逅集》共收短篇小說八篇,其中《復仇》《老魯》《落魄》《囚犯》或寫到兵,或以戰爭為故事的背景,也正好占全書一半的篇幅。

無論在昆明還是后來到了上海與北平,汪曾祺對抗日戰爭以及繼之而起的解放戰爭都并不隔膜,只是未曾以文學創作直接而高調地介入政治。其戰爭書寫的“現實生活背景”相對比較模糊,語言也頗奇崛晦澀,但對政治斗爭的最高形式即戰爭的殘酷還是充分表達了他的遺憾、驚懼與憤慨。他的許多小說都滿溢著反戰厭戰的情緒。或許有些“空靈”,但決非空虛。

不憚于在作品中表達強烈的愛憎,這也符合汪曾祺后來對作家社會職責的認知,“作家就是要不斷地拿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別是感情的那么一種人。作家是感情生產者。”透過1940年代汪曾祺戰爭書寫往往頗為隱晦的文學“折射”,讀者并不難理解這些作品的寓意及其所指向的社會現實,作家本人的情感更是汩汩流淌于字里行間。這在當時戰爭文學書寫中可謂獨樹一幟。

比如發表于1947年11月15日《文訊》七卷五期“文藝專號”的短篇《落魄》,寫一個揚州人跑到昆明開飯店,從起初的神氣漂亮,逐漸“落魄”到邋遢茍且。汪曾祺刻畫這位不知名姓的大同鄉,某種程度上也是自況。他假裝不明白揚州人為何“落魄”,好像一切都是揚州人自己的錯,“對這個揚州人,我沒有第二種情感,厭惡!我恨他,雖然沒有理由”“去你的吧,這個人,和我這篇倒霉文章!”誰都知道揚州人的“落魄”是因為戰爭,但作者偏偏不予挑明,似乎無端地憎惡這位不幸的落魄者,甚至憎惡講述其故事的作者及其文章。這就是典型的汪式筆法,曲折含蓄,婉而多諷;看似超然,實則熱烈。

委婉涉及戰爭的《復仇》《落魄》如此,直接寫到“兵”和戰爭的《囚犯》亦復如此。《囚犯》不僅詳細描寫內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亂象(三個“兵”不知為何成了“囚犯”,被副班長模樣的官長和另一個兵押解去別的地方),而且寫到“我”對“囚犯”強烈同情,以及“我”對嫌惡“兵”的路人的憎恨,中間還穿插了“離隔近十年”的“我”與父親之間微妙的親情波動。戰爭給原生家庭血緣紐帶造成難以愈合的裂隙,“這個離別的十年,這個戰爭加在我們身上的影響不小啊!家庭制度有一天終會崩壞的。”小說最初發表于《人世間》時并無此句,編入《邂逅集》才特意添加上去。寥寥數語,飽含了汪曾祺對戰爭帶來的心靈創傷的深切感受。

抗戰初期,汪曾祺在家鄉聽聞過鄰近地區的一些戰事。1939年夏從高郵到昆明,沿途目睹戰爭造成的難民潮。但比起徒步數千里的那些西南聯大師生,汪曾祺選擇海上航線畢竟要輕松許多。在聯大讀書期間,除了飽受窮學生的寒酸拮據之苦以及偶爾“跑警報”,汪曾祺的生活總體上還算平穩。他不像老師沈從文那樣在正式寫作之前就已經熟悉了湘西軍旅生活,也不像某些同輩作家(比如寫出長篇報告小說《南京》的阿垅)親臨戰陣或身陷火線。雖然親歷了1937年至1949年中華民族對外對內兩次可歌可泣的大規模戰爭,但因為生活經驗的局限,汪曾祺青年時期未能寫出振聾發聵的戰爭文學巨著,也情有可原。

1950年代末一篇題為《戰爭》的散文不到250字,寫他欣賞中國西南部佧佤族一首民歌,希望有人能將它翻成各種外文,“叫全世界都看一看”。這首歌只有兩句:“斧頭砍過的再生樹,戰爭丟下的孤兒。”汪曾祺對戰爭的控訴與咒詛,往往就是這樣聚焦于戰爭對普通人的傷害。他不曾親臨其境寫出戰爭的現場,也無力探究釀成戰爭的社會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復雜根源,這都可說是汪曾祺戰爭書寫的局限。但也恰恰因為正面敘事受阻,情感表達反而愈加峻急。汪曾祺消磨青春于偏僻的云南邊陲,似乎養成了“一個既窮且怪的人”超然物外的疏蕩之氣,然而當局的腐敗蠻橫以及愈演愈烈的內戰令他痛心疾首(尤其“復員”滬上之后),傷感與牢騷遂一發不可收,其冷峻超然的反諷敘事外衣總是包裹著濃烈的情感,這就使其戰爭書寫不同于當時文學界普遍非議的“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即既非隔岸觀火的經驗描摹,也非空洞抽象的標語口號。

所有人都被卷入戰爭,但要認清戰爭并不容易。小說《牙疼》結尾突然冒出一句,“戰爭到甚么時候才會結束?戰爭如海。”普通人面對茫茫大海,往往感到不可思議,欲言又止,最終無話可說。“戰爭如海”四字頗能說明汪曾祺戰爭敘事的特點。大海過于浩瀚,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力與想象力之外,不像小溪小河,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加親近——“海雖儼然很大,給人的幻想也寬,但那種無變化的龐大,對于一個作家靈魂的陶冶無多益處可言。黃河則沿河都市人口不相稱,地寬人少,也不能教訓我們什么。長江還好,但到了下游,對于人的興感也仿佛無什么特殊處。我贊美我這故鄉的河,正因為它同都市相隔絕,一切極樸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態度皆有點原人意味,對于一個作者的教訓太好了。”

沈從文這段話道出了他作為小說家對以江湖河海所代表的不同生活現象的不同觀感與把握方式。汪曾祺在創作上并非亦步亦趨追隨沈從文,但習慣于回避“大海”或大江大河之類宏大命題(包括正面描寫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戰爭),關心普通人生存,喜歡退守自我內心,師生二人在這些方面確有靈犀相通之處。

只不過沈從文很早就看慣了殘酷殺戮,因此在小說的具體表現上就顯得更加超脫,“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絕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并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摻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汪曾祺對戰爭和戰爭中人的境遇則有太多基于“道德君子”或“社會價值”的激烈情感,即便隱約曲折的旁敲側擊,也不能減弱其愛憎的強度。這又是師生二人顯著的不同之處。

二 1940年代上半期側面觸及戰爭的《復仇》與《守歲》

短篇小說《復仇》發表于1946年5月1日《文藝復興》一卷四期顯著位置(緊接著主編鄭振鐸的社論《迎“文藝節”》、臧克家小說《掛紅》之后刊物欄目暨正文的第三條),當時汪曾祺還在昆明,但上海讀者讀了這篇寫法上清新而婉轉的小說,已經可以約略感受到作者那別樣的反戰姿態。

這篇小說依據的文獻材料與魯迅名篇《鑄劍》大致相同,但徹底翻轉了故事結局,有點接近魯迅所譯日本作家菊池寬的短篇小說《復仇的話》。立志復仇的干將莫邪之子歷經千辛萬苦,終于找到殺父仇人,卻因為此前一系列來自生活的微妙感觸與頓悟,最后決定放棄復仇,轉而與仇人一起合力挖掘隧道,在黑暗中求取光明,在無路可走的地方開辟新路。小說宣揚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決戰,而是泯滅恩仇的和解,以及在和解基礎上的共同創造與建設。

汪曾祺晚年回憶《復仇》的創作時說,“只要聯系1944年前后的中國的現實生活背景,不難尋出這篇小說的寓意”,他還說“最后兩個仇人共同開鑿山路,則是我對中國乃至人類所寄予的希望”。汪曾祺幾次談論《復仇》的改寫,都提到“1944年前后”(《汪曾祺全集》編者也認為“1944年作者以同題重寫這篇小說”),這或許是作者本人記憶模糊所致,卻也并非空穴來風。1944年日軍“一號作戰”計劃導致的“豫湘桂大潰退”震驚全國,此后社會各界要求結束國內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摩擦、成立聯合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汪曾祺1944年6月9日致信同鄉朱奎元時特別提到“最近的戰爭也讓我不大安定”,這句話的確切所指尚待研究,但他在本年改寫《復仇》,主張仇人之間應該消除仇恨、實行和解、共謀出路,也并非沒有可能。

但也不宜過于強調1944年這個時間節點。截至1946年初完成《復仇》第二次修訂,這則短篇小說的創作與改寫前后持續了將近七年。《復仇》初稿完成于1940年,發表于1941年3月2日重慶《大公報·戰線》頭條位置。其后兩度改寫分別是1945年底和1946年1月,這有《文藝復興》版《復仇》作者自注為證(“廿九年初稿,卅四年底重寫,卅五年一月又重寫”)。初稿完成與發表的過程伴隨著國民黨兩度掀起反共高潮,但彼時共同敵人畢竟是日本侵略者,國共攜手爭取和平的夢想畢竟尚未完全破滅,作者對中國乃至人類寄予的“希望”也還不能說太過渺茫。然而等到小說兩次改寫直至第二次修訂稿發表,全國范圍的政治軍事格局和輿論形勢急轉直下,全面內戰的烏云揮之不去,一些讀者很自然就從中讀出了“天方夜譚的意味”。汪曾祺西南聯大老師李廣田(正在《文藝復興》上連載其反映抗戰時期淪陷區人民艱苦生活的長篇《引力》)看了頭幾期《文藝復興》之后大感失望,他懷疑《文藝復興》“不知是因為稿缺還是因為編者一直留在(淪)陷區,于是在觀點上也稍稍隔膜了一些”。李廣田的批評應該也包括汪曾祺《復仇》在內。

從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國民黨基于“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方針,不斷制造“摩擦”。在國共二度合作一致對外的八年里,國人心頭從未消除“兄弟鬩于墻”的隱憂。隨著抗戰勝利,這種隱憂迅速表面化,民眾也從天真善良地期盼和平,迅速轉變為普遍激烈地反對和憎惡國民黨政府一手挑起的內戰。如果說汪曾祺在1940年代初創作《復仇》還算傳達了當時普遍希望戰后可以和平建國的社會心理,那么經過“摩擦”不斷的整個1940年代,尤其經過1941年1月“皖南事變”,經過1945年“雙十協定”簽訂數日后國民黨軍隊突然發動的邯鄲戰役,經過汪曾祺親歷的1945年12月1日軍警特務鎮壓昆明師生反內戰示威的“一二·一慘案”,特別在沈從文替汪曾祺將《復仇》修訂稿投給《文藝復興》之后直至1946年5月1日小說發表,又接連發生了1946年2月重慶較場口事件,1946年3月上旬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公開拋棄“雙十協定”促成的政協決議,和平的夢想一再被擊碎,普通民眾就只剩下對斷送和平的內戰制造者的憎惡,而并非簡單抱怨“你打我我打你”。在這個背景下仍然奢望“和解”的《復仇》修訂稿發表于戰后創刊于上海、被文學界寄予厚望的大型文學雜志《文藝復興》,作者固然堅持了一貫的反戰厭戰的立場,但無疑也暴露了他對戰爭性質已然變化的總體形勢的隔膜。

從1940年代初開始發表作品到1946年夏告別昆明來上海,汪曾祺除了反復修改《復仇》,間接寫到戰爭的小說還有1943年“三月十三日草成”的《除歲》。全面抗戰爆發,“我”和父親在家對飲守歲。父子二人拉家常,說到流年不利,遠近店家紛紛倒閉,但包括父親在內的幾個小業主仍然急公好義,不計盈虧,堅持開業以維持地方經濟,并竭力為前線供應軍糧。父親還跟深夜來訪的同業公會主席張遠謀商量,如何替老實厚道的失業者詹世善設法保留一份糊口的工作。這些內容可視為后來《歲寒三友》的一個源頭。《歲寒三友》另一個源頭是作者來上海后完成并發表的《最響的炮仗》(可視為《除歲》的姊妹篇)。

《除歲》《最響的炮仗》背景都是全面抗戰爆發之初,但戰爭只是遙遠模糊的背景。《除歲》兩處側面提到實際的戰事。一是張遠謀告訴“我”父親前線戰況(包括某個漢奸如何被擒),二是父子對飲之時,聽到從鄰縣傳來的“炮聲又緊了,紙窗沙沙的抖了一陣。也辨不清是敵人的,是我們的。夜來,炮聲就沒停過,不過到緊的時候才教人一驚。”《除歲》主要寫開戰之初鄉民如何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中間穿插描寫了父子溫情。《最響的炮仗》則主要寫戰爭來臨,“孟老板”遠近聞名的炮仗店終于開不下去了,他“背了一身的債”,被迫將女兒嫁給“保安隊一個班長”。此外關于戰爭和戰事幾乎不著一字,只提到故事發生于“民國二十六年”的“年關歲暮”。這兩篇小說的共同點都是避開戰爭的正面描寫,而聚焦于戰爭給底層社會和普通人生活造成的實際影響。這也是汪曾祺全部戰爭書寫的主要特色。

三 上海時期戰爭敘事驟然增加

1946年8月來到上海之后,汪曾祺小說和散文中的戰爭元素明顯增加,作者與戰爭現場的距離也更加迫近了。

寫于“卅五年十一月”(1946年11月)《他眼睛里有些東西,決非天空》就是一篇標準的關于戰爭的散文。全文共分三小節。第一節寫“我”和“我們”(昆明大學生)看一群兵“挑湖”(挖河泥)。一開始這些兵們尚能打鬧取樂,吃飯雖只是“一個大地堂鍋,白水里幾塊肉”,畢竟還不至于餓肚子。第二節寫“我們到學校旁邊鳳翥街小茶館喝茶”,又遇見一隊兵。連長罵罵咧咧,伙食也差了,“十一個人圍著一碗菜蹲下來。甚么菜?鹽拌蘿卜,上頭是一層辣椒粉。第一碗飯,他們不吃菜,吃干飯”“一直到第三碗,也就是最后一碗飯,才開始吃那一碗辣椒鹽拌蘿卜”。第三節寫第二節出現的一位患病的兵到了彌留之際,被同伴們丟下,躺在路邊一條淺溝里,“他所有的力量都消耗完了。他不能再有痛苦。也沒有抵抗。甚么都快消逝,他就要完了。他平平靜靜仰面躺著。不是‘躺著’,是平平靜靜‘在’那里”“眼睛好大,大而暗淡。他的眼白作鴨蛋青色。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眼睛。他還看甚么呢?對于這個就要失去的世界看甚么呢?”

題目《他眼睛里有些東西,決非天空》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這句話來自卞之琳所譯里爾克詩體小說《旗手》,為彼時西南聯大校園作家汪曾祺所酷愛。他在上海“聽水齋”撰寫的論文《短篇小說的本質》里稱之為《軍旗手的愛與死》,認為這才是“一個理想的短篇小說”。里爾克想象他那位戰死沙場的哥哥騎在馬上,看到“一個被人殘殺的農夫。他有大開的眼睛;有些東西映在里邊;決非天空。”汪曾祺截取其中一句,稍加變化,用作這篇散文的標題。汪曾祺對戰爭的控訴,主要凝聚為他對病死溝壑的底層士兵的同情與尊重。

“他平平靜靜仰面躺著。不是‘躺著’,是平平靜靜‘在’那里”,這種貌似對個體生存的“在”的體認,其實并無存在主義文學那種疏離感和荒誕感,回蕩全篇的倒是真切的憤激與悲哀。比起那些立場更明朗、更有具體指向、戰爭畫卷更為壯闊的作品,這篇散文可能令讀者感到不著邊際,但你無法否認作者真誠的反戰厭戰情緒。早在1944年4月24日深夜三時給同鄉朱奎元的信中,汪曾祺就說起他所目睹的這位士兵的慘狀,也引用了里爾克“他眼里有些東西,決非天空”這句話(誤作英國詩人奧登的詩句),甚至說“我也想到我的死填溝壑”。經過了兩年半的構思醞釀,這篇散文無疑延續并強化了作者對那位不幸士兵的深切同情。

散文《他眼晴里有些東西,決非天空》也觸及路人(包括“我”和“我們”)對“兵”的隔膜,但“兵”們自身的凄慘處境始終是作者關切的中心。發表于《人世間》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3月20日出版)的短篇小說《囚犯》(約寫于1946年底)則似乎平均用力,既寫“兵”(三個“囚犯”及押解他們的官兵)的可悲,也寫到民眾對“兵”們毫不掩飾的冷漠與嫌惡,中間還穿插了“我”和久別重逢的父親之間微妙的情感波動。作者或許希望通過這種特別的結構布局,更加立體地描畫出一幅戰時流民圖。但究竟在什么情況下這些“兵”們昨天還是抗日英雄,轉眼就成了被捆綁被押解的“囚犯”?倘若不能在押解過程中僥幸逃脫,他們會不會很快就將充當內戰的炮灰,或者天知道被官長們如何處置?“囚犯”和押解他們的官兵都屬于怎樣的部隊?這些部隊處于內戰戰場的哪個位置?生活在異地和大都市上海的讀者渴望了解的這些背景信息都付諸闕如。

《人世間》將《囚犯》作為“報告”隆重推出,編者或許希望讀者從這篇小說中更多感受到全面內戰的氣息,但汪曾祺提供的只是一篇更傾向于主體內在感受且敘事婉轉的小說,而非近距離的現場“報告”。

比如蘇南國統區和蘇北解放區之間劍拔弩張的情勢,在這篇“報告”中就被刻意隱去。1946年5月,上海馬思南路107號“周公館”(中共談判代表團辦事處)工作人員許滌新、劉少文和地下交通員曹某三人秘密赴蘇北解放區聯系工作。他們從上海坐火車至鎮江,再渡江到揚州,發現“大批國民黨軍隊把住城門,嚴格地檢查入城之人”。許滌新等蘇北之行的前一段路線跟汪曾祺1946年夏冬兩次探親完全重合,但《囚犯》開頭寫“我”和父親隨一群人出(揚州)城,在城門口遭遇被押解的“兵”,卻只字未提軍人的盤查。隨著全面內戰不斷升級,汪曾祺1946年底和1947年初出入揚州城,軍警盤查只會比1946年5月更加嚴厲。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被視作“報告”的小說《囚犯》,跟汪曾祺此時發表的其他散文和小說一樣,都僅僅“報告”了作者當時所目擊所了解的關于戰爭的極為有限的一些內容。

如果說散文《他眼睛里有些東西,決非天空》、小說《囚犯》都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在并無任何實際交流的情況下,單方面對“兵”們的觀察與想象,跳蕩于全篇的主要是“我”的思緒與情感,“兵”們則始終保持沉默(或者說始終沒有取得發言權),那么小說《老魯》不僅讓“我”近距離觀察“兵”,也讓“兵”主動說話,讓“我”與“兵”展開深度交流,由此更加真切地寫出戰爭年代“兵”的經歷、情感與愿望。

主角“老魯”(原名魯庭勝),濟南府人氏,“十幾歲即離家出來吃糧當兵”。一開始在軍閥張宗昌的“銃子隊”當馬弁,見識過張宗昌的各種荒唐(比如“大帥”有一次在北京兇殘地“燒窯子”即焚燒妓院),也經歷過舊軍隊底層士兵的各種苦楚(吃過豬食和棉花)。老魯一句話概括他的行伍生活:“作孽受苦就是了”。因此看到兩個“機械師或師長勤務兵之類”的小伙子神氣活現大吹大擂,老魯就說他們是“兩個燒包子!”根本不知道部隊的甘苦。

“老魯這一輩子‘下來’過好幾次”,也就是逃離部隊,自己尋生活。但中間好幾次回部隊“又干上咧”。好不容易熬到抗戰勝利,年近五十的老魯終于堂而皇之“下來”(“復員”“退伍”)了。他不去別的地方,而是來到“我”供職的一所經常發不出薪水的學校當“校警”。該校教員天天“采薇”(挖野菜充饑),“大家紛紛求去——而老魯偏在這時會來了”。老魯名為“校警”,實際“屈才做了工友本來做的事”,比如指點教員們擴大“采薇”的范圍,“照他說,簡直可吃的太多了!”“不但是蔬菜,即葷菜亦能隨地找到了”。老魯教這班渾身充滿“布爾喬亞”思想的青年教員們如何吃蟲子。老魯還自告奮勇,每天來回好幾趟上山挑干凈的水,這樣大家才不至于經常腹瀉生病。老魯干活不遺余力,“累甚么,我的精神是頂年幼兒的來”“老魯打著一嘴山東話,言語極有神情趣味”。這所“上上下下全透著一種頗濃的老莊氣味”的學校因為老魯的到來,“氣象才不同起來。”

但老魯做校警,并非僅僅“愛這里的生活方式”“只想清清靜靜住下,在隊伍上走久了,不想干了”。他享受這所學校在戰后的清凈生活不假,但也有自己的追求,就是利用在部隊積攢的一點本錢做生意。戰前老魯在上海“曾有過兩間房子”,在南京還“弄過一個磨坊”,囤積了“一百六十擔麥子”。抗戰爆發,這些全泡了湯。小說的現在時是抗戰“勝利也快十個月”,老魯想重新來過,努力“攢錢”,好體體面面回山東老家。

這是退伍兵老魯最大的愿望。“老魯愛的是錢”,“到我們這里來,第一著是買了一斗四升豆子——他這大概是世界上規模最小的囤積了”。但老魯運氣不佳,豆子就是不漲價,可一脫手“價錢就俏起來了。”后來“老魯”又把他攢的錢“運用”過兩次。其中一筆與人合資買谷子,不幸“陷住了”。另一筆錢則參股在學校旁邊開了一間小飯鋪。老魯為人慷慨,經常請人吃包子。一個朋友退伍,想出售私自攜帶的一支槍而被“關起來”,老魯花了四萬元才救出這位朋友。老魯最后所剩無幾,不免有些頹廢,“幾乎頓頓喝酒,‘吃了喝了,都在我肚子里,誰也別想’。”再就是買了個新的水煙筒,美其名曰“高射炮”。他打趣說自己就準備帶著這尊“高射炮”回山東老家。

老魯究竟能否榮歸故里?小說沒做交代。也許他就像《落魄》里那個揚州人,一直頹廢下去。也許他也會像那個私賣槍支的朋友,因為甚么事而成為“囚犯”。他甚至會像《他眼睛里有些東西,決非天空》里的那個兵,最后填于溝壑。即使老魯躲過上述不幸且饒有資產,但全面內戰轉眼就要爆發,他果真能回到山東故鄉并見到“老娘”嗎?

那所學校的“校警多是退伍的兵”,汪曾祺寫了一個“老魯”(同時還有也是從部隊“下來”的老劉、老吳),等于寫了抗戰勝利初期退伍老兵的一個典型,由此折射出戰前、戰時和戰后士兵生活的若干側面。《文藝復興》版《老魯》最后說“現在,我離開云南將二個月了,好快!”《老魯》很可能寫于1946年9月至10月之間,這無疑是汪曾祺在上海創作的關于舊軍隊底層士兵生活最充實的短篇小說——但照例沒有正面涉及戰爭或戰事的任何內容。

四 更趨激越的戰爭寓言

告別上海之后、轉到北平之初,汪曾祺創作并發表的兩篇小說和一篇高度小說化的散文,構思精巧,寄托遙深。盡管現實所指依舊模糊,更多采取寓言和暗示的手法,但反戰厭戰的情緒反而更趨激越。

發表于《新路》周刊第一卷第九期(1948年7月10日出版)的短篇小說《斑鳩》,首先呈現給讀者的是汪曾祺少年時代就開始喜愛的屠格涅夫式純凈優美的樹林與原野的景象,“秋天像一首歌,溶溶的把我們浸透”“我們享受著身體的優美的運動,用使自己永遠記得的輕飄的姿勢,跳過了小溪,聽著風流過淡白的發光的柔軟的草葉,平滑而豐盈,像一點孤帆,航過了一大片平地。”但真是好景不長,這群愉快地徜徉于樹林原野的孩子突然發現一個“猛厲”的獵人正在追躡一只漂亮的斑鳩。斑鳩無論如何拼命飛翔、躲閃,都無法逃脫冷靜而老練的獵人的槍口。獵殺斑鳩的場面“吸住了”孩子們善良稚嫩的心——“這個林子充滿一種緊張的,迫人的空氣,我們都為這場無聲的戰斗吸住了,都屏著氣,緊閉嘴唇,眼睛集中在最致命的一點上面而隨之轉動。”

終于斑鳩顯出疲倦、慌亂、踉蹌,獵人抓住機會果斷開槍,“好快!我們簡直沒有來得及看他怎么一抬槍,一聲響,喨極了……”獵人不經意地隨手拾起地上已死的斑鳩,帶著滿足與快感,又裝上一粒新子彈,然后走出了林子。

全篇刻意突出三個敘事環節:獵人執拗而冷酷的追殺;斑鳩可憐而無望的掙扎;孩子們的驚恐、緊張以及一切過去之后無法形容的空虛與惶惑——

“現在我們干甚么呢,在這個寂寞的樹林里?”

汪曾祺對斑鳩情有獨鐘。三十四年之后(1982年)他在新疆伊犁聽到數聲鳩鳴,油然想起“我家的荒廢的后園的一棵樹上,住著一對斑鳩”“我小時常常在將雨或將晴的天氣里,諦聽著斑鳩,心里又快樂又憂愁,凄凄涼涼的,凄涼的那么甜美”“我的童年的鳩聲啊”。他還說昆明應該有斑鳩,但他在昆明讀書時竟沒有聽到鳩鳴。上海沒有斑鳩。北京、張家口也都沒有。他好像到什么地方都會注意諦聽斑鳩的鳴叫,若說鳩鳴伴隨汪曾祺的一生,恐怕并不夸張。這一切都源于他對幼時自家花園里那一對斑鳩的喜愛。不管這是否《斑鳩》里那只不幸的斑鳩的原型,但毫無疑問《斑鳩》描寫的那場無情的獵殺肯定牽動了作者最深的感情。不知名的獵人捕殺了一只小小的斑鳩,也撲滅了林野中原本獨屬于孩子的那份寧靜與優美。汪曾祺模仿魯迅《明天》結尾寫魯鎮寡婦單四嫂子失掉愛子后那種感覺的“異樣”,來描寫孩子們無法療愈的哀傷,“整個林子一時非常的靜,非常的空,完全松了下來。和平了,只有空氣里微微有點火藥氣味”。

孩子們眼里“這場無聲的戰斗”尚且如此,投入千軍萬馬一決勝負的戰爭又將如何?作者規避宏大敘事,只在類似魯迅《明天》的一段描寫之后,添加“和平了”三字,營造出一種混雜著諷刺與悲哀的情緒效果。這種有意模糊所指對象的寓言式敘事不會具有太大的社會認知意義。若論其藝術價值,或許只是凸顯了“這場無聲的戰斗”對幼小心靈的傷害。事關國家民族命運抉擇的偉大戰爭豈能由幾顆幼小心靈的震顫來判斷是非對錯?但孩子們的心靈感受是否因此就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計?這里就蘊含著歷史與藝術既悖離又糾纏的奇妙關系。

一周以后(1948年7月17日)發表于《新路》周刊第一卷第十期“文藝”欄的《蜘蛛和蒼蠅》,更將缺乏具體針對性的反戰厭戰主題在寫法和情緒渲染上推向極致。這篇高度小說化的散文并未采取《斑鳩》的兒童視角,只是煞有介事地寫“我”搬入一間新租房,百無聊賴中細心觀察一只蜘蛛吞噬蒼蠅的全過程。若說有何特別之處,那就是作者繪聲繪色地描寫了蜘蛛如何死死咬住蒼蠅不放,由此獲得某種歹毒的快感;蒼蠅又是如何竭力掙扎,演繹著脆弱生命的絕望和無奈。有幾個片刻,瘋狂進食的蜘蛛幾乎“達到生命的狂歡的頂點”,也達到了恃強凌弱者之惡毒與丑陋的極致。透過目不轉睛的持續觀察與令人窒息的細節描寫,作者對蒼蠅的同情、對蜘蛛的憎惡都溢于言表。

蜘蛛吃到一半,暫作休息,一旁觀戰的“我”終于介入這場不堪入目的“戰爭”。“我”將已然被咬得殘破不全的垂死蒼蠅硬塞到吃飽吃累的蜘蛛面前,逼它繼續吞噬,“一直弄得這個霸王走投無路,它變得非常激動起來,慌忙急迫,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機警和鎮定,失去了尊嚴,我稍微感到有點滿意。”這種似乎魯迅《鑄劍》開頭眉間尺逗弄掉進水缸的老鼠的惡作劇當然無法改變眼前血淋淋的一幕,緩過勁來的蜘蛛毫不在意“我”的態度,一如既往繼續執著地吞噬蒼蠅。甚至趁“我”不注意時,蜘蛛已經在蒼蠅周圍“結了個略具規模的網了!”最后“我”只能看著被徹底嚙死的蒼蠅“一縷英魂裊裊的升了上去”,無可奈何地叫一聲“阿門”。

《蜘蛛和蒼蠅》通篇描寫動物界的弱肉強食,最后卻陡然另起一行,卒章顯志——

“我打開了今天的報紙。”

那時候每天的報紙(包括發表汪曾祺這篇散文化小說或小說化散文的《新路》周刊)都充斥了關于戰爭的報道和議論。當時的讀者自然不難看出這則近乎游戲的小故事乃是作者對戰爭所發出的極其辛辣的寓言式諷刺。但《蜘蛛和蒼蠅》除了凸顯動物界一場無人在意的“戰爭”的兇殘與丑陋,以宣泄作者對人類之間戰爭的恐懼和厭惡,此外并未傳達現實中的戰爭的任何信息。這畢竟只是一則抽象而超然的寓言,不會有人對號入座,將蜘蛛和蒼蠅想象成正在戰場上廝殺的雙方軍隊。

相對而言,發表于1948年7月18日《平明日報》的《鎖匠之死》就顯得從容豐滿得多了。小說清楚地交代故事發生于“我們城里”,“我”還在讀“初級中學”時。主角是一個王姓年輕鎖匠,但也包括許多不知名的“小城里的人”(“我的那些尊貴的同鄉們”)。主要事件是地方民團(“保衛團”)以“通匪”的罪名抓住靈巧、善良而無辜的王鎖匠,并很快將他公開槍斃——當地方言叫“銃”。

《鎖匠之死》也有三個被刻意凸顯的重要敘事環節。首先是王鎖匠。他有老婆孩子(小說一筆帶過)、本分善良(“怪和氣的,怪規規矩矩,說話,待人,哪一樣不好好的?”)、樂于助人(曾經在火場中冒險救出對門豆腐店一對母女)。王鎖匠與眾不同之處尤其在于他心靈手巧,不僅精于銅匠鎖匠的各種傳統手藝,還善于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術,最后竟然神奇地由“王鎖匠”變成“王老桂”(當地人稱那些能駕馭和修理農用機器的技工為“老桂”)。

王鎖匠還養了一只歌聲婉轉清亮的可愛的百靈鳥。他對生活的熱愛超出功利計算,達到了審美境界。他跟著來自外鄉的“老桂”學習如何駕馭和維修機器,也并非打算偷學技藝然后取代人家,而只是出于對新技藝的單純喜愛。他沉酣于純粹的技藝,由此獲得超功利的近乎游戲的精神滿足。這個“了不得的鎖匠”屬于汪曾祺從1940年代末上海時期《戴車匠》《雞鴨名家》等小說開始著力塑造的那一類富于傳奇色彩、“沉酣”于各種技藝的民間匠人的系列。不同的是汪曾祺筆下別的匠人尚能安居樂業,無憂溫飽,這個王鎖匠到頭來卻遭受了無妄之災。惟其如此,王鎖匠的死才更加令人不勝唏噓。

其次小說寫到“我的那些尊貴的同鄉們”。汪曾祺對故里鄉親一般總是充滿善意,不吝褒詞。偶爾碰到個別不肖之徒,也只是謔而不虐,輕輕打發過去。但《鎖匠之死》一反常態,幾乎像魯迅對其所憎惡的“S城”居民那樣加以無情剖析,“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作為集體的“我的那些尊貴的同鄉們”毫無特操,用得著王鎖匠時就百般贊許與討好,一旦聽說王鎖匠犯了“通匪”之罪,就立刻搶占安全的道德高地,毫無根據地全盤否定過去被他們贊許的王鎖匠所有的善言善行。魯迅所謂“民眾的罰惡之心”在“我的那些尊貴的同鄉們”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此外他們還酷愛圍觀“銃人”,肆意展現其動物的嗜血本能。如果沒機會看“銃人”,“我的那些尊貴的同鄉們的一部分情感當然要無處擱處了。”他們還極端自以為是,盲目排外。若有人“撇‘官腔’”,不說“銃人”而說“槍斃”,他們的“脆弱的自尊心一來就碰傷了”,勢必群起而攻之。《鎖匠之死》典型的國民性批判以及上述《斑鳩》《蜘蛛和蒼蠅》模仿魯迅小說的有關細節,說明汪曾祺對魯迅的推崇早在1940年代后期就開始了。

第三,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始終采取少年視角和少年心態。“我”洞悉“尊貴的同鄉們”的心肝肺腑,欣賞王鎖匠的技藝和為人,相信他絕非匪類(頂多只是被土匪強拉去修理槍支)。正因為“我”與人為善,明辨是非,愛好那些包含著藝術審美因素的民間技藝,所以“我”對王鎖匠的遇害痛心疾首,不惜對通常總是溫情追憶的故鄉投去失望和憎惡的一瞥——“我們城里是個銃人銃得最多的地方,這簡直是她的最大的特色。要是把這個特色取去,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代替他的。每年要是沒有那么些人槍斃,我們的城是甚么樣子呢?我怕我要不認得她了。”

對善良、無辜、優秀的王鎖匠之死的扼腕嘆息,最終上升到對整個環境的控訴。盡管通篇缺乏具體所指,但不管作者言辭如何躲閃,態度如何模糊,姿態如何超然,但小說背景既然設定于“我”還在讀“初級中學”時(全面抗戰爆發之前),讀者當然有理由推測,作者是在控訴當時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以“通匪”(共產黨)罪名隨意殺害一位無辜的鎖匠。這一細節足以將《鎖匠之死》與看似沒有任何現實針對的《斑鳩》《蜘蛛和蒼蠅》區別開來。

五 輾轉于“京海”之間

無論全然采取寓言形式的《斑鳩》《蜘蛛和蒼蠅》,還是趨向寫實然而故事背景被前置于抗戰爆發之前的《鎖匠之死》,無疑都只是對戰爭的委婉控訴,與時代氣息太過隔膜。

早在1947年夏秋之際,在包括孟良崮戰役在內的全國各地一系列大捷之后,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呈“品”字形挺進中原,解放軍正式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進入1948年,截至3月(汪曾祺離滬抵平之時),東北野戰軍已將國民黨軍成功壓縮在長春、沈陽、錦州三座孤城。3月至7月(汪曾祺這三部作品發表之前),經過一系列戰役性的勝利(包括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整個關內也已經是一邊倒的形勢,接下來便是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三大戰役。伴隨著軍事上的大轉折,輿論和人心向背也益發分明。在攻守之勢已成定局的情勢下,汪曾祺的創作縱然在同情弱者的感情深度與文字描寫的嫻熟技巧兩方面都不同凡響,但也難以滿足當時一般讀者對戰爭書寫更分明更熱烈的期待了。

發表《斑鳩》《蜘蛛和蒼蠅》的《新路》周刊創辦于1948年5月,出到1948年12月第二卷第六期即告停刊。編輯發行者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吳景超、樓邦彥、谷春帆、劉大中、龔祥瑞、吳鐸、蔣碩杰、吳恩裕等為主要撰稿人。這是由一群試圖奉行“第三條道路”的知識人在天地玄黃之際倉促創辦的時政暨學術類刊物,在影響力上一度與上海的《觀察》旗鼓相當。或許因蕭乾答應負責編輯文藝欄(蕭本人后來予以否認),汪曾祺成了該刊文藝欄作者之一。發表《鎖匠之死》的《平明日報》文藝副刊由沈從文主編,雖說是傅作義華北“剿總”機關報,實際操控者卻是李炳泉等中共地下黨員(李炳泉后來成為傅作義與共產黨秘密接頭的談判代表)。

盡管這一報一刊的編輯者始終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諸多政策(包括由其一手挑起的內戰),但畢竟身處北平城內,所有的抨擊仍站在國民黨政府諍友乃至諍臣的地位,對中共則談不上公開的同情與支持,因此在左翼人士眼里,《平明日報》文藝副刊和《新路》周刊文藝欄都是被“京派”代表作家沈從文、蕭乾、朱光潛等人和一群奉行“第三條道路”的學者所把持,整體上恪守自由主義者的一貫立場。“《新路》在不到一年的生命中,先后遭到了共產黨的排斥、香港左派人士的攻擊和國民黨的警告、封刊”,兩面不討好的立場注定無法逃避這樣的結局。

1948年7月汪曾祺在這一報一刊密集發表《斑鳩》《蜘蛛和蒼蠅》《鎖匠之死》,確乎有些顯眼。筆者未能查閱汪曾祺抵達北平之后直至發表《鎖匠之死》之前全套《平明日報》,無法作比較研究。單就《新路》一卷一至二十四期、二卷一至六期“文藝欄”一共發表的三十三篇作品而言,具有鮮明反戰思想的不過十二篇,其中馮至、沈從文、李蕤、李瑛、沱水(陳落)、袁可嘉等人的十篇散文、隨筆和詩歌,要么悲痛地回憶抗日戰爭中失去的友人(李蕤《哀念》),要么隱忍地描述戰爭給城市貧民和郊野鄉村帶來的凋敝(沱水《皈依的時代》、李瑛《菜市》《一個小都市的南角》),要么委婉地訴說思想界、教育界感到的荒涼與壓抑(馮至《郊外聞飛機聲有感》、沈從文《霽清軒雜記》、袁可嘉《詩三首》)。其他大部分作者,包括蕭乾、楊振聲、艾蕪等名家以及畢基初、蕭輝楷、單復、少若(吳小如)等新秀,都謹慎地回避著戰爭的話題。唯有汪曾祺《斑鳩》《蜘蛛和蒼蠅》以寓言小說的形式將戰爭的野蠻與殘酷渲染得觸目驚心,也將作者反戰厭戰的情緒宣泄得淋漓盡致,而這又與作品本身所達到的較高藝術水準相得益彰。藝術上的相對成熟無疑令汪曾祺在《新路》文藝欄作者群中顯得尤為特立而挺出。

很難說《平明日報》和《新路》的辦刊宗旨催生了汪曾祺這一組反戰厭戰的寓言作品,抑或汪曾祺一貫的反戰厭戰思想與這一報一刊有所契合。但他與當時聚集在這一報一刊周圍的“京派”文學代表性人物確乎關系密切,其反戰厭戰之作在藝術上誠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但汪曾祺跟《新路》文藝欄大多數作者一樣都始終刻意模糊著政治道路的抉擇,始終站在仿佛超然的立場抽象地反對戰爭本身。汪曾祺在上海時期一度獲得的左翼進步色彩或許并未全然褪去,但客觀上毋寧說還是更加靠近了很快就將土崩瓦解的北方“京派”。

青年作家汪曾祺當時可能無暇顧及文學以外社會政治的復雜經緯。古老而又現代的中國早已走到歷史性抉擇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他無力解答。他所能做的只是一如既往關心弱者和底層民眾(包括他本人)的憂樂悲喜,同時“沉酣”于自己最喜愛也頗為擅長的語言文字的藝術,希望以此為渺小靈魂暫且抵擋天地玄黃之際巨大不安的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