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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天地”“自反性”到“人類世”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市生態書寫研究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2期 | 劉曉飛  2026年04月24日16:17

內容提要: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城市生態書寫,它的價值追求及藝術表達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發展:工業文明時代,描述新中國火熱的工業生產和城市建設,城市是強勁有力的社會主義多重生態能量場;精神文明時代,揭露諸多環境問題,進而對城市文明病進行焦灼批判,展示了發展主義與生命倫理的矛盾沖突;生態文明時代,注重城市生態在城與鄉、不同文明發展階段的時空雙維意義坐標的構筑,展現了文明發展的差序格局,有意識地探索跨學科的詩意表達。城市生態書寫直接而鮮明地表征了中國式現代化構想的確立、探索以及逐步成型的過程,在人與自然層面印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發展邏輯,從而參與到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實踐中。

關鍵詞:城市生態書寫 能量場 現代性反思 文明差序

中國當代文學走過了七十余載的發展歷程,生態文學與城市文學的相關研究已是學術界顯學,城市生態書寫可以視作兩者的交叉地帶。相比鄉土生態的備受關注,城市生態書寫遭到了輕視、無視甚至敵視,城市似乎是諸多生態問題的淵藪,更鮮見長時段廣視角的系統研究。這種研究格局與城市及其生態的現實境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事實上,城市同樣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鄉村共同構成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缺一不可。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7.89%,專家預計到2030年接近70%。如此重要的城市生態,如此龐大的城市人口規模,這種“重鄉輕城”的學術現狀顯然是不合理不完整的。

鑒于當下學界關于“城市生態”的研究較為罕見,所以有必要前置性地對其內涵和外延進行一定的學理界定。1925年美國社會學家帕克首次提出了“城市生態學”這一概念,隨著全球環境危機的加劇,自1970年代以來,城市生態學作為自然科學領域的一門獨立學科得到了迅猛發展,當代著名生態學家理查德·福爾曼將其定義為“城市生態學是研究人類聚居區內的生物、人工結構和物理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科學”1,其研究領域聚焦于揭示城市生態系統的自然規律與物質屬性。相比之下,人文視域中的城市生態概念顯然更為復雜。首先從理論層面上來說,馬克思有“人化自然”的觀點:經過人類實踐介入和改造了的自然即為人化自然,并且“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2,也就是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在體現。作為人化自然的典型范例,人文領域的城市生態之重心必然面向人文要素的深層作用機制。其次從語義結構維度分析,“城市生態”包含兩個詞語:“城市”作為限定空間,“生態”是落腳之處的本體,繼而又有城市的生態、城市間生態、城市與生態等多種組合形態,從而形成了復雜開放的闡釋空間。最后從學科譜系審視,“文學是人學”的根本命題為城市生態書寫奠定了學科合法性基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生態文學的核心議題,城市場域必然成為無法忽略的關注對象。由此可以推導出城市生態書寫的雙重詩學維度:自然環境是物質基底,人文生態是精神內核,這就決定了城市生態書寫呈現為自然與人文的動態交織,具體表現為天然與人工、物質與精神、生態規律與社會邏輯的三重融合。

基于上述理論推演,城市生態書寫可以界定為:以自然生態為核心,呈現城市空間內自然—人類—社會之間復合互動關系的文學,尤其強調人類對城市自然與城市人文的生態性建構,從而揭示城市場域中的生命律動與存在困境,最終指向現代性語境下的生態反思與可持續發展的瞻望。由于城市生態書寫本質上是以自然生態為核心的社會制度、文化秩序和人類思想情感共同作用的產物,所以此類書寫在外延上至少還涵蓋了兩大向度:其一是從生態感知出發,人類對城市空間衍生的精神歸屬感、身份認同等主觀體驗,其二是政治權力、社會變遷在城市生態景觀中的客觀體現。

需要指出兩點:首先,以上界定并非概念的泛化,而是由城市生態本身的基礎性影響和強大效力所決定的:從覆蓋廣度來說,人皆生活在生態環境中,當前全球已有接近一半的人類居住在城市中,城市生態更是通過物質和精神能量的輸送,輻射至鄉村生態,所以它是全域性系統聯動;從穿透深度上來說,城市生態不光承載生命的物質軀殼,更能由外而內地抵達精神與心靈的秘境,所以它是綜合性深入浸潤。其次,生態書寫不等于生態文學。嚴格意義上的生態文學應該是作品具有鮮明的生態主題,體現了作家明確的生態創作意圖;而生態書寫,只要文本在客觀上涉及生態環境內容即可,作家作品是否具有自覺的生態意識并不影響其能否納入考察,所以上述界定中的“核心”是意義核心但不一定是文本核心。比如下文中的《龍須溝》就是因為事關生活環境改造所以進入研究視野。當然,從生態意義上來說,生態文學是生態書寫的自覺階段。

城市生態是生態現實,是社會傳統,也是文化場域。在這樣認知的基礎上,就有了探討城市生態與政治關聯的可能。從發生學視角來看,城市與鄉村在形成機制上存在著明顯差異:前者主要源于人類的理性規劃與技術干預,后者更多呈現自發演化的特征。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這意味著城市生態的“人化”絕非個體意志的簡單疊加,尤其是工業文明以來的現代城市,其空間布局、生態系統建構始終伴隨著政府相關部門的規劃協調統籌安排,集中體現了國家意志與發展規劃。從這一角度來講,不同年代的城市生態,既是對人們不同歷史階段現實環境需求的直接回應,更深層次上則映射著各個時期政治力量對社會關系的塑造與干預——這正是城市生態政治特性的深層邏輯所在。

斯賓格勒說:“世界的歷史便是城市的歷史。”4現代化源于工業革命,習近平指出:“18世紀出現了蒸汽機等重大發明,成就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現代化歷程”5,而現代化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城市的現代化。具體到中國,城市是中國現代化探索及成果集中展示的場域,縱覽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城市生態書寫,它的價值追求及藝術表達明顯地呈現階段性發展,直接而鮮明地表征了中國式現代化構想的確立、探索以及逐步成型的過程,從而參與到中國式現代化建構的文化實踐中。

一、 “新天地”:社會主義的多重生態能量場

現代化包含“ 現代”和“化”兩部分,它既指向肇始于工業文明的歷史演進階段,也表征著傳統文明向現代轉型的實踐進程,更是當下全球性社會變革的總體趨勢。中華民族的現代化探索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起點,又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是新中國成立前現代化的思想文化啟蒙階段。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梁啟超的“新民說”、陳獨秀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理念等等,都是不同時期國人從不同角度探索中國現代化的思想文化成果。然而囿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歷史條件,即使有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這樣的政治實踐也只能呈現出改良特征,難以突破思想文化層面的范式局限。第二個是新中國成立后現代化的實踐與完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得現代化追求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層面、土地革命和工商業改造的經濟層面、工農兵群眾基礎的社會層面等多個方面的堅實基石,不斷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中國現代化模式。

其實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構想現代化的具體實現路徑,早在1944年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就指出:“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需要工業化。”6 1953年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確立了“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7的戰略目標,1954年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了工業化8。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之路,其具體的重要措施就是大規模的工業化。從本源上工業化體現了人類大規模地改造、征服自然的愿望和能力,科學技術則顯著提升了人類應對自然的底氣,從而能夠更好地滿足人類的生存需求。馬克思說“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自然科學則“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進而他認為“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9。可以說,現代化工業本質上就是人類用現代技術進行自然改造,是現代性主體對自然客體的重構與形塑。中國的工業化主要是在城市里完成的,甚至工業化造就了一些城市。作為政治的靈敏晴雨表,其時文壇三大主流題材工農兵文學中的“工”,即關注城市及城市里的工人和工廠,聚焦城里人的生產生活狀態,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風貌。

“現代化這一緊迫任務,亟須一項由國家發起的、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有針對性的投資和發展計劃。”10 1950—1960年代,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心在于發展重工業,“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11。東北是重工業建設的重點區域之一,被稱為“重中之重”,黨和國家領導人給予了持續的特別關注。1953年12月毛澤東親自寫信盛贊鞍鋼員工,“我國人民現正團結一致,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斗,你們的英勇勞動就是對于這一目標的重大貢獻”12,朱德于1959年6月2日、6月7日分別視察了撫順煤礦和鞍鋼13,1960年毛澤東甚至把鞍鋼企業管理經驗稱為“鞍鋼憲法”14。國家戰略層面的核心命題必然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具備敏銳社會感知的作家群體更是尤為重視,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工業題材創作勃興的重要動因,蕭軍《五月的礦山》(1954)、艾蕪《百煉成鋼》(1958)、草明《乘風破浪》(1959)等作品紛紛面世。1961年初,郭小川實地訪問了當時的鋼都鞍山和煤都撫順后創作了抒情詩集《兩都頌》,相較同時期其他取材東北重工業基地的作品,《兩都頌》雖知名度不高,但它出自名家筆下,既真實再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宏大場景,也運用詩性語言抒發了工人的勞動熱情以及詩人的創作激情,因而可以作為考察特定階段社會現實及主體情感的適宜文本。在作品中,這兩座蓬勃向上的東北城市是多重生態能量展示的場域:重工業生產彰顯了精神層面的高昂政治激情,以及物質層面的技術改造自然的強大功效,最終作為工業化典型充分顯示了中國走現代化之路的必要性、合理性。

詩歌具有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通過工業化贊美了嶄新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意義上工業化是“表”而社會主義是“里”。首先,詩人經常進行新中國與舊社會的強烈對比,極力渲染城市的巨大變化。“墳墓”“囚牢”“地獄”之類極具震撼力的詞匯與舊中國聯系起來,“黑窟窿如同人間地獄,/口上站著兇狠狠的把門鬼,/升井的礦工好似活骷髏,/一垛垛棺材在井口上堆”15;進入新時代后,詩人又是如此驚嘆城市的新狀態,“呵,突然展現在我們面前的/真是一片山呼海嘯的新天地!”16用死亡與新生分別賦予“舊”“新”時代,實現了可視化、形象化的場景蛻變,對比之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圖景展示了魅力,充滿了希望。其次,在走向新社會的路途中,共產黨起到了引領作用,“走在最前列的/是那些遠道而來的黨的干部”17,工人階級也常常被稱作“英雄”,“煉的卻不是鋼花鐵水,/而是鋼筋鐵骨的英雄”18。詩人甚至把工業生產當作戰爭來描述,“那里的環境是和平的,/卻日日夜夜發起劇烈的戰爭;/那里正在大煉鋼鐵”19。工業生產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工人階級主力軍的作用,由此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了有效銜接和轉換。再次,工人們以澎湃的勞動激情積極投入生產,勞動場景經常指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國家話語。“從新中國精神建構的角度看,‘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值得肯定之處在于不少作品真誠地寫出了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公意識”20,這個結論也適用于當時的工業詩歌。《兩都頌》頻繁使用具有強烈政治意味的諸如偉大、神奇、壯麗等詞匯來形容工人的勞動心態及生產景象:“周圍的一切/都是如此地明亮而又壯麗;/你會不由地邁開三尺闊步,/滿載著太陽的光輝/向鞍鋼的中心急急走去”21。詩人有時甚至直露地把工業生產與社會主義關聯起來,“看,一桿新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紅旗,/在陽光四射的早晨驕傲地翻飛!”22《出鋼的時候》一詩更是典型地融匯了工業與政治雙重場景:“那壯麗而奇妙的景色呀,/猶如蘭天碧海之間的日出;/那噴薄而下的鋼水呀,/好象朝霞映照著的高山瀑布;/那莊嚴而豪邁的氣概呀,/如同萬桿紅旗一齊涌向凱旋之路;/那金光閃閃的鋼花呀,/好似滿天星斗同時在爐前跳午。”23可以看出,在詩人的描述中舊時代是落后的罪惡滔天的,迫切需要新的時代的到來,工業化成為了符合時代進程的歷史性要求;而且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承擔了至關重要的領導職責;工人們也以主人公的積極心態呈現了無比的勞動激情,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得以形塑。此時的工業化生產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意義的體現和政治價值的延伸。

“現代的城市面向未來,而非過去:速度和變化成為城市的代名詞。”24這個時期的城市,之所以主觀層面激情迸發昂然奮進,是因為在客觀層面工業化的巨大成就提振了人們的信心,城市成為多重的生態能量場,中國式現代化擁有了動能轉換的實踐場域和彰顯發展效能的全方位舞臺,呈現了蒸蒸日上的新氣象。重工業離不開煤炭、礦石、氧氣、水等自然資源,所以這一時期的工業化實際上就是強調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和轉換。從生態角度看,《兩都頌》忽略了重工業生產環境污染的負面影響,而是著力顯耀了高產高效的正面成效。一方面,煙囪、火爐、鋼鐵、機器等工業表征的具體意象在詩歌中頻繁出現,“森林般的煙囪”“山巒般的爐群”25“從爐口滾出的鋼河鐵水”26。先進的生產工具意味著勞動方式的改變,新技術和新業態形成了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進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工業化顯示出了強大的功效,“進度表上的紅色箭頭/都象風箏般地隨風飄然直上”27“這個企業的鋼鐵產量/已經幾倍、幾十倍增長”28“那千頭萬緒的聯合企業呀,/一個工段緊接一個工段,/一個環節緊扣一個環節”29。工廠生產效率的極速提高,產品數量的巨額膨脹,以及計劃經濟下生產秩序的井井有條,對于長期處于散漫自發農業文明階段的中國來說,工業化展現了令人折服的魅力。

工業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是滿足人民的需求,這一點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設計之初就明確的,1954年周恩來總理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30。這一時期,我國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31,并提出了“城市建設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生活服務”32的方針。不光工業城市以巨大的產能辭舊迎新,在非工業城市中此時也是“舊貌換新顏”,當時國家成立了基本建設處、都市計劃委員會、城市建設局等專門的城市建設和規劃管理機構,以大規模的工業化作為基礎,大力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項目改造,其中的典型之一就是北京的龍須溝整修,老舍據此創作了戲劇名篇《龍須溝》(1950)。戲劇也蘊含著明顯的新舊對比,第一幕開端就描寫了新中國成立前龍須溝臭氣熏天的場景,多年來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污水橫流的生存困境顯示著舊政權社會治理的失效。周邊居民們的迫切愿望就是“有一天,溝不臭,水又清,國泰民安享太平”33,這實質折射出底層民眾對政治革新的深層訴求。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及時解決了這一疑難問題,老百姓歡欣鼓舞辭舊迎新,熱情歌頌新政府,“你我是人民,政府愛人民,為人民來修溝!”34這是用樸素活潑的民間話語表達的政治認同。城市基礎設施是城市運轉的基石,是城市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修溝渠是政府行為,它不僅直接改善了城市環境,滿足了人民的物質生活需求,同時也贏得了廣大民心,間接也獲得了市民的國家認同,在前后對比中更加真誠地擁護新生的國家。這種城市物質生態及居民精神生態皆顯著更新的雙面效果,彰顯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合理性和優越性。

西方生態思想起源于對自身工業化弊端的反思,而新中國初期的工業化實踐剛起步,尚無明確的環境保護意識,只是無意間顯示了人面對自然的強勁力量,但有工業化才有后來的生態反思,所以屬于前生態階段。工業生產與民生項目改造使得城市生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一時期的城市生態書寫氤氳著進步主義的樂觀氣氛,在物質生態和精神生態方面充分挖掘城市工業化和城市民生環境改造的正面價值,成為彰顯意識形態磅礴能量的現實場域,從而塑造了工業美學和生活美學的生態政治學樣本,完成了意識形態生產機制的文學轉譯。

二、“自反性”:發展主義與生命倫理的沖突

1980年代貝克、吉登斯等人提出了“自反性現代化”理論,該理論將現代化分為既連續又有斷裂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工業社會的“簡單現代化”,其奠基于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社會發展的核心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分配;第二個階段是風險社會的“自反性現代化”,鑒于簡單現代化的負面效應對工業化本身和全人類都造成了威脅,由此社會焦點轉向生態危機等方面的風險分配。35自反性現代化在內容上主要包括社會層面的結構自反性和主體層面的自我自反性36,是現代化在新階段的自我對抗和自我修正,“現代化正變得具有反思性;現代化正在成為它自身的主題和問題”37。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從經濟建設到危機反思,從注重現實到著眼未來,這樣的現代化階段劃分及不同階段的特點同樣適用于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歷史走向: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文革”結束是工業社會的簡單現代化,那么“文革”結束后的中國則進入了自反性現代化階段。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重心轉回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1979年鄧小平首次明確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38其中強調了城市在現代化經濟建設中的龍頭帶動和示范引領作用,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了城市在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和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39。后來還有1990年我國第一部城市規劃基本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出臺,2002年國家建設部發布《城市綠線管理辦法》等。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走深趨廣,城市作為人類文化的集合地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自身進入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但同時一些問題開始暴露出來,尤其是環境污染方面較為明顯。對應中國式現代化及城市的飛速發展和大規模鋪開,城市在文學中的體量、分量、深度都大幅度地飆升,城市生態狀況在文學中得到了科學的反映與深入的思索,彌漫在文本中的不再是樂觀高亢的現代化頌歌,而是轉變為充滿危機意識的生態批判。

“城市是現代文明成果集中展示的地方,它代表著人類社會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經濟、文化中心,顯示了人類力量對自然最有成效的改造。同時,城市也是自然生態被破壞得最徹底的地方和污染最嚴重的地方。”401985年前后,敏銳的作家們開始創作生態環保題材的文學作品,其中一些作品揭露批判了城市環境問題,城市的政治屬性逐漸淡化。1986年沙青的報告文學《北京失去平衡》深入調查了北京水資源匱乏的現狀及其背后錯綜復雜的原因,被認為是推開中國生態文學大門的標志性作品之一,首都北京成為一個水資源問題突出的中國城市典型。更有意義的是這部作品在生態問題上恰好與之前的《龍須溝》形成了饒有趣味的延續性對讀關系,其價值坐標已經從政治合法性論證轉向了生態可持續性質詢。《北京失去平衡》中仍舊有“新”“舊”的對比,但是從生態環保角度出發的“新”與“舊”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逆轉:過去的生態環境是美好和令人懷戀的,而環境問題叢生的當下卻如此糟糕令人憂慮,“我走到自然界一邊,用它們的眼睛去看我深深眷戀的城市,啊!她面目全非,竟成了如此模樣!”41作者用大量的筆墨、幾個突出案例不遺余力地進行“新”與“舊”的對比描述:

朱自清不曾用他的神來之筆寫過《荷塘月色》,描述了這北京西郊萬泉河的旖旎風光嗎?可是,當我面對萬泉河時,心涼了,冰涼徹骨。萬泉河在哪里?這只是一條人工的河,一條沒有活水的死河,一條污穢的臭河。42

北京城治理了一條龍須溝,卻出現了近二十條龍須溝。43

二十多年前,無數雙紅領巾稚嫩的小手搬走污泥濁水,捧出了一個紅領巾湖。

眼前的是什么?是湖?凝滯、濃膩的水,灰如鐵,黑如墨,沒有波光,沒有漣漪。炎炎夏日,居然熱氣騰騰,撩起縷縷白煙。她死了!散發著腐敗的惡息。44

作家張煒曾經清醒地指出,“我們無法簡單地茍同所謂的現代化,因為西方的現代化之路給全世界造成了那么多的苦難。現代化運動之中蘊含的野蠻和粗暴成分,沒有人更多地研究”45。萬泉河、龍須溝是激發現當代作家創作出名篇的靈感源泉,但此時都散發著惡臭,而紅領巾湖和龍須溝皆是由“死”到“生”又重新“死”去,北京城不止一處的、水質的幾番變化令人唏噓扼腕。恩格斯曾經斷言,“工廠城市把一切水都變成臭氣沖天的污水”46,很不幸當時的北京水質也沒有逃脫這樣的命運。這種水質之“變”的前后對比和“懷舊”敘事解構了發展等于進步的現代性神話,帶有厚重的歷史反思和尖銳的現代性批判意味,“城市居民的生活是以犧牲自然界為代價的,他們直接導致了自然環境的惡化”47,而且還需要“用我們這一代人的疾病和死亡去使下一代,下下一代人獲得免疫能力”48。其時的作家們已經意識到,單純的工業現代化之代價是多重的,既有生態環境的犧牲,也有人類健康的犧牲,還有長久的代際犧牲,不可謂不慘重,這正是貝克等人站在自反性現代化立場所指出的工業現代化的嚴重缺陷之一。城市的發展活力堪憂,資源配置布局有待調整,“若不及早解決,即將影響首都四個現代化的進程”49,由此,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呼之欲出。

但作者也充分正視城市水危機的本質及其復雜性。首先,作品直接點明了水危機背后的人為因素。“環境問題的實質是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出現了危機,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出現了危機。”50正是人類因素催生了環境問題,而人口密集的城市其環境問題復雜難解也源于此,“從構成城市生態系統的環境看,這里是人類對陸地自然生態系統影響最強烈、改造最徹底的地方”51。其次,北京水危機的背后牽動了方方面面的利益糾葛,涉及生態環保與經濟開發、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等諸多錯綜交織的兩難選擇,這其實是世界范圍內生態治理的難題,也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復雜現實和深刻變化。最后,作家更進而揭示了人被城市異化的問題。“人造就了城市安樂窩,城市安樂窩反過來重新造就人,使人生態變異,前額縮小腦容量增大;終年圈在城市里,使許多人患上了心血管病、高血壓病、肥胖病,以至癌癥等等‘城市文明病’”52。城市嚴重摧殘了人類的身心健康,城市是致病源,這是從1980年代一直持續到上世紀末諸多作家的共識,比如邱華棟在1997年的《城市戰車》中甚至憂心忡忡地發出警告,“城市本身就像個巨大的子宮,孕育著各種胎兒、病菌,攜帶著各種炎癥在地球上狂奔”53。

由此,城市發展或者說現代化進程從物質層面走到了必須重視精神層面問題的階段。其實,黨中央在經濟建設的同時已經高瞻遠矚地反復強調精神文明建設問題了。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把“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為專章,明確指出如果忽視精神文明“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就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方向”,“甚至會走上畸形發展和變質的邪路”54,之后還有1986年《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99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等重要文件出臺。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明確指出,“社會文明既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個方面,社會就是畸型的,也不可能健康地向前發展”55,并且“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56。但在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操作中,這種“畸形”還是令人遺憾地出現了,社會發展呈現了偏重物質忽略精神的明顯傾斜。所以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闡釋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發展“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57。可以看出,邁入新世紀,中國式現代化在發展模式上做出了必要的調整和完善,強調全面發展、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與現實相呼應的是,這一時期的城市生態書寫格外重視表現人類精神危機:一味地強調物質發展造成了人與自然情感紐帶的斷裂,還有精神世界的坍塌。如果說1980年代的報告文學《北京失去平衡》只是聚焦單維的顯性的水危機問題,是采用實證主義手法揭露發展代價的“問題之書”;那趙本夫創作于2008年的小說《無土時代》中生態問題已經侵蝕到了人的肉體和靈魂,出現了各種畸形和病象,是一部荒誕化的都市生態“病癥之書”。作品中的城里人即病人,“厭食癥、肥胖癥、高血壓、性無能、禿頂、肺病、肝病、癌變,以及無精打采、哈欠連天、心浮氣躁、緊張不安、焦慮失眠、精神失常、疑神疑鬼、心理陰暗、造謠誣陷、互相攻訐、窺視、告密、歇斯底里等等”58身體和精神上的疾病,城里甚至有病態聚集的狂躁癥酒吧、沉默者酒吧、天足酒吧等等,林林總總囊括了人類從生理到心理的各種類型病癥,連僅僅在木城待了幾天的村長也患上了失眠癥,簡直堪稱人類病例大全。斯蒂格勒認為“文明的歷史和疾病的歷史是相通的”59,社會越先進文明越發達,人們的疾病就越頻發越嚴重,莫利斯認為混凝土叢林中的城市居民患上了幽閉恐懼癥,并可能會變成“一所龐大的瘋人院”60。“精神污染”這一概念是迪維諾提出的:“在現代社會中,精神污染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人們的生活越來越活躍,運輸工具越來越迅速,交通越來越頻繁;人們生活在越來越容易氣憤和污染越來越嚴重的環境之內。這些情況使人們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獸;人們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61。由此《無土時代》中的城市癥候群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生理層面癥狀,突入到深邃的精神生態,從而演變成現代性危機的隱喻系統。這意味著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城市生態書寫深刻揭露了發展主義觀念與生命倫理間的根本性沖突。

在中國式現代化持續和廣泛推進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問題,同時也不斷地進行著自我更新。中國生態文學應時而生,在一定意義上它的出現本身就印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自反性。城市生態書寫方面,1980—1990年代,作家們懷著一腔憂慮切入現實,以生態預警的姿勢著力捕捉生態問題,進而對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呈現反思姿態,作品兼具力度、深度和溫度,多采用兼具真實性與快捷性的報告文學體裁,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到了本世紀初,城市生態書寫的關注中心逐漸轉移和聚焦到城市文明病,從精神層面深入刻畫了現代性危機,多采用虛構、夸張、荒誕等手法,城市生態景觀越發具有了立體感和藝術生命力。

三、“人類世”: 時空雙維下的文明差序平衡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倡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2018年生態文明更是被寫入憲法,成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國家治理準則。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全面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62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點中有四個直接與人有關,也就是其聚焦點是人,以人為本,關注人的利益與需求,維護人的發展與完善,這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情懷”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類情懷”。具體到城市,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繼續強調城市的重要作用,指明了人是城市發展問題的歸結點,生態型生存是其鮮明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努力把城市建設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63由此,近十余年來作家們落筆城市生態的時候,基本沒有脫離人的維度,“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包含了人的全面發展, 城市現代化當以‘人的現代化’為倫理核心。城市文學敘寫現代化的焦點, 也是圍繞著‘人’來展開的”64。作家們緊密圍繞人與自然雙向的、多維的關系展開創作:一方面展現人對城市生態的深刻影響力和強大塑造力,另一方面也揭示城市生態對人從物質到精神的深入持久作用。諸多作品在城市生態的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實現了雙重的意義坐標構筑:揭示城鄉生態狀態的聯系與對比,注重城市生態的歷史性與當下性的回顧與展望,并適當進行跨學科的信息傳達與藝術表達整合,城市生態書寫的廣度和厚度皆大為增加,更加廣泛和深入地反映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人類世”(Anthropocene)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荷蘭化學家保羅·克魯岑在21世紀初提出的一個地質學概念,認為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對地球影響的規模可以與古代一些重大事件相媲美,已經具備地質轉變的級別”65,即人類創生了一個新的地質年代。“人類世”明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空間、時間層面強調了人對自然前所未有的重要影響和根本性塑造力量,這一概念隨后得到科學界的認可且逐漸溢出至人文學界,趙德發201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直接用《人類世》命名,從地質學維度解釋和展示了城市生態景觀。如果說之前生態書寫中的城市文明病著重描述病相癥狀,那么《人類世》則把城市病癥放在了長時段、全景式、多種生態關系、多綜合因素的系統考察診療中,也就是從“揭出病苦”發展到了“針砭病根”。小說用一座海晏城全面呈現了當下城市中人與自然緊張對峙的生態關系,小說中的鷹窩崮并不見老鷹,原因是人類打農藥,野兔吃了沾藥的莊稼和草就流產或死掉,隨之鷹、狼、蛇無法獲取兔子作為食物也就消失了66;同時人吃的水果蔬菜也打農藥,“運到城里,城里人照買不誤”67。這里存在著兩條生物鏈:一條是人—農藥—草—野兔—鷹,一條是農藥—食物—人,兩條生態鏈都是崩潰的,且都是通過人類形成了生態系統的閉環式毀滅;更重要的是人與自然形成了施害者—被害者關系,且人類自己兩種身份兼具,貝克形象地稱這種生態現象為“飛去來器效應”,“在現代化風險的屋檐之下,罪魁禍首與受害者遲早會同一起來”68。“鷹窩崮無鷹”不僅在現象層面解構了傳統的自然神話,更在本質上揭示了人類中心主義導致的生態危機,很明顯,作家批判的矛頭主要對準了人類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人類世》也體現了一個重要趨勢:作家用公正平和的眼光看待城市,城市雖然問題叢生,但它不再是飽受詬病甚至被嚴厲批判的淵藪,其本身也是被人類戕害的無辜角色。《人類世》中的主人公孫參就是一個極度膨脹的人類征服者的典型形象,他大規模搬山、填海、造地,甚至狂妄地喊出了“改寫中國海岸線”的口號。文中的“金釘子”意象承載著性器官、高層建筑和地質標記等多重內涵,而孫參簡直就是一枚滔天氣焰的人形金釘子,他身上呈現了資本邏輯與人類中心主義的疊加,印證了魯樞元在《現代都市生活的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的觀點:“已有三重膨脹出現在我們面前:自然界出現了人的膨脹;社會出現了城市的膨脹;精神出現了欲望的膨脹。這三重膨脹就是釀成人類社會困境的原因,尤其是‘欲望的膨脹’”69。繼而作品通過“沙粒的訴說”等元敘事策略把人類進化史及孫參發家史融為一體:人類從一誕生,就吃同類,后來吃動物、植物,“人類喜歡爭斗,為了地盤、資源與統治權經常打仗”70,由此《人類世》超越了城市本身,是站在地質進化史以及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人類思想和行為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所以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這里面包含了三層辯證關系:首先是過程與目的的辯證,先和諧才能共生,和諧是模式和過程,共生是目的和結果;其次是尺度與程度的辯證,和諧強調生態關系相互制衡和妥協的“適度”,共生是強調生態關系存續和發展的“持久”;最后是主體與責任的辯證,和諧共生雖然是涉及人與自然雙方的生態理想,但實則否定了人類中心主義體現了生態公平性,更強調人類責任,是對人類自身提出的規范和要求。馬克思認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71,所以作為生態關系的把控者,當城市生態遭到破壞,這樣的療愈任務也只能人類自己承擔。習近平也說,“建設生態文明,首先要從改變自然、征服自然轉向調整人的行為、糾正人的錯誤行為”72,尤其城市是人口密度高且人類占有絕對優勢的區域板塊,這更需要人類進行自我約束。需要注意的是,反對放縱欲望不等于禁欲主義,趙德發沒有給孫參徹底滅亡的結局,而是留給了這個生機勃勃的人類代表一個相對溫和公允的結尾,雷蒙·威廉斯認為狄更斯筆下的城市體現了社會流動性,“城市不僅作為一種異化的和冷漠的機制,而且作為未知的,或許也是不可知的如此多的生命的總和,這些生命在推擠、碰撞、瓦解、調整、認可、停留,再向新的空間移動著”73。孫參以海晏城作為活動空間,充分發揮了生命活力,也給海晏帶來了一連串的生態后果,展現了“人類從此成了一個超強地質因素”74,證實了“人類世”的存在與巨大影響,他最后的幡然醒悟也是人類與自然關系的一種總結、修正和探索,更是對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中國式現代化既是規劃層面的國家發展藍圖,也是現實層面的全國上下持續進行的發展過程。由于中國式現代化跨越的空間遼闊、延續的時間長久,所以需要根據不同區域、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情況來衡量人與自然和諧,萬不能搞一刀切的統一要求。中國生態書寫呈現了城市與鄉村之間不同生存環境的參差,以及不同發展階段文明的交疊,作品中的城與鄉往往聯袂出現,并形成了兩種常見的城鄉生態書寫敘事范式:第一種是城市與鄉村涇渭分明互相對立,比如張煒《刺猬歌》(2007)中的紫煙大壘和棘窩鎮,趙本夫《無土時代》(2008)中的木城和草兒洼,陳應松《森林沉默》(2019)中的省城和咕嚕山區等等,兩者皆被提純化、濃縮化甚至夸張化,“鄉村—天然—本真”與“城市—技術—罪惡”的敘事模式經常把生態環境差異轉化為道德倫理沖突。第二種是城鄉之間人員流動頻繁,鄉村趨向城市化,比如胡發云《老海失蹤》(1999)、趙德發《人類世》(2016)、賈平凹《河山傳》(2023)、蘇童《好天氣》(2025)等等。《河山傳》中從鄉村來到城市的知識分子文丑良說,“我們的時代已經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變化,是城市和鄉村的堡壘打開”75,同時作家對城市的腐蝕性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心,文丑良可以看作是作家的化身,他提出了“大城市好嗎?一切都好嗎?”76這樣的問題。現代化征程中,當傳統城鄉邊界被消解,城鄉之間必然存在生態正義的較量,生態代價成為無法回避的沉重話題。

城市與鄉村不同空間生存環境的參差,也表征著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明形態的共存。丁帆在散文集《消逝的風景》(2024)中提出了一個觀點:當前中國是原始自然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后現代文明四種文明形態并置交疊于一個時空的“四疊紀”文化格局77。沿著這一思路從空間維度繼續細分,不難發現前兩者主要分布于原野鄉村,后兩者則主要集中于現代都市之中。這種鮮明的文明差序格局,催生了人們心態的雙向流動:一方面鄉人們因物資相對匱乏而抱有“進城”心態,另一方面城里人因生活疲憊緊張而常懷“思鄉”之情,也就是無論城市居民還是鄉村居民皆處于肉體與精神脫節的狀態。從生態學角度來看,人們憧憬地點挪移的表象下潛藏著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調適機制,以及人類精神生態的自我演進。此類生態書寫的價值在于,它深刻反映了生態現實的復雜與多樣,進而揭示了空間和文明落差所引發的生態理念差異。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焦慮的現代人塑造了城市與農村截然不同的現代形象并賦予了不同的思想價值,應該在社會實踐和文化想象中慎重看待這種區別。“關于鄉村的觀點產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關于城市的觀點產生的拉力朝向進步、現代化和發展”78,這樣的二元論思維定式是否客觀公正?看上去,鄉村似乎是現代化弊端的解毒劑,比起城市“它提供了更為樸素而本真的體驗”79,因而承擔起了人性救贖與生態補償的想象功能。但需要警惕田園主義陷阱,鄉村的煩瑣、貧窮和枯燥無法忽略,現實中“空心村”的出現說明鄉村吸引力的散失和治愈力的可疑,且鄉村本身也是現代化的參與者,“農村生活和景觀仍然是構成和體驗現代和后現代生活的核心”80。而似乎無可救藥的城市實則是人類文明的具象載體,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的便捷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不能一邊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給予的恩惠,一邊又詛咒它的歷史進步”81。人類之路去向何處?布伊爾認為,“無論是繁榮都市和偏遠內地之間,還是人類中心和生態中心的關注之間,都是互有滲透的”82,城市與鄉村往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蘇童小說《好天氣》中,咸水塘就像一條臍帶把鄉村與城市緊密地連接起來,無論經濟發展還是生態環境影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家進而把筆觸從以往常見的“城市文明病”擴充延展開去,濃墨重彩地展示了咸水塘兩岸居民都患有的名目繁多稀奇古怪的“城鄉生態病”。環球同此涼熱,鄉村與城市是相生相依利害攸關的生態共同體。

近期,不止一位作家不止一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中出現了“人類世”和“金釘子”這兩個地質學名詞,人類世如前所述,金釘子則是劃分年代地層的全球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除了趙德發的小說《人類世》,至少阿來的散文集《去有風的曠野》(2024)也運用了這兩個名詞,且都被賦予了生態、地質、人文等多種復雜含義,這就提供了看待世界、認識人類的新立場、新基點,意味著科學與人文的對話。在《人類世》中,趙德發不惜筆墨大篇幅地詳細介紹了人類世和金釘子的科學信息,能夠看出作家對于地質學的熟諳。阿來熱衷搜集植物學知識,被稱為“作家中的植物學家”,李敬澤說:“阿來是一個博物學家,他對自然充滿了熱愛和敬佩,有一種凝視和珍惜。”83他的諸多作品都涉及豐富的植物學、博物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知識,翔實到了宇宙射線粒子、冰川漂礫、花距雌雄等專業冷僻的程度。其實早在2012年,阿來的散文集《草木的王國:成都物候記》就充分體現了這樣的寫作特質:用詩意浪漫的筆觸描繪成都的花木勝景與人文雅事,但在姹紫嫣紅花團錦簇中也傳遞了豐富的科學知識。比如自述其題目來源時就引用了氣象學家竺可楨關于物候的描述,作品中更出現了植物分類的界門綱目科屬、梭羅的物候筆記《野果》、宋代的草藥書《本草圖經》等科學信息,幾乎每一篇章都是靈動人文與嚴謹科學的交融。2024年11月阿來在浙江大學“漢語寫作與自然”的演講中認為,現代意義上的自然是在現代科學觀念燭照之下的自然,達爾文的進化論、洪堡的地質學、林奈的植物分類學等自然科學為近代以來的人們奠定了觀察世界和認識自然的基本方法,文學創作要積極地向自然科學汲取經驗。可以看出,無論是創作觀念還是創作實踐,近期作家們具有了明確而強烈的跨學科意識,在宏闊的人類文化譜系中“將科學與詩意的描述完美地結合在一起”84,這就為觀察自然及城市、辨析人與自然的關系、內查人類進一步打開了寬廣的視野,從而使得生態寫作抵達包羅萬象又生機勃勃的境界。

從追求工業文明建立物質基礎,到重視精神文明建設矯正現代性之弊,再到提倡生態文明筑造可持續發展新秩序,中國式現代化堅實有力地走在探索與進步之路上,融合了中國性、時代性和前瞻性。城市生態書寫作為文化表征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同頻共振:城市生態是明鏡,清晰映照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探尋軌跡;城市生態是檔案,準確記錄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與得失;城市生態還是檢測儀,細微捕捉了中國式現代化路途中社會主體的心態嬗變。同時城市生態書寫本身也呈現不斷開放、不斷深入、不斷擴展的行進態勢:價值取向上從外在的物質提升到可持續的生態文明建設,時空維度上從區域問題反映到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藝術方法上形成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辯證統一,城市生態書寫從人與自然層面印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發展邏輯。而文學與政治、中國化與全球化、城市與人、生態與人文等多元框架的交叉融合更使得城市生態書寫積淀深厚飽滿充盈。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的時代語境下,在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戰略號角中,城市生態書寫值得更多的關注和更深入的探索。

注釋:

1 [美]理查德·福爾曼:《城市生態學——城市之科學》,鄔建國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頁。

2 9 71 [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239、53頁。

3 [德]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頁。

4 [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張蘭平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頁。

5 習近平:《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斗——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

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頁。

7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709頁。

8 30 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7、68頁。

10 79 80 [美]薩拉·法默:《再造鄉土:1945年后法國農村社會的衰落與重生》,葉藏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36、88、46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頁。

14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頁。

15 16 17 18 19 21 22 23 25 26 27 28 29 郭小川:《兩都頌》,遼寧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4、21、43、42、3、12、36、2、4、4、5、8頁。

20 蔣述卓、賀仲明主編《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建構》,廣東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59頁。

24 [美]若昂·德讓:《巴黎:現代城市的發明》,趙進生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

3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32 潘谷西主編《中國建筑史》,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頁。

33 34 老舍:《龍須溝》,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45頁。

35 36 [德]烏爾里希·貝克、[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趙文書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9、146頁。

37 68 [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9—40頁。

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頁。

39 《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頁。

40 吳曉曦:《現代英語文學的多元視域研究》,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95頁。

41 42 43 44 48 49 52 沙青:《北京失去平衡》,《北京失去平衡》(中國新時期報告文學百家·地球家園卷),周明、傅溪鵬主編,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238、238、238、239、220、236頁。

45 張煒、唐朝輝:《你在哪里?——關于〈你在高原·西郊〉的對話》,《你在高原·西郊》,張煒著,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572頁。

46 [德]恩格斯:《反杜林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頁。

47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唐正東、臧佩洪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頁。

50 林兵:《環境倫理的人性基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頁。

51 陳浩:《自然與經濟》,中國環境出版集團2022年版,第140頁。

53 邱華棟:《城市戰車》,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頁。

54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頁。

55 56 江澤民:《努力開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新局面》,《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571頁。

57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3—624頁。

58 趙本夫:《無土時代》,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59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裴程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頁。

60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人類動物園》,何道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204頁。

61 [比]P.迪維諾:《生態學概論》,李耶波譯,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頁。

62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頁。

63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3日。

64 盧楨:《新時期以來中國城市文學的現代化敘事》,《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0期。

Jan Zalasiewicz, Mark Williams, Will Steffen, and Paul Crutzen ,“The New World of the Anthropocene” ,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44/7 (2010),p. 2228.

66 67 70 趙德發:《人類世》,安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153、188頁。

69 魯樞元:《文學的跨界研究:文學與生態學》,學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頁。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

73 78 [英]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31、401—402頁

74 [法]克洛德·阿萊格爾:《城市生態,鄉村生態》,陸亞東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9頁。

75 76 賈平凹:《河山傳》,作家出版社2023年版,第15、210頁。

77 81 丁帆:《消逝的風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117、121頁。

82 [美]勞倫斯·布伊爾:《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危機與文學想象》,劉蓓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頁。

83 傅小平:《阿來:大地上的行者,像山一樣思考》,《文學報》2023年8月10日。

84 阿來:《去有風的曠野》,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14頁。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中國教育現代化研究院 文藝批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