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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主義之間的“問題”——五四前后胡適的思想傾向
來源:《近代史研究》 | 周月峰  2026年05月06日12:29

1921年的胡適

引言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立刻引起藍公武、李大釗等人撰文論辯,而間接響應或質疑的文字更是不勝枚舉。胡適幾年后曾說,該文“引起了無數的抗議:北方的社會主義者駁我,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痛罵我”[1],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便是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影響當時人們的思想很大”,使得思想界“無形中成為兩派”。[2]周策縱認為這次短暫的論戰“引起新式知識分子領袖之間的一場風暴”,且可“作為分裂開始的信號”。[3]因其重要影響,“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語早已化作五四時期的流行語,成為“言論界的一句格言”。[4]而這一論爭也成為學界長期關注的熱點。[5]不過,既往有關“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研究,多聚焦“主義”,而比較忽視“問題”本身的豐富內涵。

《每周評論》1919年7月20日,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曾反復談論《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緣起,常將此文置于兩種譜系中敘述:其一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或某種社會主義的脈絡;其二是從不談政治轉向談政治的脈絡。兩種敘述均已影響眾多后來的研究者。然而,胡適事后自述的兩種譜系均有“倒放電影”式的建構,而且彼此不無內在的緊張。若以胡適反主義、談政治的敘述為標準,則在主義的脈絡中,似乎確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樣: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陳獨秀是胡適針對的對象;但在談政治的脈絡中,他們卻又像是胡適所支持者。蓋李、陳正是既談胡適所反對的主義、又談胡適所贊成的政治。此中的矛盾恰說明,胡適實際的針對或許比他事后的敘述及我們的既有認知更為復雜。

進而言之,胡適的兩種敘述脈絡提示出“問題與主義”之爭或許內嵌于一個更持續而基本的爭論中,那就是新文化運動以降,解決國事到底應該從政治改革下手還是從社會改革下手的不同取向。[6]王光祈在當時就注意到:

我們同輩的青年,大多數還是一種迷惑狀態。只就“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這個問題而論,大家心中都有一個疑問了:我們還是從政治下手嗎?還是從社會下手嗎?現在又添上“問題與主義”這個問題,大家更疑惑起來:我們還是研究主義嗎?還是討論問題嗎?[7]

此種焦慮在當時思想界頗為普遍。稍后周作人在解釋自己“最不喜歡談政治”的原因時便特別強調“不是由于什么主義與問題”[8];而在張競生晚年的記憶中,更誤將胡適的主張表述為“少談政治,多談問題”,李大釗的反駁則成了“問題——尤是社會問題,能夠脫離政治嗎”?[9]這樣的表述與記憶未必準確,但都揭示出在一般認知中,“問題與主義”與是否談政治有著緊密的關聯。

換言之,“問題與主義”和“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在當時是兩組相互嵌套且不無緊張的論題。既然“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發生與時人對于政治與社會何去何從的糾結疊加在一起,則在研究時同樣需要關聯思考。而問題是,胡適的思慮為何及如何從思想文藝與政治的對峙轉向問題與主義的對峙?兩組對峙有著怎樣的關聯與矛盾?胡適在兩組對峙中又如何調整自己的思想與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兩組對峙的關節點恰恰正是“問題”:它一方面以整體形態與“主義”形成對峙;另一方面,作為復數的“問題”,內部又有著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的對峙。因此,梳理“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的“問題”,尤其是“問題”在胡適思想中的位置、“問題”的實際內涵以及是否對“政治問題”開放,不僅可以加深對五四前后胡適思想的理解,也能使當時思想界中活躍的多元改造路徑更為清晰地呈現,豐富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認識。

一、敘述的“歧路”:從不談政治到談政治

在新文化運動初起時,對于從政治入手或思想文化入手,胡適曾有過明確的表態,即“二十年不談政治”。1919年2月,《國民公報》記者就歐戰后“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的問題”采訪胡適,胡適當即拒絕談論政治。他說:“我回國的時候,就決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現在才得兩年,關于政治的問題,還須俟諸十八年以后再談。”[10]“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胡適反復言及,廣為人知。

有意思的是,在接受訪談幾個月后,胡適卻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公開批評輿論界“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11]從表面看,相隔不足半年,胡適此前嚴詞拒答政治問題,之后卻批評他人不談政治問題,兩次表述存在矛盾。不過,胡適稱所批評對象為“新輿論界的同志”,且多使用“我們”,表明在社會層面仍認同與所批評者同屬新思潮陣營,多少有點自我批評的反思意味,似在敦促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新輿論界”多研究政治問題。

胡適對此有過解釋。1922年,他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坦承,自己原本便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只不過在留學歸國途中“聽見張勛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之后,“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但是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胡適接辦《每周評論》,“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因此才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2]

胡適撰寫《我的歧路》是在他領銜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之后。當時孫伏園責怪他“走錯了路”,常乃惪也責怪他“精神不貫注”,胡適為解釋自己“變節”的原因,才有這一段事后的總結。胡適在自述中為“談政治”建構了一段前史,描述了自己從“不談政治”,到“忍不住”“發憤要想談政治”,再到想談政治而沒有機會,最后“實在忍不住”而談政治的轉變過程。而且,胡適有意消解其中的矛盾,一方面說:“我不曾‘變節’,我的態度是如故的”;另一方面又說:“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且“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并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追認為他“政論的導言”。

然而1919年底,胡適又撰寫《政治的改革與思想的改革》一文,旗幟鮮明地主張“打定主意向‘非政治的’方面努力進行”。[13]稍后,胡適更是為改變《新青年》政治色彩過濃的傾向,要求陳獨秀恢復“‘不談政治’的戒約”,并希望《新青年》發表新宣言,“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14]而陳獨秀在1920年下半年列舉當時中國主張“不談政治”的三派人中,胡適也還仍然是其中一派的代表。[15]

據此推論,如果胡適對“談政治”的前史敘述準確,那他此時公開、私下都反對“談政治”的表態便顯得自相矛盾且難以理解。反之,如果在1919年底甚至1920年時,胡適仍在持續反對“談政治”,且外界也仍認定他不談政治,那他在《我的歧路》中所敘述的1919年6月開始“發憤要想談政治”的心態以及“政論的導言”的前史,便頗有“倒放電影”式的建構。此種矛盾指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的不同定位,即那時的胡適到底是順著思想界從不談政治到談政治的風氣轉變,還是對抗著談政治的風氣,或者本就處于兩者兼具的糾結、遲回之中。

在《我的歧路》發表后,有人注意到,此前“提倡新文化的先生們起而從事現實的政治運動了”,《我的歧路》便是他們“自述活動方向改變的經過”,且“牽動了‘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的全部問題”。[16]或許可以說,正是在“活動方向改變”后,當事人對過往的敘述方向也隨之而變,“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的主次關系亦有所調整,以使過往更符合轉變之后的新方向。通過對敘述的調整,胡適將五四前后自己的思想轉變合理化。這主要表現在胡適有意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的敘述往“政治”方向“改寫”。

《努力周報》1922年6月18日,載胡適《我的歧路》

在1919年,胡適批評“新輿論界的同志”的原文為: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17]

而在1922年《我的歧路》中卻表述為:

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伙。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于是發憤要想談政治。[18]

通過對比可以看到,在原文中,除“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兩個政治問題外,還包括著人力車夫、女子解放、家庭制度等更多“非政治”問題,但是在胡適事后的敘述中,原本眾多的“問題”卻只留下了“安福部”與“上海的分贓和會”,似乎他當初之所以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全是因為“新輿論界”不談這兩個具體的政治問題。同時,在原文中反復出現的、用以與“主義”對峙的“問題”“具體的問題”,此時也已“改寫”為“具體的政治問題”。而事實上,原文甚至一次都未提到“政治”一詞。胡適原本所批評的是“研究問題的人那么少”,雖對“政治問題”開放,但絕非特指“政治問題”,而在改寫后則成了“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

胡適事后改寫的關鍵正在原文中“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一句,如果他本意不在“談政治”,那為何當初的論述要向“政治問題”開放?這一方面由于他當時意在對抗“高談主義”式的改造方式,而非區隔“談政治”(詳后);另一方面更與胡適作為臨危受命的《每周評論》主編這一“公人”身份有關,因職責所在,故在立說時,常常需要在自己“想”說的話與主編“應”說的話之間有所權衡。

在1920年之前,《新青年》同人對《新青年》的定位大致有“不談政治”的默契。周作人曾明確指出,“《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約不談政治”。[19]而且,據胡適回憶,《新青年》“不談政治而專注意文藝思想的革新”,那是他的“主張居多”。[20]

與《新青年》不同,由陳獨秀、李大釗積極發起的《每周評論》“是一個談政治的報”。[21]那時陳、李“忍不住要談政治了”,故在胡適奔喪南下后,“就發起《每周評論》,用白話來做政治的評論”。[22]胡適晚年回憶時也說,陳、李當時不以他“不談政治”的禁約為然,認為“適之不談政治,我們要談政治”,又因“《新青年》不談政治”,故決定“另辦一個周刊——《每周評論》過過癮”。[23]換言之,陳、李等“政治興趣甚濃的朋友們”不同意胡適“不談政治”的建議卻又尊重其禁約,才特意在《新青年》之外創辦《每周評論》,“來發表政見、批評時事和策動政治改革”。這樣,“《新青年》雜志便可繼續避免作政治性的評論;同時他們也可利用一個周刊來得到談政治的滿足”。[24]

胡適清楚《每周評論》的發行原是尊重他“只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故頗能領受陳、李的好意。因此,他對于《每周評論》談政治的傾向雖不以為然,但也“不曾批評它”。不過,胡適為遵守自己的禁約,即使被約稿,但“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陳獨秀被捕,胡適代編《每周評論》,情勢才發生變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25]

在新文化運動中,新文化人原本有一個基本預設,即思想、文化、社會的議題比政治議題更根本,《每周評論》的創刊則是上述基本預設開始動搖的表現。胡適最初與《每周評論》有意疏離恰說明他當時并未認可此種動搖,希望有所堅守。但當他“越俎代庖”主編《每周評論》,即表明其受到此種動搖的影響,只不過尚有被動意味。所謂“不能不”,多少有不得已的無奈之感。此種無奈正來自于胡適作為“談政治”的期刊《每周評論》主編這一“公人”新身份與“不談政治”的禁約之間的緊張。陳、李是胡適的好友,況且《每周評論》本是陳、李尊重胡適的產物,胡適更是因陳獨秀被捕、李大釗避走鄉間而不得不接辦《每周評論》,本帶有義不容辭的“前赴后繼”意味,若他一旦接手就立刻廢去或公開反對雜志“談政治”的傳統,不僅是對當局示弱,更是對朋友落井下石。[26]

就此而言,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所提到的“問題”,未必全是胡適私心“想”要討論的問題,還有作為主編“應”說的問題。他在文中說: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狠!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27]

實際上,胡適在文中所提到的這些“問題”,多是《每周評論》自創刊半年多以來最為關注的議題,除對南北議和問題持續討論外,如第8期、第13期的人力車夫問題,第3期、第4期的大總統權限問題等。質言之,胡適所列舉的諸多問題,是對陳獨秀、李大釗所關心的問題的延續,有代《每周評論》立言的成分。

與作為《每周評論》主編的“公人”所列舉的“問題”向政治開放不同,胡適在同一時期發表于其他報刊的言論,如《杜威的道德教育》《論貞操問題》《實驗主義》《中學的國文教學》《論大學學制》《我為什么要做白話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仍體現從思想文藝入手的改造路徑,全無具體的政治問題。[28]

尤其重要的是,胡適稍后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總結了新思潮中“研究問題”方面的內容:

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等等。

胡適在文中雖將“研究問題”定義為“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但除“女子解放問題”外,所列舉的十種問題不僅與“問題與主義”之爭中所提到“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全然不同,且主要是社會上、宗教上、文學上的種種問題,恰恰不包括類似南北議和、安福部解散等“政治上”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說那是“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志與報紙”便可以看出的“問題”,但對于《每周評論》最關注的政治問題卻只字不提,仿佛《每周評論》不在那“兩三年以來的新雜志”之中。[29]

進而言之,胡適擔任《每周評論》主編后,雖不能不履行“公人”職責,無法在《每周評論》上公開反對“談政治”,甚至“不能不談政治”,但胡適所談的政治仍與陳獨秀、李大釗不同。胡適代理筆政后,所撰寫的社論文章有《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第28期)、《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第31期)、《一個問題》(第32期)、《三論問題與主義》(第36期)、《四論問題與主義》(第37期)等數篇,都很難算是“談政治”,更非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因此,胡適后來才將其稱為“政論的導言”,而非政論“本文”。有意思的是,即使在短評中涉及具體政治問題,胡適也多署筆名。周作人就注意到,胡適“向來寫文章的態度很是嚴肅,不主張用別號,也不說游戲話或激烈一點的話。但是他代編的時期,他用過好幾個別號”。[30]用別號談政治的行為頗具象征意味,似乎正是區分于“向來”不談政治的胡適。

胡適在晚年回憶時說,當時他“既然無法避免談政治”,那就“決定談點較基本的問題”,作為“新嘗試”,方才寫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31]所謂“無法避免”,仍有被動意味,離“發憤要想談政治”的主動心態有不小的距離。同時,他所說“較基本的問題”,暗含對此前理念的執守,并未完全順從《每周評論》“談政治”的定位,而加入“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問題如何解決”這類具體政治問題的討論。就此而言,胡適選擇談一些超越于具體政治的“較基本的問題”,便體現了其有意區隔于政治的改造路徑。

二、胡適的“問題”:政治的文化基礎

在既有認知中,《每周評論》是《新青年》的盟友,精神上“有相通的質素”,被認為都是提倡新思潮的刊物。[32]自外部而言或許確實如此,但自內部言,《每周評論》卻是《新青年》同人在“談政治”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后妥協的產物。它的發行提示《新青年》同人內部面臨對早期新文化運動路徑——以思想文藝改造國家的某種動搖,以及隨之產生的分工甚至“分裂”,其實質是兩種改造路徑的競爭,即王光祈所說“還是從政治下手嗎?還是從社會下手嗎”?

胡適在五四前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無疑主張從“社會下手”。他曾在1922年解釋此前幾年“不談政治”的原因:“我們這幾年所以不談政治,和許多不談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們當日不談政治,正是要想從思想文藝的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非政治的基礎。”又說,他決心“二十年不談政治”是“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33]

即使在正式談政治之后,胡適仍“認定思想文藝的重要”,而政治不過是“二千年思想文藝造成的惡果”;當時中國最大的病根,“并不是軍閥與惡官僚”,而是國人“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這些東西“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才是他們的“真仇敵”。當時之所以破例談政治,是因這個“小孫子——惡政治”實在“太壞了,忍不住先打擊他”;但并未忘記“打倒惡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藝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34]此后在不同階段的回憶中,胡適也多將“不談政治”解釋為要“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要替將來中國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礎”,而其做法,是要“專從文學和思想兩方著手,做一個純粹的思想文化運動”。[35]

與晚年所用“較基本的問題”的表述相似,在不同時期的回顧中,胡適都用了“基礎”一詞。此種思慮背后,是新文化運動中思想界所廣泛接受的思想、文化、社會比政治更根本的基本預設。正如陳獨秀所轉述的《新青年》同人及讀者的觀點:“我輩青年,重在修養學識,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甚么政治呢?”[36]當時新文化人認為即使要改造政治,也需要從超越具體政治的更基礎性的思想文藝下手,反而認為對具體政治問題的解決,是浮于表面的“點滴改造”,是舍本逐末。哪怕在“忍不住”談政治之后,胡適這一思維邏輯并未根本改變。而在五四前后,相比于在《每周評論》中提到的“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胡適顯然更提倡研究《新思潮的意義》中的十類在他看來具有根本性的思想文藝問題。

與之可為對比的是,陳獨秀在五四前一年談“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時,也有意區分“普通政治問題”“行政問題”與“政治根本問題”,聲明他“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陳獨秀當時在不談政治的氛圍中,想要談政治,不得不有所解釋。而此種解釋頗能揭示新文化人不同程度追求“根本解決”的心態。如果說《新青年》同人將“問題”區分為政治問題與更根本的思想、文化、社會諸問題,而此時陳獨秀則更進一步將政治問題區分為“普通政治問題”與“政治根本問題”,即使談政治,也要談超越具體政治的“政治根本問題”。

也正是在超越具體政治的一面,張東蓀的思慮與胡適相近。張東蓀在五四后宣言,“國家的革新是沒有取巧的捷徑的,是必須經過那條思想革新的大路的”。[37]因此,陳獨秀稍后說在中國“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而在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38]

然而,胡適雖然整體仍執守于從思想文藝著手的改造路徑,但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批評“新輿論界”“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的表述,透露出對政治問題開放的姿態,甚至有轉向談政治的跡象,實動搖了他自己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界原有的改造路徑。況且,胡適在五四思想界的地位正如日中天,其一言一行,常能竦動觀聽。當時有人提醒,“胡先生的話,在現在為一般青年轉移”,對于“問題與主義”,“恐怕有人拾一二唾余,據以矜炫”,由此影響到青年風氣。[39]因此,胡適看似轉換路徑的表述,即刻觸動到思想界的敏感神經,引起不少回應。

當時華林就反駁胡適說:“研究問題也可以被壞人利用”,“萬惡官僚,何曾不利用‘研究討論’?”他進而提醒,當時最要緊的事,“是極端不承認舊勢力的存在,各謀自決的方法”,因此“必不能染點政治思想”,而應“人人服務社會”。華林當時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或即是胡適印象中“痛罵”他的“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始前,華林就曾指出,“什么南呀、北呀、護法呀、非法呀,皆是弄的一團糟”,因此提出“政治罪惡,萬萬不能信任”。[40]

無獨有偶,王光祈對胡適有關南北議和、安福部問題的提法頗為不滿,質問道:“南北軍人一時高興和了,一時又發怒打起來了,胡先生有何方法,使他‘必和’‘不打’?又如安福部解散了,他再可以組織福安部。……胡先生又有何方法使他再行解散?”他進而批評胡適“因時因地因事解決具體的問題”的主張,是“頭痛醫頭,足痛醫足”,只不過“美其名曰研究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祈提醒胡適:“現在一切富于惰性的政客,終日奔忙,何嘗不是要解決零碎的問題?”[41]這提示出“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問題如何解決”這類政治議題,也正是當時“政客”所關注的。

王光祈(1892-1936)

從表面看,王光祈是在批評胡適倡導“研究問題”的“零碎解決”傾向,但實際上,在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所列舉的眾多問題中,王光祈單挑出“研究南北怎么樣議和,安福部怎么樣解散”加以批駁,絕非偶然。事實上,王光祈一直主張從社會著手進行改革,反對政治活動。他在1919年初時就斷言社會事業為“建造‘少年中國’之唯一良好手段”。其好友李璜則補充說:“從前之改革家,皆從高上做起,吾輩今日則從底下做起。”[42]“底下”與“高上”隱含的正是社會與政治的區隔,也是“吾輩”與“從前的改革家”的區分。兩年之后,王光祈又在此基礎上概括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正是“吾輩與舊日黨人不同之點”,甚至關系到新文化運動的存亡,茲事體大,必須旗幟鮮明。[43]

在華林、王光祈與李璜的表述中,服務社會與“染點政治思想”、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吾輩”與“舊日黨人”一一對立。對于新文化人而言,原本對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相對清晰,而胡適批評“新輿論界”不研究安福部、南北問題,恰恰模糊了社會與政治的區隔,也模糊了新文化運動與非新文化運動的改造路徑,更模糊了“吾輩”與“彼輩”的區分。

按照王光祈稍后的劃分,胡適原屬于“社會的政治改革”陣營,是“吾輩所承認者”,然而若一旦向“安福部問題”“南北問題”等政治議題開放,則改造路徑也就從“社會的政治改革”滑向“政治的政治改革”,被王光祈批評為“眼光短小,不足有為”,“吾輩所不取”。他當時特意提醒胡適,不要蹈梁啟超、章太炎的覆轍,在“社會基礎未立”時,輕易“從事政治”,以致“身敗名裂”。[44]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自述中說自己“發憤要想談政治”雖有建構成分,但“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的自定位卻又是實情。他曾特意將有關滇黔當局筑辦西南三省鐵路合同的報紙圈出,函寄王光祈并提醒“此合同有害”,囑其注意。王光祈以此為例,認為胡適雖宣言“不喜談政治”,其實“極留心當世政治”,甚至政治問題“無論大小,皆不肯輕輕放過”。周作人晚年也說,胡適“的確有他的可愛處”,證據便是他既“喜談政治”,卻又“以不談政治為標榜”。[45]就此而言,胡適并不像張東蓀、王光祈等人那樣激烈地反對談南北議和等政治問題,甚至也認為這樣的政治問題需要有人來談。杜威在中國講演時,“政治哲學”的講題就是由胡適提出。[46]他在介紹《星期評論》時,將《關于民國建設方針的主張》視為“很切實的具體主張”[47],而幾年后他在起草《我們的政治主張》時,決定以南北和會為下手的第一步,仍“自信這是最切實的主張”[48],兩次相似表述說明“問題”至少是可以包含某些“政治”的,尤其是他對南北議和等重要政治問題念茲在茲。只不過他認為,作為《新青年》同人的“我們”應注重思想文藝的改造,不宜談政治。因此,“安福部如何解散”“南北問題如何解決”,或許正是胡適日常生活中“喜談政治”的部分,在行文中自然流露。

有意思的是,與王光祈等人的批評相反,《中華新報》主筆張季鸞對胡適向政治開放的言論深表歡迎。他在“問題與主義”之爭時觀察到當時的思想界“對南北問題,始而厭戰終而厭和,甚乃厭聞政治”,尤其批評“近時論者”將南北問題視為“乃政客的事,吾輩不必管,且亦無管之價值”。進而指出:“改造自決,要須一步一步做去,第一步之基礎,自然在排斥現在之惡政治;而欲排斥惡政治,則當然須從解決南北問題做起。”[49]張季鸞的批評針對的既是《時事新報》主筆張東蓀,也是“新思想家”整體。

面對張季鸞“講解放講改造,看將來的成績如何”的質問,張東蓀回應道:“記者敢大膽告訴他說,我們是不問成績的”,“不像你們的南北問題,要用急功近利的方法去解決的”。并勸對方“大可不必來攻擊新思潮,難道還想幫助軍閥官僚阻遏新機么”?至少在張東蓀的表述中,“主張管南北問題的人”批評解放改造,是站在新思潮之外,屬于“你們”,甚至與“軍閥官僚阻遏新機”的態度更為接近。他奉勸仍在關注南北問題的國人“回頭是岸”:“南北問題與解放改造問題,性質根本不同,一個是一條長路,只要有耐性去走,終有走到盡頭的日子;一個是‘此路不通’。”在行文中,“我們”與“你們”的分野明顯,“你們天天去碰這‘此路不通’的墻頭,把鼻子碰腫了,也無辦法。所以我勸你們‘回頭是岸’了”。[50]其本質是勸時人將注意力從政治轉回到文化運動,又與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批評“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針鋒相對。

在五四時期,張季鸞主編政學會機關報《中華新報》,在“新輿論界”的認知中,更接近“舊日黨人”而非“吾輩”。他此前就對五四思想界或談主義或談思想文化問題頗為不滿,而主張多討論“國家建設”的迫切問題,其中就包括南北議和及制憲問題。[51]因此,胡適當時批評時人“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雖明言是“奉勸現在新輿論界的同志”,但在當時的思想分野中,無意中又靠近“舊日黨人”的立場,甚至有幫助“軍閥官僚阻遏新機”的嫌疑。其結果不僅引起李大釗、藍公武、張東蓀、王光祈、華林這些新文化人的辯難,還成了新文化運動批評者張季鸞進一步反對新思潮的例證。

這樣的情況恐怕是胡適始料未及的。因此,他在《三論問題與主義》的表述中,雖仍然向政治問題開放,說“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但已不提南北問題、安福系問題,而改用俄國新憲法作為“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的代表。談南北問題或許尚有“舊日黨人”的色彩,不容易區隔新舊,而談蘇俄問題顯然屬于新派專利,甚至不無“過激”傾向。[52]

張季鸞(1888-1941)

不僅如此,胡適稍后更特意撰寫《政治的改革與思想的改革》一文予以澄清。他在文中回顧,“民國初元以來直到現在,所謂革新運動都大〔大都〕是‘政治的’”,而新思潮運動,正起于一種新的覺悟,即:

新思潮的運動是一種“非政治的”革新運動。他的目的是思想的改造與社會的改造。新思潮的運動認定現今的政局是沒有解決的捷徑的,照現在的思想空氣,照現在智識程度,無論什么政治制度,無論什么政治手腕,都不中用。[53]

正是在這樣的覺悟中,新思潮運動“認定國家的改革是沒有捷徑的,故打定主意向‘非政治的’方面努力進行”。他進而表明態度:

你們議和也好,不議和也好;攜手也罷,不攜手也罷;分贓也罷,分不著贓也罷;我們且努力研究社會的問題,打破社會上種種偶像,打開社會上種種束縛自由的枷鎖鐐扣(文字的枷鎖、思想的枷鎖、宗教道德的枷鎖、風俗制度的枷鎖……)。

此文是一篇重要的宣言性文字,與五四時期的核心議題相關,呈現出胡適在思想改造與政治改造不同路徑之間的取舍,也可以解構他在《我的歧路》中所建構的談政治的前史。[54]

胡適在該文中的觀點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截然不同,他此前批評新輿論界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是躲懶,而此時卻又義正詞嚴質問:

即使南北和議成功,即使南北居然統一,試問中國政局就解決了嗎?即使徐陸攜手,即使孫段攜手,即使北方的軍閥換了南方的軍閥,即使北方的安福部換了南方的政客,試問中國的政局就解決了嗎?

他進而借用蘇格拉底被宣告死刑時的話,代表“新思潮運動對于政客”宣言:“你們走你們的路,我們走我們的路!”此中“我們”和“你們”的劃分,頗可玩味。

胡適該文刊載于張季鸞所主筆的《中華新報》,此或是張氏看到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對政治開放的表述引為同調,特意約稿。然而,胡適卻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的方式對其決絕回應,撇清關系,再度肯定新文化人非政治的、從思想文化入手的改造路徑,同時也解答了新派的疑慮。

進而言之,胡適心中有著多重的糾葛。他所說的“研究問題”原本可以向政治開放,只不過更希望“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來談。然而,因新文化運動以來所確立的思想文藝的改造路徑,他又不希望《新青年》同人轉換路徑來談政治。在胡適心中,或許更希望張東蓀這樣屬于“新輿論界”的日報主筆可以多談政治,而不是轉向“高談主義”。同時,胡適更要區隔“一個人每天要做幾家報紙的社論或特評”的“上海那幾位最‘紅’的主筆先生”[55],不允許“他們”來談政治,混淆甚至淹沒了新輿論界的聲音。相比于談什么問題,誰來談同樣重要。或許正是因為“新輿論家”紛紛公開反對,反而是“主筆先生”和武人“他們”開始順著胡適的關心談“政治問題”,所以胡適才必須調整自己的表述,回到“我們的路”。

需要指出的是,胡適在此時做出這一“‘非政治的’革新運動”的宣言,除回應上述新思想界內外不同的反應外,可能與陳獨秀出獄后的思想動向不無關系。《每周評論》被取締,陳獨秀失去這一談政治的平臺后,轉而在《新青年》談起政治。當時他不僅宣言“我們雖不迷信政治萬能,但承認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頗有象征意味地第一次在《新青年》上討論“安福俱樂部”問題。[56]陳獨秀在此宣言中號稱代表“全體社員公同意見”,而胡適在《新青年》同一期也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兩者既有共通之處,也有些“一個主旨,各自表述”的意味。[57]幾乎同一時間,胡適在《中華新報》上的文章,因少了《新青年》同人的身份顧慮,可以更直截了當。可以想象,胡適類似的表態不會出現于《新青年》,更無論他代理主編的《每周評論》。

早在1917年,張東蓀就指出,到底是“借政治之力改善社會”還是“借社會之力促進政治”,是“二十年以來所未能解決之大問題”。[58]在五四前后,面對這“未能解決之大問題”,胡適即使有過動搖,但仍“打定主意向‘非政治的’方面努力進行”。換言之,胡適在當時選擇從基礎性的思想文藝問題入手進行改造,將具體政治問題的解決視為浮于表面的舍本逐末,即類似于以“基礎改造”來否定政治問題的“點滴改造”。但有意思的是,在主張“高談主義”“根本解決”式改造方式的人看來,胡適對思想文藝問題的“基礎改造”也只不過是本末倒置的“零碎解決”。就此而言,“問題與主義”之爭,是兩種同樣超越具體政治(或“非政治”)的“基礎改造”與“根本解決”之爭。

三、以問題對抗主義:兩種改造路徑的競逐

有關“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早期研究,關注點多側重于論辯各方對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李劍農將“問題與主義”之爭描述為“一派趨向提倡社會主義,以為這是救中國的良藥,一派以為中國尚沒有具備需用社會主義的條件”。后來彭明以“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論戰”來概括此次論爭。前者將“問題”對抗(或對峙)的主義定格為社會主義,而后者則更具體到馬克思主義。[59]他們的觀點或不相同,但大致傾向認為胡適的“問題”所對抗的是某種或某幾種具體的主義。[60]

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中此類印象與當事人胡適自己事后的敘述不無關聯。胡適在論爭三年后解釋當時之所以“看不過了,忍不住了”,是因為“‘新’分子”紛紛“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他晚年又回憶說:“我的意思是想針對那種有被盲目接受危險的教條主義,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來稍加批評”,且將此爭論視作“我和馬克思主義者沖突的第一回合”。[61]

此種觀點實有所見。《每周評論》在1919年7、8月間多次傳聞將被封禁,身為雜志主編的胡適為此專門致函北京警察廳,辯稱不僅不曾“鼓吹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且“曾指斥提倡此種主義者”。他又特別指出《每周評論》曾刊登“《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對于鼓吹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者,痛下針砭,可以為證”。[62]可以想象,這一表述更多是為保護《每周評論》免于被查封的權宜之計,卻也能提示出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或許多少本帶有向當局表明《每周評論》“對于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痛下針砭”的姿態。而且,此種姿態仍可從胡適作為主編這一“公人”的身份理解。實際上,《每周評論》自創刊起確實本就側重“問題”,而非“主義”。羅家倫即稱《每周評論》“專以短小精干的文字,討論國際國內的現實問題”。[63]不過,胡適此文除針對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之外,或許還有著其他更重要的意圖,即以“研究問題”來區隔新思想界日漸興起的“高談主義”的風氣。

胡適重視“研究問題”,與他受實驗主義的影響有關。張東蓀注意到,胡適是“拿實驗主義用在‘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上”。[64]如果回到實驗主義的思想脈絡之中,“問題”對胡適而言有特殊意義。胡適在介紹杜威《思維術》中論思想的五個步驟,“疑難的問題”居于關鍵位置,即“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65]在這一論述中,思想的起點在于“問題”,而思想的目的在于解決“問題”,正可見“問題”在其中的意義。他后來回憶受杜威的影響,就在于“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6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實驗主義的“問題”對胡適來說具有方法論意味。在杜威離開中國前,胡適曾總結稱,杜威在中國“不曾給我們一些關于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67]就此而言,胡適其實是以問題為方法,或以問題為主義。

在五四前后朝野新舊的社會分野相對清晰,但各種流派的思想觀念卻多元互歧、混雜難分。然而,趨新思想界中“研究問題”還是“高談主義”的不同取向,隱隱然成為朝野新舊之外新的分野。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表達的正是這種顧慮,即:“‘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了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在胡適看來,主義與問題有著競爭關系,高談主義的人越多,則研究問題的人越少,因此他才追問:“為什么談主義的人那么多?為什么研究問題的人那么少呢?”[68]

這樣的憂慮與五四前后“主義時代”來臨的語境有關。[69]在五四前后,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想文藝改造路徑開始動搖,此前與胡適等新文化人參與“研究問題”者,此時紛紛轉向“高談主義”。兩年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先驅》雜志觀察到:“近一二年來的言論界,大非五四前后的言論界了。大家都在紙上空談不著邊際的主義,并毫[無]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70]《先驅》無疑是有主義的,故絕非批評主義本身,主要是不滿于空談主義而希望進一步踐行主義。稍后有人在對“高談主義”表達不滿時,同樣特意申明自己“所不滿的并不一定是主義本身”,乃是“專門高談闊論,不去實行”的行為。[71]這不僅呈現出主義與問題的一升一降,更重要的是,提示出“高談主義”已成為一種特定的行為方式,甚至于未必關乎所談的是何種主義。丁文江將之概括為“主義高調”。[72]

藍公武、張東蓀是新思潮中這一趨向的代表人物。《國民公報》主筆藍公武曾與胡適、周作人、傅斯年等討論戲劇改良問題、貞操問題、拼音文字問題等胡適所說的思想文藝問題[73],但隨后卻“歸依了這勞動神圣的主義”,開始研究“俄國過激派”,并且計劃專注于柏格森、馬克思、克魯泡特金等八種“近代思潮”的介紹。在藍公武看來,“主義的研究和鼓吹”已經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74]而與藍公武同屬“梁啟超系”的張東蓀也在此時轉向社會主義。[75]

以后見之明看,藍公武、張東蓀的轉變無疑是從胡適所說的“研究問題”轉向了“輸入學理”。在稍早前,藍公武的《國民公報》、張東蓀的《時事新報》加入《新青年》同人的論域時,胡適曾因此“心里非常喜歡”,認為自己一方“征服了一塊地盤”。[76]或許可以想象,當胡適自認為“征服”的那些地盤,離開他們“研究問題”的論域,轉向“高談主義”時,他又將作何感想?大概確實會“大失望”吧。[77]

藍公武、張東蓀

尤其重要的是,胡適“研究問題”是一種“解決法”,主義的背后則有另一整套“解決法”。1922年,在胡適正式“談政治”之后,“馬克斯主義研究會”針鋒相對提出,“不信零碎的解決幾個問題,就能改造社會”,而是應該“先確定一種主義,以這種主義為依據而根本的解決一切問題”。[78]有意思的是,幾乎同一時間,基爾特主義者郭夢良也站在“主義”的立場上批評胡適“少讀〔談〕主義多研究問題的話”,認為教育與政治雖然都是有價值的東西,但在“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之前,“教育或政治必不能單獨得到”。具體問題的解決,最多只有“細微而又細微的改良”。他甚至覺得只有談主義才算“研究問題”,因為“談主義正是我們研究問題的結果”,反而是“胡先生們大約不曾研究問題”,至少“不曾徹底的研究問題”。他不無絕對地宣稱:“事實上只有‘主義’,并無‘問題’。”[79]

郭夢良與“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對胡適的批評已在“問題與主義”之爭的三年之后,但他們明確針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示出問題與主義對抗的持續性。同時,兩位批評者分屬不同主義(仍屬于更廣義的社會主義),但都傾向一種超越具體問題甚至否定具體問題的改造方法。而在五四之前,李大釗就曾表現出類似的傾向,他在談論“廢娼問題”時,提出種種具體辦法,但他亦強調:“這都還是些治標的辦法。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后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80]即使李大釗稍后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于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后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但也仍強調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進而將“經濟問題的解決”視為“是根本解決”,認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81]李大釗在表述中雖也使用“經濟問題”一詞,但其實并非指具體的經濟問題,而是指整體的經濟組織。他當時雖還沒有明確標出主義,但已將眾多具體問題視為“治標”,而將社會現象背后的社會組織尤其是經濟組織的根本改造視為“治本”。

羅志田已注意到,按照王光祈在1919年9月的觀察,當時出現“兩種相反的言論”,即主張“零碎解決——因時因地因事解決具體的問題”和主張“總解決——根本改造”。前者的代表是杜威和胡適,這是多數既存研究已看到的。但后者的代表卻并非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時事新報》記者”張東蓀,這一點過去論及此問題的研究者很少注意。而張東蓀當時有不少言論表現出非常明顯的想要獲得某種“根本的解決”的心態。[82]在胡適提出“問題與主義”前一兩天,張東蓀就批評“中國人因為太遷就了”,表現為“隨改革隨敷衍”,“始終沒有徹底的改革”,他比喻說:“好像一所房子,壞了一塊墻就糊上一張紙,隨壞隨糊,不想把他拆了再改造”。[83]

不確定胡適在撰寫《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時,事先是否看到張東蓀的時論,但他應該注意到張東蓀、藍公武以及思想界的類似轉向。不僅如此,在胡適提出“問題與主義”后,回應最激烈的正是“梁啟超系”的《時事新報》和《國民公報》,并且全然沒有李大釗那樣“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的反思姿態。藍公武為此撰寫《問題與主義》《再論問題與主義》,連載數十日予以反駁,側重于申述主義的重要性,甚至認為在文化不進步的社會,“問題是全靠主義制造成的”。[84]而張東蓀則以“總解決”來回應胡適所說的“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藥”[85],認為“沒有總解決便等于不解決,那零碎解決是絕對不中用的”,所以“對于零碎問題不能不有相當的界限”;又說,“有許多問題在總解決未成以前自然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便不能都顧問了”。[86]

王光祈曾指出,張東蓀的“總解決”方案隱含有超越或否定問題的傾向,認為“主張總解決——根本改造——的人,每每忽視現在具體的問題”,即“把眼前一切具體的問題,都置于不屑過問之列”。[87]忽視“具體的問題”、把“一切具體的問題”都置之不問,表明以主義為基礎的總解決方案可以繞過具體問題進行改造。后來周策縱也是站在整體改造的立場上,批評“少談主義,多提問題”式“一點一滴的改革”是“散錢滿地,尚無線穿”,未能“把思想和制度、學術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而來改進”,“不求整個全盤的解決”。[88]也即是說,“主義”與“問題”不僅在論域或話題上有著此升彼降的競爭關系,而且它們均具有“方法”的意味,而作為方法的“主義”本身就有著否定同樣作為方法的“問題”的傾向,是“零碎的解決”與“根本的解決”兩條改造路徑的對峙。

就此而言,胡適雖對幾種具體的社會主義有所不滿,但他的“問題”未必全是針對某種特定的主義,更多是以問題為方法,對抗主義式的繞過具體問題的整體改造路徑。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嚴厲批評“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是“自欺欺人的夢話”,便直指主義背后的“根本解決”。[89]正如稍后胡適的聲明,他所攻擊的便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抄襲成文的主義”。“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改造取徑正是他所評判的關鍵所在。也正因此,他才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中對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策不無肯定,說俄國新憲法中的規定都是“具體的政策”,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90]相較于“具體的政策”背后特定的主義,胡適或許更在意“具體的政策”所代表的從具體問題入手的“解決法”。

有意思的是,胡適在論爭中向政治問題開放的姿態曾受到張季鸞的歡迎,而反對“高談主義”的“根本改造”又得到章士釗的呼應。章士釗在1919年10月借助實驗主義來回應張東蓀的“突變”說。他援引胡適勸人“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話批評“今之談新思潮者,有所偏蔽,且空泛而不切實,徒然惹起社會之反感,而無益于本身”,并申明自己的議論當“列入研究問題之一”。[91]張季鸞也借此批評“新思想家憧憬于社會國家根本之改造,目前局面,視為不足重輕”。[92]可以說,章士釗、張東蓀關于調和、突變的論辯,與“問題與主義”之爭中零碎解決與總解決的對峙密切關聯,同樣對應著“主義時代”的語境,也同樣是兩種改造方法之爭。

張季鸞在當時有“政客”色彩,而章士釗又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但胡適“問題與主義”的言論無意中成為他們批評新思潮的論據。與此相似,閻錫山在稍早前也明確反對主義,斷言“無論說什么主義,皆人類精神病之微菌蟲”,“無論什么主義,皆調戲青年學生精神之媒介物”。[93]對此,《時事新報》的記者提醒“讀者不要誤會”,閻錫山“這‘非主義’的主義,和胡適之君‘少談些主義’的意思是不同的,因為胡君并沒認主義是微菌蟲,是調戲青年精神之媒介物”。[94]需要對讀者特意解釋,洽說明胡適與閻錫山在“非主義”的方面有相似之處,即使沒有到“認主義是微菌蟲”的程度,但已然容易引起誤會。因此,李大釗才感慨:“我們談主義罷,王揖唐也來談主義;我們非主義罷,閻錫山又來非主義。究竟如何是好呢?”[95]

正如藍公武在此前所預感到的,胡適的“這篇議論,恐怕會得一個意想外的結果”,而且“有為人利用的危險”。因為“中國自來在因襲勢力壓迫之下,動不動就拿經驗二字來壓人”,只因當時“新機日發,正有一日千里之勢”,舊派才“敢怒而不敢言”,而胡適的文章“若被他們利用了去”,就很可能出現“反壓的危險”。他尤其提醒,“橫豎吾們是他們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去了,他們才痛快”。[96]

無論是藍公武、李大釗抑或是胡適,心中都有“吾們”與“他們”的對立與緊張。胡適原本擔心談主義“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97],此時卻又面臨非主義同樣被“無恥政客”利用的危險。藍公武“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一語,表明“主義”已不能成為劃分“吾們”與“他們”的標準;而胡適挑起“問題與主義”的論爭,反而有可能因“問題與主義”的新對峙而模糊了“吾們”與“他們”原本清晰的“新舊”界限,甚至還有顛倒“新舊”的危機。

正是面對此種“如何是好”的困境,胡適在發表“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系列文章后,又撰寫《新思潮的意義》一文,向“新思潮的領袖”表明立場。他一方面概括新思潮的“兩種趨勢”為“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明確將“輸入學理”納入新思潮之中;且特意針對章士釗“調和論”,明言“反對調和”。另一方面,胡適卻又要對“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有所區別,以捍衛其以具體問題入手、一點一滴的改造路徑。他總結說:“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與之相比,所輸入的學理,“十部《純粹理性的評判》,不如一點評判的態度;十篇《贏余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政治論’,不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他提醒“新思潮的領袖人物以后能了解這個教訓,能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希望堅守從具體問題入手的“解決法”,以此對抗當時逐漸興起的以主義繞過具體問題的改造路徑。[98]

結語

既往有關“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研究,多聚焦“主義”,而比較忽視“問題”本身的豐富內涵。而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則常被置于反對某種主義或轉向“談政治”的兩種思想譜系之中。實際上,胡適在代理《每周評論》主筆期間身處于一種錯位中:作為《每周評論》代筆者的胡適,有著延續陳、李傳統的職責,因此在號召“新輿論界”研究具體的問題時,需要向政治問題開放;但作為“不談政治”的胡適,在不得不談政治時,卻依然選擇“談點較基本的問題”。就此而言,胡適在開始“談政治”時仍延續他看到張勛復辟、出版界沉寂后立誓“不談政治”以來的兩種基本態度:即使“談政治”,也要從比政治更基本的地方開始談;即使“談政治”,也要秉持“政治”和“非政治”有所區隔。

胡適,1958

然而,“主義”對應著新思潮中的“輸入學理”,恰恰屬于“非政治”的思想,但又可以繞過具體的思想文藝問題,直接作用于政治,不僅模糊了“政治”和“非政治”的區隔,更成為一種改造方法,否定“研究問題”。因此,胡適反對“主義”的背后,主要未必是反對具體的某種主義,而是反對將主義作為方法,取代新文化運動中既有的側重討論思想文藝問題的改造路徑,其實仍是執守于作為改造方法的“問題”。

當時王光祈觀察到思想界的兩種疑問:“還是研究主義嗎?還是討論問題嗎”,以及“還是從政治下手嗎?還是從社會下手嗎”,這兩組矛盾相互嵌套,呈現了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思想文藝改造路徑所遭遇到的雙重動搖:其一為從討論思想文藝問題轉向談政治的動搖;其二為從研究問題轉向高談主義的動搖。胡適“問題與主義”的提出,側重對新思潮“正統”的執守與捍衛。不過,他在捍衛“正統”新思潮不滑向主義這一極時,卻不知不覺滑向了同樣能動搖“正統”新思潮的另一極——政治問題一邊。這使他不得不隨時調整自己的言說。

在“從政治下手”還是“從社會下手”的爭論中,胡適主張不談政治,認為“一個國家的改革,決不能單靠政治制度的改革,決不是可以單從政治一方面下手的”,如果“政治制度不根據于思想界的空氣,沒有思想潮流作后援,是決不能有功效的”[99],因此主張從更根本的思想文藝入手,而認為浮于表面的對具體政治問題的“點滴解決”是舍本逐末。但在“問題與主義”的對峙中,張東蓀等主張從主義入手,追求“根本解決”,認為社會問題“表面上固然是社會上制度、組織不好的問題”,然而“骨子里,卻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因此“不論要把政治弄好,或是教育弄好,都非把社會的全組織弄好不可”。[100]他們著眼于社會全體,無論是具體的政治問題或具體的思想文藝問題,都不過是舍本逐末的“點滴解決”。

若以“根本解決”與“一點一滴的改造”這一對矛盾為參照,“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可以說是一對具體而微卻又更為持久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在兩組關系中,具體政治問題的解決、基礎改造(思想文藝問題的“點滴解決”)、根本解決,不僅在時序上演進更替,分別代表著五四前、五四中與五四后的流行樣態,并且隱隱中在進化序列上形成階梯式的“鄙視鏈”,后者否定前者。胡適正居于兩對矛盾的聯結點。他一面以“非政治的基礎”的思想文藝問題對抗更為具體的政治改造,一面又以“具體問題”對抗著“高談主義”的整體改造。

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高一涵曾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一文,文前有一段告白,呼應胡適:“近來有一部分官僚痛恨我們小報,因為我們稍為介紹一點新思想,便不問青紅皂白,動不動就說我們是‘過激派’”,于是“沒有法子,只好少談些主義,少管些武人、官僚私有的政治”。[101]此文與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同期發表。在文中,高一涵雖對“政治”加了限定,但仍能清晰呈現出胡適接任主筆后《每周評論》的一個變化,那就是既“少談主義”又“少管政治”。概言之,胡適的“問題”恰在政治與主義之間。

注釋:

[1]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2]蔣夢麟:《談中國新文藝運動》,臺北《傳記文學》第11卷第3期,1967年9月,第111頁。

[3]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英文初版于1960年),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17頁。

[4]堅瓠(錢智修):《本志的第二十年》,《東方雜志》第20卷第1號,1923年1月10日,第4頁。

[5]關于“問題與主義”之爭,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有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0—499頁;李新、陳鐵健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偉大的開端(1919—192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26頁;鄧野《王揖唐的“社會主義”演說和“問題與主義”論戰的緣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此后,羅志田在歷史語境中重新解讀“問題與主義”之爭,梳理了論爭的本事、整體改造和點滴改革、外來主義與中國國情、走向“行動的時代”等議題。參見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整體改造和點滴改革:“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二》,《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外來主義與中國國情:“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三》,《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走向“行動的時代”:“問題與主義”爭論后的一個傾向》,《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期。此外,林毓生、王遠義的研究側重討論“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意義,而江勇振則關注到胡適的言說與杜威思想的關聯。參見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香港《二十一世紀》1991年第8 期;王遠義《惑在哪里——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臺北《臺大歷史學報》第50期,2012年12月;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 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1—171頁。

[6]關于五四后思想界的政治轉向,參見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后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7]若愚(王光祈):《總解決與零碎解決》,《晨報》,1919年9月30日,第7版。

[8] 周作人:《我最》(1925年10月5日),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頁。

[9]張競生:《“北大”回憶》(1960年),《張競生集》第5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第354頁。

[10]《胡適之先生關于革新文學之談話》,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2月15日,第5—6版。

[11]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第1版。

[12]本段及以下段引文,見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號,1922年6月18日,第3—4版。

[13]胡適:《政治的改革與思想的改革》(1919年12月22日),上海《中華新報》,1920年1月1日,“新年增刊”,第1張第3版。

[14]胡適:《答陳獨秀》(1920年12月間),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282頁。

[15]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第1頁(文頁)。

[16]郭夢良:《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0月11日,第1版。

[17]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第1版。

[18]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3—4版。

[19]周作人:《我最》(1925年10月5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299頁。

[20]胡適:《紀念“五四”》(1935年4月29日),《胡適全集》第22卷,第271頁。

[21]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22]胡適:《紀念“五四”》(1935年4月29日),《胡適全集》第22卷,第274頁。

[23]胡適:《報業的真精神》(1953年1月7日),《胡適全集》第20卷,第699頁。

[24]本段及下段引文,見唐德剛編譯《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355頁。

[25]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26]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7]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第1版。

[28]參見季維龍編《胡適著譯系年目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6頁。

[29]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11月),《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第7頁。

[30]周作人:《紅樓內外》(1948年10月25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705頁。

[31]唐德剛編譯:《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355頁。

[32] 《書報介紹·國民公報》,《新潮》第1卷第3期,1919年3月1日,第541頁(卷頁)。

[33]胡適:《對于本報的批評》,《努力周報》第4期,1922年5月28日,第8版;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34]胡適:《對于本報的批評》,《努力周報》第4期,1922年5月28日,第8版。

[35]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1932年 10月 30日),《胡適全集》第12卷,第227頁;胡適:《報業的真精神》(1953年1月7日),《胡適全集》第20卷,第699頁。

[36]本段及下段引文,見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第1頁。

[37]《新學會宣言書》,《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9月8日,第3張第4版。

[38]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第1頁(文頁)。

[39]此為趙世炎引《民風報》“兩極先生”的話。趙世炎:《工讀主義與今日之中學畢業生》,《神州日報》,1919年10月19日,第6版。

[40]華林:《評論的評論》,《時事新報》,1919年7月28日,第2張第1版;華林:《政治罪惡》,《時事新報》,1919年6月2日,第2張第1版。

[41]若愚(王光祈):《總解決與零碎解決》,《晨報》,1919年9月30日,第7版。

[42]《會務紀聞》,《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第19—20頁;王光祈:《本會發起之旨趣及其經過情形》,《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18頁。

[43]王光祈:《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1921年10月),《少年中國》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5頁。

[44]本段及下一段引文,見王光祈《“社會的政治改革”與“社會的社會改革”》,《少年中國》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48—49、54頁。

[45]周作人:《與鮑耀明書》(1965年4月28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第288頁。

[46]彭姍姍:《五四時期杜威“政治哲學”講演論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

[47](胡)適:《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每周評論》第28號,1919年6月29日,第2版。

[48]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1922年5月11日,《胡適全集》第29卷,第622頁。

[49]一葦(張季鸞):《南北問題可以旁觀乎?》,上海《中華新報》,1919年10月22日,第1張第2版。

[50]記者(張東蓀):《亦大可以休矣》,《時事新報》,1919年10月28日,第2張第1版。

[51]一葦(張季鸞):《思想界與憲法》,《中華新報》(上海),1919年12月22日,第1張第2版。

[52]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第1—2版。

[53]本段及下段引文,見胡適《政治的改革與思想的改革》(1919年12月22日),上海《中華新報》,1920年1月1日,“新年增刊”,第1張第3版。

[54]有意思的是,該文在稍后出版的《胡適文存》中卻未見收錄,是胡適無意的漏收,還是態度轉變后為維護自己思想“一致性”而有意忽視,尚不得而知。之后不同版本的《胡適文集》《胡適全集》及其他有關論著均未涉及胡適此文。

[55](胡)適:《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每周評論》第28期,1919年6月29日,第1—2版。

[56]《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第3頁;(陳)獨秀:《段派、曹陸、安福俱樂部》,《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第119—120頁。

[57]羅志田:《陳獨秀與“五四”后〈新青年〉的轉向》,《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58](張)東蓀:《漫言》(一),《時事新報》,1917年9月6日,第1張第2版。

[59]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第535頁;彭明:《五四運動史》,第470頁。

[60]有學者指出,胡適所針對的主要并非馬克思主義,而是安福系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基爾特主義等。李林:《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本來面目》,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8期,1991年12月;李良玉:《關于“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歷史考辨》,《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馬以鑫:《“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再評價》,《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61]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唐德剛編譯:《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354—355、358頁。

[62] 胡適、高夢弼:《〈每周評論〉致警察廳函》,《國民公報》,1919年8月17日,第2版。

[63] 羅家倫:《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和影響——民國二十年五月四日在南京五四運動紀念會演講》(1936年5月4日),《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1919—1949)》,楊琥編,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頁。

[64](張)東蓀:《非革去兩種毛病不可》,《時事新報》,1920年10月18日,第1張第1版。

[65]胡適:《杜威論思想》,《新中國》第1卷第2號,1919年6月15日,第3頁。

[66]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自序》(1930年11月),《胡適全集》第4卷,第658頁。

[67]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1921年7月10日),《胡適全集》第1卷,第361頁。

[68]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第1版。

[69]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219頁。

[70]《發刊詞》,《先驅》創刊號,1922年1月15日,第1版。

[71]周守一:《士氣與國運》,《東方雜志》第21卷第12號,1924年6月25日,第26頁。

[72]丁文江:《高調與責任》,《晨報》,1925年6月19日,第3版。

[73]周月峰:《響應與批評:五四運動前藍公武與〈新青年〉同人的互動》,《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6期。

[74]知非(藍公武):《最可紀念的晨報》,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5月2日,第5版;知非(藍公武):《俄國過激派之研究》,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4月11日,第5版;《知非啟事》,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6月30日,第5版;知非(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7月31日,第5版。《俄國過激派之研究》自1919年4月11日起連載一個月;《知非啟事》更是自1919年5月28日連載兩個月,直到7月下旬發表《問題與主義》一文。

[75]周月峰:《“革命”的文化運動:“五四”后張東蓀的新文化方案》,《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76]《胡適之先生來信》(1919年1月24日),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2月7日,第5版;《胡適致許怡蓀》(1919年1月20日),梁勤峰等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1頁。

[77]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4版。

[78]《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宣言》,《京報》,1922年8月5日,第7版。

[79]郭夢良:《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0月11日,第1—2版。

[80]常(李大釗):《廢娼問題》,《每周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7日,第3版。

[81]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第1—2版。

[82]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83](張)東蓀:《俄人的性格》,《時事新報》,1919年7月18日,第2張第1版。

[84]知非(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7月24—31日,第5版;知非(藍公武):《再論問題與主義》,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9月17日—10月12日,第5版。引文見知非(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7月29日,第5版。

[85]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第2版。

[86](張)東蓀:《零碎解決與總解決》,《時事新報》,1919年9月22日,第1張第1版;(張)東蓀:《勢力與決心》,《時事新報》,1919年9月24日,第1張第1版。

[87]若愚(王光祈):《總解決與零碎解決》,《晨報》,1919年9月30日,第7版。

[88]周策縱:《依新裝,評舊制——論五四運動的意義及其特征》,上海《大公報》,1947年5月4日,第3版。

[89]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第1版。

[90]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第1版。

[91]章士釗:《新思潮與調和》,《新聞報》,1919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1張第2版;章行嚴:《新思潮與調和》,《新聞報》,1919年12月28日,“星期增刊”,第2—3版。

[92]一葦(張季鸞):《改造和平會議說》,上海《中華新報》,1919年12月19日,第1張第2版。

[93]《閻錫山氏最近之言論》,《新中國》第1卷第7期,1919年11月15日,第42頁。

[94] 記者:《〈新中國〉的“主義”》,《時事新報》,1919年11月27日,第2張第1版。

[95]李大釗:《主義》(1919年12月7日),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頁。

[96]知非(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北京《國民公報》,1919年7月24、31日,第5版。

[97]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周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第1版。

[98]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年11月),《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第8—12頁。

[99]胡適:《政治的改革與思想的改革》(1919年12月22日),上海《中華新報》,1920年1月1日,“新年增刊”,第1張第3版。

[100]郭夢良:《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0月11日,第1—2版。

[101]涵廬(高一涵):《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第2版。

(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