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山河的史詩書寫——論張茂龍《風從江上來》的報告文學新境界
“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我們的黨和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擔當,開啟了長江治理保護,綠色發展的偉大戰役,并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資深報吿文學作家張茂龍的長篇報告文學《風從江上來——長江大保護江蘇實踐》呈現給我們的,正是這場戰役精彩而壯觀的畫面。作品以“地方性實踐”回應“國族性命題”,在報告文學文體邊界拓展、生態美學建構和新時代人民性書寫等方面實現了重要突破。
一、空間詩學的敘事重構:從“地方”到“國家”的審美躍升
傳統生態報告文學往往陷入“問題曝光—危機呈現—呼吁保護”的悲情模式,張茂龍則開創性地構建了“以地方為方法”的宏大敘事。江蘇,長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擁有全國最長的長江岸線。江蘇僅占國土面積百分之一,因江而生,因江而興,經濟總量長期領跑全國。江蘇創造了經濟奇跡,也構成了生態挑戰最尖銳的縮影。作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前沿陣地,江蘇肩負著長江大保護特殊使命。長江流經其境僅為一小段下游,但作者以一滴水見太陽的空間辯證法,將江蘇實踐提煉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微觀樣本。
這種敘事策略的高明之處在于:地理空間的“小”與政治空間的“大”形成張力結構。作者并非簡單鋪陳數據,而是通過“重化工圍江”的生死突圍、太湖污染攻堅戰、“碧水保衛戰”的攻堅細節,將抽象的“生態文明”轉化為可觸可感的空間生產實踐。地名不再是背景板,而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敘事行動者——蘇州張家港化工園整體搬遷、常州沿江化工企業全部撤除、鎮江的岸線整治、泰州排污口大排查、南京的河道修復,南通江上攬五山、“江陰外灘”從愿景走進現實、揚州讓古運河“三灣”重生以及沿江工業廢墟的詩意轉身共同編織成一部流動的空間史詩。
尤為可貴的是,作者超越了地方志式的平鋪直敘,以縱橫捭闔的歷史視野勾連古今:從鄉鎮企業的崛起與轉型,到船民、漁民的身份嬗變,再到新時代護江人的生成,完成了一部長江下游地區的社會變遷史。這種深描不僅記錄了空間形態的物理變化,更揭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重構。
二、創傷記憶與修復美學:生態書寫的情感辯證法
《風從江上來》最動人心魄之處,在于其創傷記憶與修復美學的雙重變奏。作者沒有回避歷史的復雜性,而是以誠實的歷史眼光審視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悖論:鄉鎮企業的勃興曾“鼓足錢袋子”,船運業、捕撈業曾托舉“先富起來”的夢想,但這些“功臣”最終成為“健康軀體上的疥癬痤瘡”。
這種“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敘事,打破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審判模式。作者筆下的“刮骨療毒”不僅是物理空間的清退整治,更是一場集體精神世界的陣痛與重生。那些“無法承受之重”的搬遷故事,那些“隱隱透出絲絲殺氣”的執法現場,構成了當代中國最具痛感的生態記憶檔案。
在美學層面,張茂龍創造了“修復型敘事”的新范式。不同于傳統生態文學對“原始自然”的懷舊式追摹,該作著力呈現“人工自然”的重建過程——河長制、生態緩沖區、生態島、科學監測、互聯網+監管等現代治理手段,被轉化為具有審美質感的文學意象。這種書寫證明了:生態修復不是對過去的簡單復刻,而是面向未來的創造性實踐。
作者的情感投入更賦予文本以詩性力量。從“自豪憤激交織著哀慟”的歷史回顧,到“擔憂痛心復合著厭惡”的現實審視,再到“歡快喜悅溢于文字”的成果呈現,情感節奏與敘事進程形成同構關系。引用艾青詩句絕非簡單的修辭裝飾,而是將個人情感升華為國族認同的精神儀式,“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正是當代報告文學情感真實性的最高表征。
三、下沉式的人民倫理:基層主體的發現與賦權
《風從江上來》在人物譜系建構上實現了革命性的視角翻轉。全篇人物過百,但有名有姓的官員很少,且基本一筆帶過,作者將敘事焦點堅定地投向普通群眾與基層干部,昔日的“魚老大”“船老大”如何轉化為護漁隊員、水上巡查員、安全志愿者。
這種下沉式的人民性書寫,具有三重文學史意義:
其一,重構了“人民”的當代內涵。在生態文明語境下,“人民”不再是抽象的階級符號,而是具體的生態實踐主體——他們承受著產業轉型的陣痛,卻展現出“講良心”的樸素政治覺悟和“有奉獻精神”的行動倫理。這些“地底下”的脊梁,構成了新時代最動人的精神群像。
其二,創新了報告文學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作者不僅記錄個體故事,更呈現了從“破壞者”到“保護者”的身份轉換機制。這種轉換不是自上而下的道德規訓,而是利益重構與意義再生產的復雜過程。作品通過細致的過程追蹤,揭示了環境治理中“人”的能動性再生產。
其三,踐行了“文學民主化”的敘事倫理。將篇幅、筆墨、精力盡可能用在了普通群眾和基層干部身上,這不僅是技術選擇,更是價值立場的宣示,在宏大敘事中保留微觀經驗的完整性,讓“小人物”擁有與時代對話的文學尊嚴。
四、制度書寫的文學轉譯:從政策文本到審美經驗
報告文學如何處理“制度”這一剛性題材,一直是創作難題。張茂龍以“制度民族志”的書寫策略,將河長制、環保督察、生態環境法典等制度創新,轉化為可感知的文學經驗。
作者的高明之處在于“去術語化”的轉譯能力:不堆砌政策條文,而是呈現制度的“肉身化”過程,“千軍萬馬齊上陣”的執法場面,“動真碰硬”的督察細節,“互聯網+科學家”的技術賦能,共同構成一部活的制度運行史。這種書寫證明了:好的制度不是冰冷的規訓,而是充滿溫度的協作網絡。
后半部分對持續、鞏固和繼往開來的鋪陳,更體現了歷史縱深感。作者將長江大保護置于“進行式”的時間維度中,拒絕廉價的勝利宣告,而是呈現治理的復雜性與長期性。這種未完成的敘事姿態,賦予了作品以開放的當代性。
結語:報告文學的范式革新與時代使命
張茂龍《風從江上來》的文學史價值,在于其空間敘事、生態書寫、人物塑造、制度書寫多維度地拓展了報告文學的文體邊界,實現了對傳統范式的系統性超越。
在全球生態危機加劇的當下,該作以中國方案、江蘇實踐回應了人類共同命題,為國際生態文學提供了非西方中心主義的新范式。當“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智慧,張茂龍的文學書寫便獲得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性價值。
報告文學的本質是“行動的文學”。張茂龍《風從江上來》不僅記錄了一場偉大戰役,更以其高屋建瓴的視角、扎實有力的材料、新穎周密的架構、激情洋溢的語言,成為動員公眾參與生態治理的文化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該作實現了從“文學報告”到“文學行動”的躍升,為新時代報告文學樹立了精神高度與美學標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