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展不見絲綢,文物展只剩文創 藝術展覽別“窄化”為社交打卡標簽
前不久,筆者前往一個主打“沉浸式”的絲綢文化展觀展。坦白說,期待很高,落差很大。走進展廳,不見真實織物,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巨型LED屏幕。唐代蜀錦的聯珠紋、宋代羅織物的纏枝牡丹,被生硬地“摳圖”提取后,在屏幕上簡單放大;不同朝代的文物元素被毫無邏輯地雜糅,只為營造出“仙氣”與“唯美”的布景。
當下,有不少本該引發深層審美感知的展覽,因為網絡傳播的需要,被強制“翻譯”并窄化為社交網絡上類似“網紅打卡點”的同質化標簽。這種以點贊量為標尺的泛娛樂化傾向,已引發不少策展者的關注:浙江美術館館長應金飛直言,部分文博機構為追逐流量而忽視學術積淀,正陷入“重展覽、輕典藏、輕研究”的“空殼化”困境;上海藝術中心林霖亦借用“平滑美學”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下部分展覽正剔除思想含量,僅保留迎合算法推薦的“光滑表面”。
當“爆款”邏輯過度滲入,藝術的厚度與審美張力被稀釋,觀展也極易滑向流水線式的社交打卡。
首先,文物、藝術品最動人的魅力本在于其“物質性”。以絲綢為例,那是經緯交織的物理結構,是提花機上千萬次穿梭留下的巧工的結晶。但在許多標榜“沉浸式”的展覽中,物質結晶被降維成迎合視覺消費的“發光壁紙”。而在一些文物展中,珍貴文物本應是主角,卻淪為可有可無的背景擺設,真品靜靜封存于展柜深處,而花樣繁多的周邊售賣、網紅打卡擺件與文創產品喧賓奪主、風頭最盛。
為了在各大社交平臺爭奪公眾注意力,部分主辦方不再深耕嚴謹的學術考證與歷史敘事,轉而比拼誰的場館更“好拍”。這種做法表面上是在展現“國風神韻”或“傳統美學”,實則割裂了知識傳播系統,也背離了展品深厚的社會學與工藝邏輯。這無異于抽空了藝術品的文化內核,用感官刺激置換一時的網絡熱度。
其次,展陳語言正經歷文化闡釋的“庸俗化”降維。文物、藝術品從來不只是美的點綴,更是厚重的歷史樣本。但在算法分發機制的影響下,其深刻意蘊被一些營銷團隊生硬裁剪,強行塞進“絕美國風”等標簽之中。為了制造熱度,部分展覽大幅削減專業介紹,將更多精力用于兜售“情緒快餐”:在顯眼的展墻上,用霓虹燈管打出諸如“千年等待,只為一縷絲的纏綿”這類網紅語錄。
在此種導向下,觀眾來到展柜前不再是為了與歷史進行真正的對話,而是為朋友圈文案尋找配圖。文物的公共歷史價值被壓縮進狹隘、矯情的私人情緒框架,淪為網絡空間的引流工具。當展覽的敘事脫離嚴謹的學術邏輯,一味關注怎樣才能“引流獲贊”時,就構成了一種文化話語權的實質性讓渡。
更為嚴重的是,在“打卡傳播”的誘導下,觀展行為還被窄化為一場舍本逐末的“任務通關”。許多展覽引入“網紅集章”的初衷本是吸引公眾親近歷史。但游戲化策略喧賓奪主后,展廳內常出現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大量觀眾對展柜里珍貴的文物視而不見,卻拿著本子直奔蓋章臺排隊。同時,觀展也演變為按圖索驥的“取景任務”。打開社交軟件,滿屏皆是倚靠著“我在某某處很想你”等網紅路牌的打卡留影。這種表層的熱鬧不僅是對文化遺產尊嚴的消解,更意味著我們在流量的裹挾下,可能要面臨大眾審美感知力與歷史敬畏感的雙重流失。
面對“窄化”現狀,策展方需要在擁抱大眾傳播的同時,拿回傳播與審美建構的主動權。
在敘事層面,需要策展人以“人文共情”重塑文本深度,避免單薄的網紅標簽,展覽中既要見物,必要時還要見人。
以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辦的“打開南宋的衣櫥”宋代服飾主題特展為例,它以趙伯澐、黃昇墓出土服飾為核心,設置“他/她是誰”“他/她的日常”“他/她的衣裝”等單元,從朝服到日常衣飾、從外裝到內衣,完整呈現出南宋宗室全套穿搭體系,將服飾文化還原為個體生命體驗。基于這種體驗,觀眾得以靜心端詳交領、大袖、紋樣等文物珍品的細節,讀懂南宋的工藝之精與禮制之嚴。這種聚焦個體命運,由“物”及“人”的敘事打破了歷史隔膜,讓單向文化消費變為跨越時空的文明對話。
在體驗層面,策展方還需以“認知探索”與“文化共創”重塑參與邏輯。技術是為內容服務的,高度依賴技術的沉浸式展覽,需要在展覽內容與技術的結合上下功夫。
去年3月,全球首發的“AI花型交互智能體”進入多個博物館引發關注。展覽中,除了可以觀看文物、藝術品,觀眾還可以深度參與共創,只要動動手指,和AI互動,就能把自己的想法變成具有藝術美感的圖片,再借助數字化綠色印染一體機,最快2小時就能收獲一條專屬絲巾。觀眾在調動藝術元素進行創作時,如拆解精密儀器般洞悉文化密碼。這種由“觀其表”到“析其理”的過程,使得觀眾從“被動消費者”變成了“主動共創者”。
在流量至上的互聯網時代,文博策展反而需要一些慢功夫。唯有堅守展覽的文化底蘊,將走馬觀花的“打卡者”沉淀為靜心品讀的“知音”,才能讓公眾走進展廳時,不再只是尋找一塊出片的背景板,而是滿懷敬畏地去赴一場審美之約。
(作者:鐘毅,系浙江理工大學浙江省絲綢與時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