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學備忘與新人文批評的精神向度 ——評劉大先《歷史與形象——新人文備忘錄》
內容提要:本文聚焦“新時代文學批評”,以《歷史與形象——新人文備忘錄》為個案,探討其在新人文語境下“備忘”文學的豐富內涵與價值。該著作以“大義”歷史觀為基礎,通過文史相照聚焦文學“歷史”與“形象”雙重維度,彰顯文學歷史書寫的獨有特質與形象價值;以“心物互證”挖掘當下文學形象構筑的時代精神與道德內涵,觀照個體與時代的關聯;同時回應媒介新變,分析跨媒介寫作趨勢與文學性堅守的重要性。全書以多元批評話語展現新人文批評的精神向度,為文學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關鍵詞:劉大先 新時代文學 新人文批評 文史相照 心物互證 媒介新變
在辭書語境中,“備忘”被界定為“記錄下來以備遺忘時查閱”。然而,文學之“備忘”顯然內涵更為豐富:其不僅凝結著承載歷史記憶、洞察時代精神與指引文學走向的理性經驗,同時又隱含著歷史轉折時段新生文藝增長點的前瞻性預判功能。當中國現代文學歷經百年激蕩,學者劉大先正置身于一個愈發錯綜復雜的“新人文”語境中:數字化浪潮席卷而來,傳統文學與新媒體文學激烈碰撞,跨文化與跨地域的文學元素相與交織。這一切,使得文學場域呈現出德勒茲《千高原》中的“塊莖狀”無中心特征與鮑曼《流動的現代性》中的散布之網狀態。在此語境下,如何呈現“唯有批評所能展示”的認知道德與話語有效性,成為其面臨的核心挑戰。面對這一挑戰,劉大先以《歷史與形象——新人文備忘錄》(以下簡稱《新人文備忘錄》)對其做出了有力回應。作為吳義勤先生主編的“新時代文學批評叢書”一種,劉大先在此作中運用兼具精準洞察、理性剖析與靈活多元的前瞻性批評話語,系統梳理文學發展脈絡、深入剖析復雜文學現象,延續了新人文語境下文學“備忘”的核心功能,并在對文學歷史回響、當下凝思與未來走向的多維觀照中,彰顯了新人文批評的精神向度,充分展現了其批評實踐的獨特價值。
一、文史相照:“大義”歷史觀的新人文延續
新人文語境下何以“備忘”,這一基礎之思不僅關乎批評路徑,更關乎話語姿態。在此,劉大先期望借助回望之眸,來進入歷史幽秘地帶,連通歷史經驗與當下話語,實現文史相照下有活力的“新人文備忘”。
倘若允許追溯,早在2017年劉大先便于《必須保衛歷史》1一文中提出了蘊含情感、公正、烏托邦指向的、實現文學藝術與歷史共振的“大義”歷史觀,以防止可能存在的歷史虛無主義、歷史偏執主義和功利主義消費歷史等文學歷史觀念的危險。而在《新人文備忘錄》里,他更是從“新人文”的維度上,延續了此種歷史觀的聚焦,并積極投身于歷史實踐的洪流之中,以求擺脫文學歷史書寫超越怡情遣興之舊識,使其成為推動時代進步、承載精神追求的堅實力量。為了抵達這一“創造‘歷史’以進入歷史”2之“新人文”觀照的志向,劉大先將其關注重心放在“一枝兩葉”上,即對于文學層面“歷史”與“形象”兩個維度互為依托的聚焦上。
首先,是歷史之維的聚焦。面對歷史,文學何為?這是《新人文備忘錄》基于當下語境,集中探討的一個古老問題。歷史的不可回溯性,決定了其難以琢磨的隔閡感與神秘性,在此,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關乎文學藝術的師徒之歧(“影子的影子”與“更具哲學意味”之辯),成為人們爭論不休的問題。依此出發,文學可能淪為的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言說的“桑蠶食葉,不能抽絲”的征實之弊3,以及格雷布拉特、海登·懷特等后現代史學觀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式的個人修辭,成為學者劉大先尤為警惕的兩個向度。在卒章顯志的后記中,作者以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和宋方金的《清明上河圖》為警示,指出它們所熱衷的政論式敘述和電影化手法,均為“反小說”的非文學化歷史敘述4。而真正文學化的歷史書寫,必然表現出以“當代性”積淀與凝聚過去歷史與未來理想的文化重塑的能動性作用,其核心是“以想象力為核心幫助活著的人們做出道德的判斷”5。
在《新人文備忘錄》中,關乎文學之“歷史”敘述的核心要義是其微妙性與超越性。而這,使其對于“歷史”敘述的記憶化約以及真實性危機的突破成為可能,也是“創造歷史以進入歷史”的關鍵所在。其內核又呈現為共通性的一體兩面。其一,微妙性。在《新人文備忘錄》一書中,作者至少為我們呈現了文學之歷史書寫兩個層面的微妙性。一是類似于卡爾維諾式的輕逸感,二是心理時間層面的多維性。在《新人文備忘錄》中,作者通過列舉阿來《瞻對》、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舒立凡》等歷史著作,來展現文學以“輕”的姿態抗拒傳統歷史的沉重,以及突破常規時間限制,以意識流動和記憶翻新來呈現的多維心理時間,進而讓口頭記憶躍動于文字,展現文學歷史敘述毛茸茸的柔軟微妙屬性。其二,超越性。超越性是文學突破“歷史”書寫偏狹之所在,進而使其釋放出參與歷史的能量、以實現重建某種“歷史”的可能性。而這一切,均建筑在文學書寫獨特的可信度之上。因而,在作者看來,通過區別于其他歷史流傳物(文件、檔案、實物……)的獨特性,不單使亞里士多德關于“詩”與“歷史”古老辯論6的文學敘述價值得以呈現,還使得米蘭·昆德拉不遺余力所重復“說出唯有小說才能說出的東西”7的關鍵質素得以展現。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突破“歷史”書寫的偏狹性,讓自由意志游弋于融合未來、現在與過去的綿延時間中,進而實現基于“過去”歷史主體與“現在”文化融合語境下的創造性目標,抵達本雅明所言說的“作為被人認識到的瞬間閃現出來而又一去不復返的意象”8的吉光片羽的歷史圖景捕捉,以實現溢出歷史以進入歷史、敞開自己并成為“活的傳統”的超越性旨歸。
其次,是形象之維的聚焦。“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我們關于歷史書寫常常聽到的一句話。而對于作為歷史形象的那位“小姑娘”,在道德星空下獨立人格與詩性正義的探究,成為《新人文備忘錄》所彰顯的核心批評價值。在此,作者基于形象之維的聚焦,集中表現在風物、人物與心物三個層面。
風物,是歷史之維的形而上呈現。在《流動的時代、身份與文學》一文中,學者劉大先征引了《毛詩序》以來對于“風”之指向的漫長闡釋史,來論證其核心要義,即一種“兼容時代環境與情感感受”與“體現歷史轉運的軌轍,孕育情感與精神嬗變”之物9。正是基于此種考量,其不單表現為文學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形象,還表現為文學在不同時代的發展形態和表現方式。前者,表現為文學作品所能展現出的特定時期的社會風貌、文化特征和時代精神。如《東北書寫的歷史化與當代化》中,“鐵西三劍客”的作品所反映的東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變遷,從國企改制下工人階級的遭遇,到東北地域文化在時代浪潮中的演變,這些都是東北社會文化形象的體現。后者,以文學在不同時代發展形態和表現方式的展示,呈現出其物隨風動、風寓物形的靈動形態。在此,無論是《當代性與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學史寫作》中所闡發的隨著時代發展所造成的文學觀念變革與媒體融合的“風動”現象,以及由此生發的“純文學”觀念到“雜文學”“泛文學”的變更、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互文交織的蔚為大觀“物態”呈現;抑或《擁抱變化》意在叩問的,從“后文學”到“新人文”階段,融合多種形式、難以用傳統文體分類的文本范式(如霍香結的《銅座全集》)的演變,皆從文學之于社會文化形象的鏡面映照與多重自我鏡像兩個維度,詮釋了其整體架構與瞬間靈動相與交融的風物特征。
人物,是歷史能指系統的核心所指。在《新人文備忘錄》一書中,人物既是劉大先對于作品主人公的人文視角解讀,也蘊含著他開掘其背后文化價值、精神內涵與人類命運的思考。在此,作者借助于李洱、阿來、陳福民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細致入微地剖析了不同身份、地域和時代的各類人物,并通過對這些“歷史中人”的賦性與增重,為我們呈現了這些歷史骨骼之韌性與歷史血肉之豐富。這類似于本世紀伊始,李洱在歷史小說《花腔》中借助于主人公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愛情經歷,所呈說的一種關乎歷史動蕩中的影子拷問。在葛任所書寫的那部名為《行走的影子》的神秘之作中,極為生動地征引了一種“莎士比亞式”的影子哲學:“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指手畫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場;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10是的,沒有影子之人,便是沒有人性之人。人物情感守望的捕捉,是《新人文備忘錄》中極為打動人的地方,也是其作為批評文本極富靈動性與感染力之處。
而在此之外,心物則指向了一種更具當下屬性的、蘊含了詩性正義的精神維度。此一維度,我們在下一部分予以呈說。
二、心物互證:詩性正義下的當下形象凝思
2022年,在學者周明全的“第七代批評家訪談系列”中,生動地將劉大先稱為“飛鳥型學者”11。而這,又內在地表現為“致廣大、盡精微”的一體兩面。“廣大”如同飛鳥翱翔天宇,俯瞰大地,代表著他廣闊的研究視野,以及宏觀層面把握文學研究方向的能力。“精微”則體現為他對具體文學現象細致入微的觀察與分析,以求揭示出其中隱藏的社會意義和人性價值。此二者的結合,在《新人文備忘錄》中,最為集中地表現在其在廣袤復雜而又變動不居的當下社會中,對于那些能夠觸動人心的人物形象時代精神與道德價值的挖掘。而這其中,“心物”互證下的人物形象聚焦,是其一切情感與價值的凝思原點。
當前,我們正處于一種時代的大變局中。此種變局,不惟表現為闊大的歷史洪流推進,還表現為諸多青之末、細水微瀾的變化于不經意間的悄然發生。這些細微變化所蘊含的世道人心的深遠意義,很多時候可能只有將來回過頭來方能看得清晰。而另一方面,此種整體變局與細部變動在一個個具體生命主體身上,又表現為內在的一致性與抵牾性兩個層面。基于此,劉大先“致廣大、盡精微”的“心物”觀照,首先要面臨的一個“新人文”挑戰,便是對總體性時代風景的有效把控問題。在《新人文備忘錄》中,他對于我們時代發展的脈動進行了辯證式的把控,既在整體性中尋求其細部生命,又在歷史罅隙中探尋分裂時代的整體價值追求。進而,在宏闊的社會歷史和廣大的現實世界中,嘗試將小說文本作為“賦予外部世界和人類經驗以意義”12的總體性歷史癥候的呈現,從而在時代精神和疑難問題的總體性把控中來探究人類社會的發展動向和蕓蕓眾生的命運歸宿。而此種追求,又具象化地表現為“心物”一體兩面的“心”與“物”的互證性上。其一,是盧卡奇所言說的“一個人的發展是一條與整個世界相聯系的線索,通過這條線索,世界被展開”13的個體之“心”之于時代總體之“物”的輻射性關聯。其二,又表現為任何全景式的把控,均要以“心”為注腳,也即“一切以人、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發展或自由”14為旨歸的現實主義書寫。通過此種“心”與“物”的互證,他在時代風景進行總體性把控時,竭力將人的需求、情感與價值放在首位。
在《新人文備忘錄》一書中,學者劉大先正是在對時代的把控中,以此形象之維下的“心物”互證式觀照,真正實現了對人類社會發展動向的準確把握和對蕓蕓眾生命運歸宿的深切關懷,讓心與物在對整體價值的追求中實現深度融合與互證。其一,是對于心之于物廣闊外在輻射的把控。以知識分子群體為例,在其豐富現代備忘中,我們能看到《故鄉天下黃花》《廢都》《欲望的旗幟》等作品中的一個個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期失卻了中心話語空間后或缺席,或扭曲,或掙扎,或虛無的身份確認之困,進而以其啟蒙與烏托邦之夢的破碎,來映射我們劇烈世俗化與眾聲喧嘩的浮世時代征候;其二,是對于心之于物精微內在情感的觀照。在《新人文備忘錄》中,基于豐富的文本,劉大先聚焦了形形色色作為“歷史中人”的當代形象。比如《從世情書到風俗畫》里滕肖瀾筆下眾多或精明能干、或怯懦無能的上海市民形象,《東北書寫的歷史化與當代化》中“鐵西三劍客” 筆下199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遭遇生活困境的情感鐵西區工人及其子弟等等。而通過對其歡笑、理想與失落、痛苦交織的心靈暗角的“備忘”,劉大先將其筆觸極生動地伸向了我們時代一個個幽微的、隱秘的精神空間。進而將個人微觀生活體驗與宏觀社會現實緊密勾連,映射時代背景下人們內心的焦慮、掙扎與期待,以此引發讀者對當代社會深層問題的思考,為觀察和理解當代社會與人的精神狀態提供獨特的文學視角。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人文備忘錄》中,劉大先還注意到,這種從心到物的詩性正義的“心物”確證,并非總能表現為整一現代性下的共同價值觀念與情感體驗,更多的時候甚至會表現出總體性缺失的碎片化、無序化狀態。與之相契,著作中“心物”詩性正義的確證,非常類似于卡爾維諾筆下《分成兩半的子爵》與《樹上的男爵》中兩種形象的結合體。首先,是那個分成兩半的子爵,他征兆著現代性境遇下的多元分裂人性困境。譬如,以徐則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為例,劉大先即敏銳捕捉到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北京最迅猛野蠻生長中、城市作為陌生人集合漂泊的契約空間里,所隱含的形形色色的個體隱秘激情。在“‘我們’的故事”一節中,他借助齊格蒙特·鮑曼的“流動現代性”話語理論,來概括這些“北漂”在整一現代社會發展之“我們”總體性下,所存在的混亂、盲目且充滿了艱辛乃至苦難的生命個體之“我”的“奇異的美學展示”15。而正是這些由打工仔、流浪漢、失眠者主體所構成的情感主題,征兆了我們時代發展中基于“清潔、整飭、有序的邏輯”16下現代理想國中,作為被傷害的主體性的人性分裂之痛。而另一層,劉大先基于當下作品詩性正義下的“心物”確認,又往往有著飽含熱度的“樹上的男爵”式的精神氣質。在《流動的時代、身份與文學》一文中,劉大先非常巧妙地借用了以賽亞·伯林《刺猬與狐貍》中對于作家的二重劃分,將刺猬型人格賦予作家路內身上,以求精準地表現其十足的激情與熱忱:“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17正是葆有青春的意氣與慈悲,劉大先在作家路內筆下那些世紀之交大霧彌漫環境中的孤獨行者身上,以及人物身份的游移性與商品化困境中,竭力探尋著能夠維系一代人精神之光的恒定道德砝碼與情感契約。
三、媒介新變:未來文學發展的趨勢與堅守
“備忘”何往,這是劉大先關乎“新人文備忘”未來走向的當下把控,也是其“文學備忘”中極富盎然生機的部分。如果不局限于《新人文備忘錄》這一著作,我們看到,近年來學者劉大先始終以前沿視角,持續關注媒介新變對寫作模式的影響,逐步構建起以“新人文”為核心的研究體系。早在2012年底,劉大先就在《時光的木乃伊》一書中,系統介紹并評價了民俗學紀錄片、人類學影視,以及侯孝賢、陳凱歌等導演的創作風格與變化,其中對當下文學藝術的美學特征和文化表征也多有探討。而近年來無論是他在《小說評論》上圍繞“后純文學書寫”開設專欄并結集出版的《從后文學到新人文》,還是立足近四十年文化發展脈絡的《貞下起元》,以及在《山花》《芳草》《文藝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的一系列主題文章,都始終聚焦于當下跨媒介寫作與新人文趨勢下“文學何往”的問題。這些研究內容廣泛,涉及異域文化與他者美學、新媒體文藝與青春亞文化、當代文化發展脈絡與文學話語轉型、跨媒介敘事與新大眾文藝、數字時代人文主義轉型、傳統美學的現代數字表達,以及網絡文學的東方玄學想象等多個方面,為當下跨媒介寫作與新人文趨勢提供了精準的時代注腳。在這套具有前瞻性的“新人文備忘”體系中,未來性與文學性相互交融、碰撞,充分體現出“未來已來,過去未去”18這一核心理念下的跨媒介寫作與新人文趨向。
首先,是“未來已來”所生發的寫作模式的跨媒介轉變。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當下媒介融合正以強勁態勢沖擊著傳統文學模式,重塑著新的文學形態。對此,劉大先在深入觀察后做出精準“備忘”。他認為,以往以文字文本為核心的“純文學”占據主導地位,口頭文學等需經文字化“提純”才能進入主流;而如今,媒介融合促使文學作品從單一文字形式向多模態轉變,“泛文學”形態成為時代主流19。在此影響下,文學創作、傳播與接受均發生了巨大轉變。此外,文學傳播移動化、閱讀視頻化,短視頻重構經典、彈幕再創造文本意義,都顯示出媒介融合對傳統文學生成與接受范式的大變奏20。其二,近年來,作為熱點的新大眾文藝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精英文學的寫作范式,深刻改寫著文學領域的權力結構與審美標準。在《跨媒介寫作與新人文趨向》21一文中,劉大先從創作主體和審美價值兩個層面對此進行了深入闡發。從創作主體來看,新大眾文藝打破了傳統精英文學的門檻,實現了全民參與。這種平民美學的興起,使得文學創作不再被少數精英作家所壟斷,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情感表達有了展示空間。與此同時,創作過程的即時交互性顯著增強,網絡文學平臺上作者與讀者的實時互動,促使作品根據讀者反饋調整情節走向,打破了傳統精英文學創作的封閉狀態。不僅如此,新大眾文藝的傳播與評價機制也發生了深刻變革,作品的熱度、點擊量、用戶評價等數據指標,取代了傳統精英文學依賴專業評論與學術認可的評價體系。這些差異,均是劉大先所捕捉到的未來文化景觀的雛形。
其次,是“過去未去”所指向的對于藝術核心的文學性堅守,以及未來寫作何去何從的思索。當下文藝對傳統精英文學寫作模式的顛覆,無疑帶來了新的問題與挑戰。技術平權表象下,數字鴻溝加劇創作機會的不平等。平臺資本的控制讓創作者承受數據績效壓力,創作自主性受限;算法推薦形成的“信息繭房”,則可能導致審美趨同與文化單一化。如何在傳統媒介與新生媒介協同發展中,平衡大眾性與藝術性、商業性與文化性,成為文學領域在新時代亟待思考的重要課題;而另一方面,近年來AI技術的發展,也引發了對文學作為藝術產品出路的深刻思索。從微軟小冰的詩歌創作到DeepSeek掀起的“文創”熱潮,人工智能不僅能瞬間產出一篇篇網絡爆文,更憑借日趨成熟的技術進行著“宏偉大著”的嘗試22,這既加速了文字貶值,沖擊作家的權威地位,也無情地揭露了當前文壇套路化寫作的弊病。在大數據帶來的創作危機下,真正能夠脫穎而出的創作者或許只有兩類:一類是善于駕馭人工智能的“流動游牧人”,另一類是固守文學本真的“精神戍邊者”。而后者,恰恰正折射了當下文學發展的關鍵路徑。從近年來作家李浩對“無限的少數”的先鋒探索、徐則臣對中國“傳統”和“民間”資源的獨特堅守,到李洱在“講故事”與“反故事”間建構新敘述方式以展望未來中國小說樣態,以及詩人西川強調“從0到 1”原生創造性的價值的理念23,都體現出他們于未來寫作路徑的探索中,對于“過去未去”文學核心質素的堅守。
無疑,在媒介融合浪潮的推動下,文學發展已然進入一個瞬息萬變的全新階段。然而,對文學中歷史性與美學性、人民性與時代性、藝術性與知識性等核心要素的“審視與銘記”,卻始終是一個持續推進的過程。而對這些核心質素的“備忘”,也需要我們永遠在路上。正如學者劉大先本人在付諸了廣泛調研與真摯的情感而寫就的非虛構著作《去北川》一樣,文學批評之備忘很多時候正需要這樣一個“去”字吧。這種“去”,既是躬身實踐的現場求索,也是直面現實的我在擔當。我們期待著學者劉大先能夠以其“雅努斯之眸”,洞察時代褶皺與人性幽微,挖掘更多文學新質與創作可能,為未來文學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發揮更大引領作用。
[本文系2023年度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山西當代作家文藝審美共同體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023YJ04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劉大先:《必須保衛歷史》,《文藝報》2017年4月5日。
2 4 9 15 16 17 劉大先:《歷史與形象——新人文備忘錄》,山東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219、222—224、194、139、139、203頁。
3 歷史學家章學誠在《與汪龍莊書》中提出彼時社會上流行的為史料包裹的歷史敘述之弊,即“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參考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頁。
5 [美]海登·懷特:《敘事的虛構性:有關歷史、文學和理論的論文(1957—2007)》,羅伯特·多蘭編,馬麗莉、馬云、孫晶姝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頁。
6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頁。
7 [法]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頁。
8 [德]瓦爾特·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啟迪:本雅明文選》,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67頁。
10 [英]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第IX卷),朱生豪等譯,時代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頁。
11 劉大先、周明全:《飛鳥型學者——劉大先訪談》,《名作欣賞》2022年第1期。
12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20世紀文學辯證理論》,李自修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頁。
13 [匈]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73頁。
14 王若水:《為人道主義辯護》,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19頁。
18 劉大先:《文學:求新以應變》,《人民日報》文藝副刊2025年1月4日。
19 詳見《當代性與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學史》中“媒介語境的挑戰”一節相關論述,參見劉大先《歷史與形象——新人文備忘錄》,山東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5—9頁。
20 相關論述,在劉大先近期于《芳草》《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的《歷舊彌新:文學的傳承與創造》《短視頻分眾生產與精品追求》等一系列文章中,有著詳細呈現。
21 劉大先:《跨媒介寫作與新人文趨向》,《文藝報》2025年2月20日。
22 2024年3月,華東師范大學王峰教授團隊發布了國內首部由人工智能創作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天命使徒》,這部作品采用“國內大語言模型 + 提示詞工程 + 人工后期潤色” 的方式完成,AI 貢獻率達70% 。
23 這些論斷,源自四位作家探討文學作品當下發展的四篇文章,詳見李浩《寫給,無限的少數》,《新文學評論》2019年第1期;徐則臣《AI時代的文學寫作》,《芳草》2025年第2期;李洱《未來的中國小說必須尋找一種新的敘述方式》,《當代》公號2019年02月15日;西川《寫作:從0到1和從1到1萬萬》,人民文學出版社公號2025年03月03日。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