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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駝”意象、新詩困境與舊體詩寄托——人文社版《駱駝集》梳考
來源:《郭沫若學刊》 | 周一鳴  2026年04月28日08:45

引 言

1959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選的“建國十周年優秀創作選拔本”叢書陸續出版。作為這套獻禮叢書詩歌部分的重要選本,《駱駝集》也因此具有特殊的意義。它的誕生深植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語境。選本命名中的“駱駝”意象,不僅呼應了時代對戰斗、堅韌和奉獻精神的號召,也暗含了郭沫若在20世紀50年代身份轉型中的自我隱喻,從五四時期狂飆突進的“天狗”,到抗戰時期沉毅耕耘的“牛”,再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作為“導引者”的“駱駝”,這一意象的演變折射出其個人詩歌藝術追求與時代精神的復雜交織。然而,在政治抒情詩成為主流的背景下,郭沫若的新詩寫作卻顯露出“力不從心”的窘境:盡管他竭力貼合時代話語,卻難以在政治熱情、藝術追求與個體情感之間實現有機統一,致使許多詩作成為流于表面的單調政治敘事。

正是在這一困境中,舊體詩成為郭沫若平衡多重身份、安放個體情感與生命的重要載體。《駱駝集》中舊體詩占比顯著,不僅是個人文學趣味的呈現,更因其內在“興觀群怨”的傳統詩學功能,為詩人提供了在政治唱和、外交紀游與山水抒懷中迂回表達自我生命的空間。舊體詩既是郭沫若應對時代規約的策略性選擇,也是其文人情懷與學者氣質的詩意棲居地。本文通過對選本的梳考,試圖揭示郭沫若如何在政治獻禮的框架下,借助“駱駝”意象的象征意義、新詩寫作的局限與舊體詩的抒情傳統,保持了公共角色與私人情感之間的微妙平衡,從而呈現出他在特定年代中那些未被完全遮蔽的個體情感。

一、題名微探:“駱駝”意象與50年代的郭沫若

為迎接共和國第一個“逢十”國慶,文化部于1958年10月下發《文化部關于督促各出版社報慶祝建國十周年出版工作規劃的通知》,文件中明確指出“號召各出版社和全體出版工作者以實際行動來慶祝這個節日,應該立即組織寫作編輯力量,在節日到來以前出版一批總結我國革命斗爭、生產斗爭經驗或反映我國思想、政治、經濟戰線各個方面的成就的書籍”。為此,文化部出版局擬訂了“慶祝建國十周年圖書出版放‘衛星’的規劃”,要求各出版社按照此規劃編制“慶祝建國十周年的出書計劃”。隨著文化部“獻禮”書籍出版計劃的提出,肩負著選拔當代中國優秀文學作品責任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59年國慶前后,規劃出版了名為“建國十周年優秀創作選拔本”的獻禮叢書。郭沫若的《駱駝集》作為這套獻禮叢書詩歌部分的重要選本,也因此具有著特殊意義。

1959 年12月,《駱駝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50年代所出版的作家選集,如開明版“新文學選集”、人文版現代作家選集多由序言(后記),選目以及正文三個部分構成。“建國十周年優秀創作選拔本”叢書也延續了這一做法。郭沫若在選本篇目編選完畢之后,于1959年10月25日寫下了《前記》,篇幅很短,這里全文照錄:

解放以來十年間,陸續地寫了一些詩,已分別匯成了幾個集子,如《新華頌》《百花齊放》《長春集》以及行將出版的《潮汐集》中的《潮集》。

這書是從這些集子中選了若干首出來編輯成的,其中有一首《駱駝》。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詩,因而名之為《駱駝集》。

詩的選輯,主要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進行的,我只略略有些增刪。如果讓我自己來選擇時,可能一首也選不出來。

書將出版,應編輯部之囑,寫出這幾句前記。

相比于其他入選詩集的序言或后記,《前記》的文字相當簡略。按理來說,作為共和國十周年國慶的獻禮之作,又是對自己十年來詩歌創作的總結與回顧,郭沫若應該會為選本撰寫較為詳細的序言。然而,他僅以較短的《前記》對選本的編選做了簡短的說明,并未像叢書入選的其他詩人那樣對自己十年來的創作歷程和思想狀態進行剖析,顯得過于簡短而平實,并不符合叢書整體的獻禮格調。不過,在簡短的《前記》中卻著重說明了自己對《駱駝》這首詩的喜愛,那為何郭沫若會對這首詩情有獨鐘且選擇“駱駝”這一意象作為獻禮詩集的題目呢?

正如有論者所言,五六十年代的詩集題名“作為一種具有鮮明‘辨識度’的指代或表征性符號,既暗含著當代詩人對理想詩歌范式的理解與探求,又顯示出特定政治文化語境規約下創作主體詩歌理念和心態嬗變的軌跡”,《駱駝集》中的“駱駝”意象也反映了郭沫若在50年代人格精神與詩歌理念的變化。《駱駝》寫于1956年9月17日,發表于1956年10月14日的《北京日報》,全詩如下:

“駱駝,你沙漠的船,/你,有生命的山!/在黑暗中,/你昂首天外,/導引著旅行者/走向地平線。/暴風雨來時,/旅行者/緊緊依靠著你,/渡過了艱難。/高貴的贈品呵,/生命的信念,/忘不了的溫暖啊。/春風吹醒了綠洲,/貝拉樹垂著甘果,/到處是草茵和醴泉,/優美的夢,/象粉蝶翩躚,/看到無邊的漠地/化為了良田。/看呵,璀璨的火云/已在天際彌漫,/長征不會有歇腳的一天,/縱使走到天盡頭,/天外也還有樂園。/駱駝,你星際火箭,/你,有生命的導彈!/你給予了旅行者/以天樣的大膽。/你請引導著向前,/永遠,永遠!

作為一首政治抒情詩,詩中突出駱駝作為“導引者”的偉岸形象。整首詩采用象征的手法,讓情感由意象來帶動,而不是簡單直露地抒發,顯得含蓄內斂,清新流利但又飽含情感力量。相較選本中收錄的其它同類型詩歌,在藝術表現力上獨樹一幟。郭沫若寫作此詩時,正值中共八大召開,《駱駝》也被看作是借由“駱駝”指代中國共產黨,通過贊美駱駝的膽識、氣魄與力量來達到對黨的歌頌。由此可見,郭沫若確實對“駱駝”意象寄托了深厚的情感與用意。

從郭沫若詩歌創作歷程的意象演變來看,“五四”時代的典型意象“天狗”和“鳳凰”,體現了個體解放、自我重生的時代精神。正如聞一多所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詩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作為五四“時代底肖子”的郭沫若,在這一時期人格精神上追求絕對自由,在詩歌理念上強調情感的自然流露,詩歌“如像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當參以絲毫的矯揉造作”。在詩歌形式上,自由體的新詩占據了主導地位。

20 世紀40年代,“牛”則成為郭沫若詩歌中的經典意象,多次在其題畫詩中出現,而在1942年5月發表于《新華日報》的《水牛贊》中更是對水牛發出了極高的贊揚,認為它“堅毅、雄渾、無私、拓大、悠閑、和藹,”,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牛”的堅韌,奉獻與犧牲的品質既是抗戰時期中國民族精神的寫照,又是這一時期郭沫若人格精神的追求。在紀念魯迅時,郭沫若就多次倡導發揚“孺子牛”精神,為人民服務:“我們要定著心,老老實實地來做水牛或黃牛的工作。虔誠地替老百姓耕田,拉車,出牛奶”,強調要用“牛”的精神為新生的中國出力:“為了紀念魯迅先生,大家趕快把頭埋下去,替新生中國做‘牛’吧,而且要做得十分地心甘情愿。”詩歌理念上追求“文藝為人民服務”,創作時“一切以人民本位”,強調現實主義;詩歌形式上舊體詩大量出現,展現了郭沫若接續傳統文化的責任心以及強烈的民族情感。

20 世紀50年代的中國文壇,詩人不再僅僅是個人情感與藝術的表達者,更是人民與時代的鼓手,其創作需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共振。郭沫若的詩歌創作要納入到歌頌新中國、歌頌黨、歌頌人民的話語體系之中,成為可供學習的典范。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牛”的韌性與犧牲就顯得不合時宜,“駱駝”則成為“牛”意象的進一步演變。它既繼承了“牛”堅韌、勤勞、犧牲的傳統民族精神和高貴品質,更有永不停歇的革命意志和戰斗品格,高度貼合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時代精神。“駱駝”作為“導引者”象征了中國共產黨,寓意自己將在黨的指引下不斷向前,改造自我,繼續革命。

作為郭沫若個人來說,他自1949年2月北上抵達北平后,便開始參與到新政權的籌備中,并被逐漸推舉為全國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行政領導。1949年7月在文聯全國委員會上被選為全國文聯主席,1949年10月共和國成立后又分別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等職務。此時郭沫若已處于時代風潮的前端,但是一系列身份與職位帶給郭沫若的不僅是榮耀與喜悅,更是責任與壓力。因為“從社會評判機制認可的社會角色和形象定位來看,郭沫若在思想文化戰線或者說意識形態領域的所作所為,代表了一種思想動向、一種政治態度,特別是對本來同類的文人知識分子們”。因此,在50年代的多次政治表態中,郭沫若都明確表示要改造自己,進行自我批判。而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能夠更好地做知識分子的表率,使自己“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文化工人”。特別是在1958年12月27日,郭沫若與中央國家機關入黨的300余名優秀分子一起公開了中共黨員的身份,更能夠表現出大家自我改造,追求進步的決心。

這種政治態度與信念也影響到了郭沫若50年代的詩歌創作。作為有著豐富時代感知的革命文學家,郭沫若對50年代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熱氣息有著敏銳的覺察,詩作中多反映當時的重大事件以配合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詩歌風格也多為洋溢著樂觀氣息的革命浪漫主義。《新華頌》《消滅細菌戰》《在理智的光輝中》《五一天安門之夜》《宇宙充盈歌頌聲》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詩歌形式上則是自由體新詩與體現民族風格的傳統舊體詩并存。郭沫若以“駱駝”來命名自己的十年詩選,正是表明在經歷了自我改造之后,詩歌創作與人格精神上的轉變,突出這本詩選的革命性、政治性以及民族性,顯示其對50年代時代精神的敏銳把握。

不過,在《前記》中郭沫若也提到了選本篇目的編選主要由官方負責,讓自己來選可能一首也選不出。這句在我們看來的自謙之詞,卻隱隱透露著郭沫若的某種懷疑和不自信,這種顧慮來自于何處呢?如果說題名里的“駱駝”意象是選本整體的合法性象征,那么在具體篇目的選擇上,郭沫若又該如何處理藝術與政治、個人與時代的關系呢?

二、篇目編選與新詩寫作的“力不從心”

回到《駱駝集》的篇目上,從《前記》中可以得知篇目的篩選與編訂主要由作為官方機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主導,作家配合完成。人民文學出版社選定大致的框架以保證詩集整體符合政治規范,保留了郭沫若對詩歌增刪審定的權力以保證詩集的整體質量與靈活度。這種官方出版機構主導與個人有限參與的編選運作模式,反映獻禮叢書編選的政治性,“它們的活動主體大都是政治化的國家機構、組織而非個人,它們在統一的政治目標的指揮下通力合作,讓文選活動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運作。”這讓選本的編選必須滿足政治話語的要求,個人審美化的立場則被擠壓。

具體篇目的編選上選本的入選篇目共92題239首詩,按年份排列。從1949年10月1日發表的《新華頌》到1959年7月18日發表于《光明日報》的《豫秦晉紀游二十九首》為止,橫跨十年。不過每個年份入選的詩歌數量并不是均衡的。1957—1959年的詩歌占據了總首數的百分之九十,共77題215首。我們很明顯能從這一占比中看出,選本以“十年來的詩歌選”為副標題來表明它的總結性質,但在具體的選擇中仍有所偏重,帶有明顯的政治指向。這符合十周年獻禮圖書出版規劃中提到的:“出版社在編制計劃時,應注意到整風反右、大躍進后在思想、政治、經濟戰線等各方面的成就……在文藝方面,應注意到反映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新面貌的優秀創作。”,同時揭示了選本的編選主要服務于十周年國慶獻禮的政治意義,“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彼時的選本中入選作品,是作為服務于某種觀念和立場的次一級存在形態。即是說,入選的作品雖然是主體,但卻是作為佐證和延伸存在的。”

除編排的年份問題外,從選本所選詩歌來源上看,全部來自于郭沫若50年代出版的四部詩集《新華頌》《百花齊放》《長春集》《潮集》以及1957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二卷的《集外(二)》。不過,郭沫若在《前記》中卻漏掉了《集外(二)》。那為何郭沫若選擇漏掉這一集子呢?

這四部50年代所出版詩集帶有很強的現實政治指向性。相比之下,《沫若文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響應“雙百方針”,對五四以來的文學進行全面編選,從而推動共和國文藝的發展,滿足人民群眾的閱讀需求。在編纂過程中政治性導向較弱。此外,出版說明中雖講到“這個文集收輯郭沫若到最近為止40年創作生活中的文學著作”,但這一收集范圍主要集中于郭沫若此前出版的著作,而大量集外作品并不包括在內。《沫若文集》中的《集外(二)》雖然是集外詩歌的收錄,但也進行了篩選。根據相關文獻的統計,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1956年,郭沫若所創作的詩歌數量約為一百五十首,而《集外(二)》除去1945年所寫的《紅場觀體育節》,共收錄詩歌三十八首,入選詩歌不到1949—1957年創作總量的四分之一。可見,這是郭沫若進行嚴格篩選的,一方面需要符合共和國的政治標準,另一方面由于《沫若文集》編纂目的和作者自選的性質詩歌的質量也在郭沫若考慮的范圍之內。編入的詩歌,應是郭沫若在藝術性與政治性平衡后的選擇。或許正是因為其政治性上的不突出和作者個人編選的問題,郭沫若選擇忽略《集外(二)》。

郭沫若提到選本篇目的編選工作主要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他只略做增刪。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編選時首要的考慮是詩歌的政治性,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對詩歌藝術性以及詩歌中個人情感表達的忽視。畢竟作為展現共和國十年來文學面貌的叢書,其最終面向的是讀者。在詩集的其他詩歌有著明顯政治指向性的時候,《集外(二)》的詩歌就是對詩集藝術性的最好補充。

誠然,郭沫若對于詩歌實用性的追求,對政治事件和重大社會活動的書寫,成為其50年代詩歌寫作的選擇。不過這并不代表他完全放棄了審美性這一要素。如果將目光放大到“建國十周年優秀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其他入選詩集會明顯地發現:從解放區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像聞捷、郭小川、張志民、賀敬之等,他們的詩歌尤其是政治抒情詩的寫作,既能符合政治意識形態的要求,又能夠在此基礎上保證詩歌的藝術性,傳遞出濃烈的情感。如郭小川的《月下》,賀敬之的《回延安》《雷鋒之歌》,聞捷的《白海鷗之歌》《在風暴中》等,而這正是《駱駝集》所選詩歌所欠缺的。

選本中所選入的新詩體現了郭沫若50年代所能達到的成就。這些詩歌在政治上往往能達到要求,但在藝術上卻一言難盡。選本中所收錄的新詩絕大多數是政治抒情詩,而這也是50年代詩歌創作的主流,正如謝冕所談到的那樣:“政治抒情詩是應時代的召喚而誕生的詩體,也是50年代最主要的詩歌體式。在政治意識高揚的年代,日益膨脹的階級斗爭的理念激發著全民高昂的政治熱情,政治抒情詩為傳達這種激情提供了適當的方式。”政治抒情詩寫作需要高昂的政治熱情,相比從延安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們,郭沫若在這方面就稍顯遜色。盡管他一再表明改造自我,追求進步的決心,展現自己對人民共和國的高度認同,卻很難完成情感上的徹底轉變。對聞捷、郭小川、賀敬之來說,詩歌寫作中的情感、政治與藝術三者是統一的。這對于郭沫若來說卻是想達到而難以完成的。五四精神始終在其心中留有難以消除的痕跡,這也讓郭沫若50年代的政治抒情詩寫作常常流于淺顯,情感無法豐沛于詩中。而選本“編年詩史”式的詩歌序列在強化政治意義秩序的同時,很大程度上使郭沫若的詩歌陷入到單調的政治敘事中。我們很難從中捕捉到郭沫若的個人情感。在新詩寫作中郭沫若展現的是在共和國文壇與政壇的公共形象,是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寫作的“人民詩人”。這能解釋為何郭沫若在詩集編選時顯得不自信,其在50年代的新詩尤其是政治抒情詩的寫作確實有力不從心的一面。

因此,選本中一些詩歌的選擇才顯現出特殊的意味。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駱駝》,在詩集中所收錄的《瑪娜娜》《郊原的青草》《西湖的女神》《波與云》等詩歌中都表現出了迥異于詩集整體氛圍的特質。如《瑪娜娜》寫于1954年6月14日的黑海東岸加格拉,郭沫若在此地旅游期間,結識了四歲女孩瑪娜娜,收下了這位女孩送給中國客人象征友誼的禮物后,寫下此詩以作紀念。詩中主要以自己與瑪娜娜之間的友誼來歌頌中蘇之間的友好關系。不過在詩歌的最后一部分,郭沫若由瑪娜娜想到了自己的兒女,想到了小女兒郭平英,父愛這種私人情感在這首詩中流露了出來,呈現出了郭沫若在“政治家”、“外交家”之外,作為父親的個人形象。此外《西湖的女神》《波與云》中的朦朧感覺與詩意氛圍也可以看出郭沫若依舊對詩歌的審美性抱有追求,且努力尋找政治與藝術之間的平衡。雖然詩集中沒有給他留有足夠的空間來保持這種平衡,但是以上幾首詩歌的出現讓選本在政治要求和詩人自我間產生了縫隙。

《駱駝集》除收錄新詩,還收錄1949年后創作的大量舊體詩,其在選本中的整體占比甚至于要超過新詩。郭沫若作為中國現代新詩的開創者與奠基人,這顯然是不尋常的,這一情況又透露出郭沫若與時代政治之間怎樣的關系呢?

三、舊形式的用意與傳統詩學中的情感安放

《駱駝集》所選篇目中,占比最高的詩歌形式并非是新詩,而是舊體詩以及以舊體詩為基礎的新民歌,占了詩集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新民歌寫作,顯然與1958年毛澤東關于新詩發展方向的指示以及此后的新民歌運動有關。郭沫若在新民歌運動中多次贊揚新民歌的成就,甚至稱贊其為“今天的新國風,明天的新楚辭”,親手創作多首新民歌以響應運動。不過,大躍進時期的新民歌寫作對郭沫若來說是政治化的應時之作,并且新民歌運動作為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化文學活動,其創作很大程度上帶有緊貼政治的意味。雖然其中不乏有作者真心贊頌之詞,但終歸是趨時的政治化寫作。然而,在舊體詩詞方面,郭沫若所展現出來的用意就復雜得多。

選本中收錄的舊體詩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類:唱和詩,外交詩,山水紀游詩。作為精通舊體詩詞創作法門的老手,郭沫若舊體詩詞的創作相比于政治抒情詩來說也有著更大的發揮空間,其語言組合的程式性和固定的詩歌形式,往往在抒懷方面有著巨大的優勢。特別是其中大量的山水抒情詩都帶著悠游吟誦,交游唱和的特性在其中。這些詩歌往往也是通過對祖國山水的吟誦來達到對人民共和國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贊頌。不過在具體篇目中卻能夠容納進詩人個體的情感。這種情感既與時代政治相連,又越過了政治的邊界,顯示出詩人審美個體的回歸。在詩人身份之外,政治家、外交家、學者、文人等共同構成郭沫若五十年代的多重身份。而舊體詩獨特的包容性恰好能夠涵納這些身份,讓我們能夠通過舊體詩的創作來捕捉郭沫若在共和國個人身份的多樣性。

《試和毛主席韻(詞三首)》里的《念奴嬌·小湯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調歌頭·歸途》和的是毛澤東《念奴嬌·昆侖》《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游泳》。詩詞唱和作為傳統文人間酬唱交際的手段,從抗戰時期開始便成為郭沫若參與政治的重要方式,特別是郭沫若1945年對毛澤東《沁園春·雪》的唱和,可看作是他與毛澤東詩詞唱和的開端。彼時郭沫若對毛澤東的唱和,有對自身政治理想的維護,有文化人在關健時刻要承擔政治責任”的堅守,其終極關懷是“家國天下”。郭沫若在此時依舊用“革命士大夫”的身份參與革命進程。然而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毛澤東的權威得以確立,毛郭間的交往也從詩人邏輯轉變為政治邏輯。郭沫若成為毛澤東政治與思想的擁護者、學習者。在《學習毛主席》中,他向青年們號召要向毛主席學習,同時也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位置上,表示“我們生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最好能做到毛主席的好學生,成為建設祖國的紅色專家”。因此,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毛郭間的詩詞唱和就有了很強的現實政治指向。毛澤東是政治領袖,為詩為文氣象磅礴,相比之下郭沫若的和詩更多是以一個低姿態來完成對毛澤東的唱和。《試和毛主席韻(詞三首)》中毛澤東的三首原詞的氣象都極為闊大,因此,郭沫若從小處入手,以“小湯山”“看溜冰”“歸途”三個方面來完成對毛澤東原詞宏闊意境的承接,但更為貼近社會生活。這種唱和,其旨歸依舊是落在家國天下的關懷上,只不過更符合意識形態、更政治化。這也是郭沫若從“革命士大夫”轉變為“社會主義政治家”后的必然變化。

在唱和詩外,選本中所收的郭沫若另一種舊體詩——外交詩歌同樣值得關注。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成為保衛世界和平事業的重要參與者,多次帶領中國科學文化界人士出訪國外,成為五十年代對外交往中的重要文化人物,對共和國和平外交形象的建構起到重大作用。而在外交工作中,郭沫若也留下了許多舊體詩,選本收錄了其出訪日本、朝鮮、埃及時創作了三組詩歌,分別為《訪日雜詠(十首)》《游埃及雜吟十二首》《歌頌中朝友誼(選四十三首)》。

舊體詩在外交中的運用具有促進文化交流的作用。日本、朝鮮都是受中華儒家文化影響較深的國家,舊體詩寫作在一定程度也是文化交流的手段。尤其是日本作為郭沫若曾經留學和逃亡十年的異國,郭沫若對其的感情不可謂不深,同時作為曾經的侵略國家,感情又不可謂不復雜。對日訪問中游覽舊居、拜訪舊友以及中日兩國文化界的交流,都是以“和平”為主題基調展開,《游日雜詠》中的詩歌都是游景抒懷詩,情感濃烈。這其中有對外交往的政治用意,對和平愿景的表達,如《歸途在東海道車中》“此來收獲將何有,永不愿操同室戈”就明確表達了和平的意愿。1950年郭沫若在《訪日之行》中就詳細提到了訪日之行在經濟、文化、科學上與日本友好的交流,最后郭沫若表達了對中日兩國和平的展望:

我們兩國人民已都受夠了戰爭的教訓,兩國對立和不和只能給兩國人民帶來災難和痛苦,而兩國的和平共處和友好往來不僅能夠給兩國人民帶來幸福和繁榮,并對亞洲和平與世界和平也將有重大貢獻。

更有故土重游的觸景生情,如《訪須和田故居》《別須和田》兩首詩是郭沫若離開日本18年之后,重回故居所作。《訪須和田》中詩人寫到:“山樸余手栽,居然成巨材。”曾經親手種下的兩株小樹,如今已是參天之勢,頗有世事流轉的滄桑之感。而在《別須和田》中既寫到了重訪故居,重見舊鄰的激動與興奮,又回憶到了1936年歸國前夕內心的忐忑和前途未卜之情。《宮島即景二首》中描繪了宮島的山海佳景,青松綠苔,朝陽漁舟,清新流利中又有樸素平實之感。從這些舊體詩創作中,我們能感受到郭沫若在很大程度上褪去了政治抒情詩寫作中張揚激越的政治激情,取而代之的是中正平和的文人抒情,詩歌寫作也避免了浮夸之感,而顯得含蓄內斂。

在上述兩種詩歌之外,紀游抒懷詩也是選本所收的一類舊體詩。這些紀游詩,呈現出郭沫若“文人”和“學者”形象的一面。寫景抒懷,本是文人墨客紀游詩寫作的題中之義。郭沫若本有名士氣,在游覽祖國名勝中自然會有觸景生情的一面,通過展示祖國河山的美景來贊頌共和國的發展。如《英雄樹下花爭放(選四首)》中就有“三十二年如反掌,人民公社遍江鄉”,“請看新會長鋒社,面面星旗映日紅”等詩句。在《游西湖》《游孤山》中既描寫了西湖、孤山的優美景色,又展現了古時美景今日普通人民亦可游覽盡興。而《豫秦晉二十九首》中更是將出游三省六市過程中的感觸,以寫景抒情,詠史鑒今的方式體現在舊體詩創作中。因此,郭沫若50年代的紀游詩寫作,既是其文人名士與學者形象的再度展現,更是將學術、政治、個人情感融入舊體詩的方寸之間。

從對選本中所收舊體詩的分析來看,郭沫若在共和國成立后的舊體詩書寫,一方面是適應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文學趣味和個人情感使然,是“特定年代里尋找恰當的個體生命體驗的表達式”。在共和國時期,不僅是郭沫若,像何其芳、沈從文、茅盾等深受五四精神影響的現代作家,都有舊體詩詞創作的情況。這些創作“不僅在詩歌藝術層面充實了文學史,還接續了傳統詩學中的人文精神”。郭沫若的舊體詩,無論是作為政治家與領袖之間的唱和,外交詩詞中的觸景生情,亦或是紀游詩中的文人抒情與學者氣息,都是中國傳統詩教觀的體現。《論語·陽貨》中提到詩有“興、觀、群、怨”四種功能,在40年代,郭沫若的舊體詩詞多體現詩的“興”與“怨”的功能,而在50年代“觀”和“群”則成為主要功能。同時舊體詩詞中的民族性價值也被郭沫若所認識,《論寫舊體詩詞》中郭沫若提到詩歌形式的新舊問題,他認為“詩歌工作者的任務是要建立為人民服務的新的民族形式。這須得我們在思想上建立革命的人生觀,在生活上充實服務的體驗,而在形式上則當就現形的民歌民謠中求得民族的語言規律和生活情調而施以新的加工”。因此,深入地看待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舊體詩寫作,便能認識到郭沫若在選本的篇目編選中對舊體詩青睞有加的深層用意。

舊體詩在郭沫若50年代創作經歷中顯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舊形式既與他的創作興趣相連,又能容納足夠的個人情感和政治意圖。它讓郭沫若在新詩寫作“難以為繼”之時,在舊形式中妥善安放了自己的個體情感。

結 語

通過對《駱駝集》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郭沫若在篩選篇目時,主要遵循的是政治標準與時代導向。不過,在滿足政治要求之外,郭沫若在全力扮演時代賦予的公共角色時,仍保留著未完全消退的藝術感受與審美習慣。

進一步看,這種需求與習慣在選本中得到了迂回卻充分的展現。在旨在展示20世紀50年代共和國詩歌面貌的選本中,傳統舊體形式反而成為主導,這本身就富有深意。對于郭沫若而言,舊體詩是其嫻熟掌握的一種詩歌形式,因其與傳統士人情懷及人文精神的天然聯系,為他這些多重的身份與精神面向,提供了一個合法、得體且自如的抒發渠道。因此,選本中的舊體詩寫作,不僅是創作上的偏好,更是其個體情感與復雜身份在文學中的整合性呈現。

《駱駝集》為我們理解20世紀50年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樣本。它也揭示出,即便有強大的外在規約,作家依然會以各種或顯或隱的方式尋求表達,在文本中留下個人與時代微妙錯位的痕跡。郭沫若通過這部選本所呈現的,不僅僅是一個被時代召喚的“人民詩人”,更是一個在政治中,巧妙地運用文學形式來安放其多重身份與個體生命,立體而真實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