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棄與發展:新大眾文藝對新民歌運動的跨時空回應
內容提要:新大眾文藝與新民歌運動作為中國大眾文藝發展史上不同歷史階段的標志性實踐,在創作動機、創作主體、內容表達與傳播模式等方面呈現出顯著差異:其創作動機從政治動員轉向技術賦能,創作主體從象征性參與轉向真實經驗表達,內容主題從單一政治敘事轉向多元個體經驗書寫,傳播機制從單向灌輸轉向互動共生。這種差異的本質是大眾文藝從“政治工具”向“個體表達與社會共鳴載體”的范式轉型,既反映了不同時代語境下大眾文藝功能定位的深刻變革,也揭示了其在政治邏輯、技術邏輯與審美邏輯交織中的發展規律,為理解大眾文藝的歷史演進與當代價值提供了重要視角。
關鍵詞:新大眾文藝 新民歌運動 對比研究 范式轉型
前 言
“文藝大眾化是近百年來中國文藝發展的主潮。”1相對于精英文藝而言,大眾文藝是一種大眾化、通俗化的文藝類型2,作為反映時代精神、凝聚民眾情感的重要載體,始終在歷史語境的變遷中呈現出不同的形態與特質。近年來,隨著網絡媒介和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文藝創作生產和傳播消費的生態發生深刻變化,新大眾文藝蓬勃興起,新興文藝形態不斷涌現,文化表達空間不斷開拓,成為新時代文藝繁榮的顯著表現。《延河》編輯部指出,“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3。這一論斷為新大眾文藝的內涵界定提供了核心依據。作為中國大眾文藝發展史上的標志性實踐,新民歌運動與新大眾文藝雖相隔半個世紀,卻在“大眾性”內核與社會功能承載上形成深刻的歷史對話。二者既因時代條件差異呈現鮮明分野,又構成跨越時空的文化回應,這一比較視角的學術價值亟待深入開掘。
追問二者關系,本質是探究大眾文藝在時代轉型中的“變與不變”:新大眾文藝如何批判性繼承新民歌運動的合理內核?又如何突破其局限實現創新發展?這種“揚棄與發展”的跨時空回應,不僅關乎兩種文化實踐的歷史定位,更能揭示大眾文藝在政治邏輯、技術邏輯與審美邏輯交織中的發展規律,為當代文化生態建設提供重要啟示。基于此,本文以“揚棄與發展”為核心視角,通過對比二者特征差異與精神關聯,剖析后者對前者的歷史回應及其文化意義。
一、創作動機:政治動員主導與技術賦能轉型
現實中的創作主體必然受生活情境影響,創作動機隨之而異。在文藝創作的全過程中,情感始終是驅動創作動機萌發與持續演進的核心要素。4但新民歌運動更多由政治驅動,新大眾文藝則主要源于技術賦能驅動的主體自動參與。
(一)新民歌運動的政治驅動與組織化運作
“人人是詩人,詩為人人所共賞”5,新民歌運動以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推動大眾參與,將民歌創作提升為重要政治任務,形成全黨全民共同參與詩歌創作的獨特社會現象。6但這種參與本質是違背文藝創作規律的政治造詩運動,工農群眾的創作自主性被政治規訓嚴重消解。7
毛澤東明確提出的“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8。這個指示成為新民歌運動詩歌發展方向的政治指引,為運動奠定了政治理論基礎。其深層理念是讓工農群眾成為文化實踐核心力量,實現《講話》以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化使命,使大眾通過民歌創作確認“做主人”的政治身份,獲得文化“言說權”,打破傳統精英文化壟斷的局面。
在政治驅動下,新民歌運動的創作主題被嚴格限定為歌頌黨、領袖與“大躍進”,這種政治限定強化了集體主義精神與生產熱情。如周揚提出新民歌“反映勞動群眾的革命干勁,反過來促進生產力發展”9。這種限定使大眾創作成為“生產斗爭的武器”,“大眾”理念被綁定于政治與生產需求,成為傳遞主流意識形態的工具。
新民歌的搜集與創作活動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由各級黨組織明確提出并系統組織實施的,被列為“一項政治任務”全面推進。周揚指出:“黨和領袖的倡導給群眾火樣的熱情,黨在理論上和政策上的指導,給運動發展以正確的方向。各級黨組織的深入細致的組織工作,又保證了運動的廣泛開展。”10在嚴密的組織推動下,各地積極響應,例如1958年4月,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及晉寧、墨江等十余縣已收集民歌近萬首,云南人民出版社亦據此編印三本民歌集。11
新民歌運動通過高度組織化的運作機制,依托主流媒體如《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以專題報道和評論文章廣泛宣傳運動意義與成果,營造輿論氛圍,激發群眾參與熱情。運動明確提出“全黨動手、全民寫詩”的口號,將群眾參與規模視為文化繁榮的重要標志。毛澤東更具體指示“每個鄉出一集”“發給每個人一張紙”。12在行政指標的有力推動下,全國各地形成了搜集、創作民歌運動的波瀾壯闊的文化景觀,如郭沫若所言,“我們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用多快好省的方法來采集和推廣民歌民謠”13。然而,這種以行政任務為導向的組織動員方式,一定程度上導致部分地區和群眾因追求完成指標而忽視創作質量與真實情感表達,致使大量民歌缺乏真正的藝術價值和思想深度。
總之,新民歌運動通過高度組織化的運作機制,在政治力量的全面推動下,雖實現了詩歌形式的普及和群眾性文化參與,呈現出全黨全民寫詩的盛大場面,但其本質上是一場具有明確政治意圖的文化運動。它在組織方式上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文藝創作的內在規律,并限制了工農群眾的創作自主性。運動中提倡的“大眾”理念,雖意圖重構文化權力結構,卻最終成為偏重傳遞主流意識形態、服務政治運動的工具。這個結果為今后政治與文藝關系的反思和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借鑒。
(二)新大眾文藝的技術賦能與主動參與
新大眾文藝延續了“人人皆可創作”的理念,推動大眾逐漸成為“文藝的主人”,真正實踐了“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理想愿景。14與新民歌運動中部分群眾一定程度上被動參與的情形不同,新大眾文藝憑借數字技術重新塑造了參與機制,實現了以技術賦能為支撐的自愿參與,從而突破了以往動員模式中的被動局限,使大眾的主體性得到真正回歸。
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文藝生產的各個環節被全面重構。互聯網、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技術成為關鍵動力,顯著降低了創作與傳播的門檻。隨著智能手機和剪輯軟件如剪映的普及,普通人也能輕松進行內容生產。短視頻平臺每日都有海量內容被上傳分享,這一現象生動印證了大眾參與創作的旺盛熱情,也直觀體現了平臺操作的高度便捷性。同時,人工智能工具能夠自動生成文案和影像,推動“人機協同創作”日益常態化,進一步拓寬了創作的可能性15。在傳播層面,算法推薦與社交平臺構建出去中心化的傳播網絡,實現內容精準推送。基層勞動者如外賣員王計兵、保潔員范雨素等人,借助技術手段通過詩歌與短視頻等形式進行自我表達,其作品得以迅速傳播并引發廣泛關注。
在創作動機方面,新大眾文藝呈現出顯著的內在化轉向。與傳統大眾文藝中常見的政治動員或商業驅動不同,新大眾文藝的創作更多源于個體自發的表達需求——創作者希望通過作品記錄生活、宣泄情感、實現自我價值。例如網絡文學中出現的“痛爽文”類型,作者既借“爽感”敘事滿足讀者的逆襲幻想,也真實書寫普通人的生存壓力,形成“借爽寫痛”的獨特模式。16這種轉向使得創作更加貼近真實生活、更具情感厚度。在新大眾文藝生態中,自主表達已成為核心特征。這一轉變的實現,既得益于數字平臺算法與社交傳播機制的革新,也標志著傳統行政動員模式的悄然退場。創作者以自我表達和情感滿足為核心訴求,注重“原生態”的真實書寫。如素人作家楊本芬的“女性三部曲”通過私人化的敘事折射出宏大的時代變遷。17這種高度自主的創作邏輯,顯著區別于傳統大眾文藝的規范約束,真正體現出“自發、自主、自我選擇”的創作特征。18
值得注意的是,新大眾文藝不僅重構了創作動機機制,更通過提供多元化的表達渠道與創作空間,使普通民眾得以真正確立“文藝主人”的主體身份。這種主體性建構在基層勞動者群體中尤為顯著——數字技術的賦權讓原本處于文化生產邊緣的群體,能夠基于真實生活體驗與情感狀態進行創作。他們的作品既獲得廣泛社會共鳴,又反過來強化了作為文化創造者的自信與歸屬感,從而打破了精英主導的文化生產格局。正如2024年《延河》編輯部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中所指出的:“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使人民大眾從單純的文藝欣賞者轉變為積極的參與者,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這一論斷揭示了技術革新與主體性建構的深層關聯。但需要強調的是,技術賦能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倘若沒有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正確領導,沒有文化領導權的有效行使,即便高科技會催生新的文藝形態,也絕不可能形成當前這種兼具人民性、時代性與創新性的新大眾文藝格局。19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大眾文藝在數字技術的全面賦能下,重構了文藝生產與傳播的整體流程,顯著降低了創作與傳播的門檻,推動了數據邏輯和算法想象的深度滲透,并促進了媒介融合與形態創新。在這一過程中,大眾的創作動機實現了從被動到主動的根本轉變,主體意識也得以真正覺醒,從而實現了更加充分的自主表達。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新大眾文藝的興起與新民歌運動的發展存在著本質共性:二者都深深植根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根基之中。前者依托技術賦能實現文藝民主化,后者通過組織動員激發集體創作,雖然路徑不同,但都體現了黨對文藝方向的戰略把握與價值引領。這種歷史延續性,恰是新大眾文藝保持正確發展方向的根本保障。
二、創作主體:從象征性參與到自主性表達的范式轉換
人民性是大眾文藝的核心觀念,大眾文藝注重強化人民大眾的文化主體性。20整體來說,新民歌運動的“大眾”主要指工農大眾,而新大眾文藝的“大眾”則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大眾”,既包括精英知識分子,也不排斥普通大眾。
(一)新民歌運動創作主體:工農參與的“文化翻身”幻象
新民歌運動以“工農創作”作為核心敘事,旨在推動底層民眾實現“文化翻身”,然而在實際創作過程中,工農作為創作主體在自主性與真實性方面卻受到多重規限,使得所謂的“文化翻身”在很大程度上僅成為一種幻象。21
新民歌運動試圖將工農群眾從傳統社會中的“沉默者”重新塑造為“文化主人”,涌現出如王老九、黃聲孝等一批知名工農詩人。他們通過創作實現了從“文盲”到“詩人”的身份躍遷,例如農民詩人王老九寫道:“夢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陽起”22,詩句中既體現出政治認同,也反映出自我價值的確認。在這里,工農群體似乎獲得了文化表達的權利,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翻身”,然而其身份轉換的實際過程卻存在諸多問題。
事實上,工農創作在本質上更多是“學會說”,而非“自由說”。創作主題受到嚴格限定,必須圍繞歌頌領袖、政黨、大躍進及社會主義展開;形式上則須遵循革命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規范。知識分子通過“思想改造”介入并指導工農創作,致使工農詩人的表達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力呼應。這表明,盡管工農詩人表面上擁有了創作身份,其創作過程卻缺乏真正的自主性,不能算作真正的自由表達,“文化翻身”因而僅停留在表象層面。盡管新民歌運動的核心目標與主要實踐領域聚焦于文學創作,但從其發動背景、組織形式與功能定位來看,其本質卻是一個典型的“政治事件”23。
進一步來看,新民歌運動的參與者雖涵蓋工農、知識分子和干部等多類群體,但其核心主體仍是被組織動員起來的工農群眾。部分知識分子或“主動接受改造”如郭沫若等作家,或被明確要求“向民歌學習”,導致其創作自主權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和扭曲。運動中推行的“全民寫詩”現象,以及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在身份和權利上的“反向呈現”,逐漸模糊了民間歌手與知識分子詩人之間的界限。在新民歌運動中,“鄉鄉要出一個王老九,縣縣要出一個郭沫若”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口號。農民詩人王老九還曾與著名詩人郭沫若賽詩,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在文藝領域的平等對話。24詩歌的藝術性和詩人的獨立性被一種“無主體性”“非個人化”的“民族性”話語所遮蔽,這也預示了詩人隊伍構成日趨單一、詩歌內容日益趨向淺顯與枯竭的現象。25
對“工農”詩人而言,詩歌創作被視為表現“大躍進”時代生產與斗爭豪情、配合中心工作、鼓舞“斗志”的一種文化武器,即所謂實現“文化翻身”的途徑。這種理念與現代詩人所追求的“張揚個性”和“自由抒寫情緒”的創作觀形成鮮明對比。26正如王老九自己所表述的:“咱寫詩也是革命,為了大家跟上共產主義上天堂,所以寫詩也要往高處想,往遠處看,還要往大處說。”27這句話充分說明,其寫作行為并非真正源于現代意義上的文化自主的“翻身”,而是在特定政治語境下的一種時髦表達。
因此,新民歌運動中工農群體所參與的“文化翻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建構的幻象。創作主體的自主性受到重重限制,他們的創作未能實現真正自由的文化表達,很大程度上成為時代政治話語單純的傳聲筒。
(二)新大眾文藝創作主體:大眾自主與個體經驗的真實回歸
新大眾文藝的出現打破了傳統文藝長期由精英主導的局面,實現了創作主體從精英向普通大眾的顯著轉變,展現出鮮明的“大眾化”與“平民化”特征。隨著新媒介的介入及其簡便的操作,“創作不再是專屬于‘專業作家’的事。普通人如果有表達的欲望,有書寫的基本素養,只要手持移動終端,注冊新媒介賬號,就可以進行文學創作”28。
在新大眾文藝生態中,非職業創作者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謝有順基于對日常生活實踐的觀察指出,一批新興寫作群體正逐漸涌現——包括外賣員、保潔員、菜販等普通勞動者。他們正憑借其鮮活而質樸的生命經驗,以一手、真實、未經修飾的書寫,為新媒介時代的文學注入新的聲音與形態。這類寫作者憑借鮮活的生活體驗自然生長,他們以未經雕琢的真實感打破專業壁壘,用帶著生活溫度的原創內容構建起大眾文藝的多元生態,催生了獨具特色的“素人寫作”現象。29例如王計兵在《趕時間的人》中以“風里趕刀子”書寫奔波的生存體驗,作品完全源自真實感受,生動呈現了勞動者的日常狀態。以《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為代表的走紅短片,有效撫慰了在社會內卷化壓力下產生精神困擾的年輕群體。
非職業創作者的加入,使創作大眾化成為新大眾文藝的重要特征。在新時代大眾文藝創作中,草根群體的創作活力持續迸發,但文藝發展仍需堅持“雅俗共賞”的戰略路徑——既要推動傳統專業文藝工作者向新大眾文藝領域深度轉型,又要保持精英創作與大眾表達的有機融合,即“提高與普及統一的問題”30。“無論如何,創造不同類型的人可以互動的親和空間是現代世界的主旋律。”31只有將專業的傳統文藝工作者動員起來,促使其與草根大眾文藝工作者協同共進、互促共榮,讓兩股大眾文藝力量融合匯聚,方能推動新時代新大眾文藝的發展繁榮。新大眾文藝正好彌合了這兩者的關系,專業創作者與草根作者之間也形成了積極協同的關系。職業作者憑借專業能力提供技巧支持,而素人創作者則為內容注入鮮活的生活質感。這一過程不僅實現了創作主體的大眾化與自主性回歸,更在傳承中創新發展了大眾文藝的“人民性”這一核心價值,即通過高揚人民立場,顯著拓展了文藝的公共性與社會功能,使新大眾文藝真正成為人民精神生活的生動表達。
新大眾文藝重新回歸“文藝為人民”的根本立場,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在內容上,它高度關注普通勞動者的生存狀態,真實呈現大眾的日常生活與情感體驗;在形式上追求“接地氣、通人氣”的表達方式,如打工詩歌、鄉村短視頻等廣泛傳播的體裁。這一立場不僅使新大眾文藝區別于消解主流價值觀的大眾文化,更成為“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的群眾基礎”的重要載體。在公共性構建與社會功能拓展方面,新大眾文藝將文藝活動從單純的“個體表達”延伸為具有廣泛參與性的“社交實踐”。通過彈幕互動、社群共同創作等方式,它構建了開放且活躍的公共文化空間。與此同時,游戲、短視頻等文藝形態在提供娛樂功能的基礎上,還承擔起教育引導與社會監督的作用。諸如“反詐短劇”“環保主題創作”等作品,成功引發公眾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與討論,體現出文藝參與社會治理的現代路徑。
總而言之,新大眾文藝通過創作主體真正意義的大眾化轉型與自主性提升,以及個體經驗的真實融入,不僅極大豐富了文藝創作的內涵與表現形式,為當代文藝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更在實踐層面實現了對“人民性”價值的深刻繼承與表達方式的重要革新。
三、內容主題與藝術形式:從政治敘事壟斷到多元表達勃興
新民歌運動與新大眾文藝在內容主題上呈現截然不同的特征。新民歌運動以政治敘事為核心,內容高度同質化、形式工具化、情感集體化;而新大眾文藝則突破政治敘事束縛走向多元表達,實現內容生活化、文化融合創新及經驗表達回歸。這種轉變反映了不同時代文藝創作理念和社會文化環境的變遷。
(一)新民歌運動:政治敘事下的高度同質化表達
新民歌運動時期的文藝創作與政治需求高度結合,在內容主題、藝術形式和情感表達等方面呈現出顯著的同質化特征,形成了一套特定的敘事范式與符號系統。
在內容主題上,新民歌顯示出高度集中的表達取向。它不再反映傳統勞動人民的苦難或小生產者的生活心理,而轉變為一種在車間或田頭的政治鼓動詩。它既是生產斗爭的武器,也是勞動群眾自我創作、自我欣賞的藝術品。其核心主題集中于“歌頌”與“動員”,包括對領袖、政黨、國家體制以及大躍進等生產運動的贊頌。公共意象高度集中,“太陽”“紅旗”“北京”等成為反復出現的符號,例如四川簡陽有首民歌《四川出現雙太陽》:“陽春三月好風光 /四川出現雙太陽 /青山起舞河歡笑 /人民領袖到農莊。”32這首詩通過太陽意象隱喻人民領袖這個“太陽”。新民歌旨在表現“大躍進”時代的生產與斗爭豪情,成為配合中心工作、鼓舞斗志的文化工具。這種公共意象的集體塑造反映了當時文學思潮的走向,也顯現出當時新民歌意象生成的單調。33盡管存在如“歌唱豐收賽詩會”“共產主義教育賽詩會”等各類專題活動,以及“民歌演唱會”“詩歌展覽會”等多種形式,詩歌主題卻始終缺乏真正的“自我表達”,完全被納入政治任務與生產程序之中,體現出“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運作方式。
同時,新民歌在內容與表達形式之間形成了高度匹配的政治化風格。它借鑒了信天游、快板、山歌等民間體裁,語言上追求口語化與韻律感,如“樹上喜鵲喳喳的叫,老漢咧咀忍不住地笑。……放近耳邊聽一聽,莫不是毛主席的說話聲? ”(江蘇民歌《指路明燈》)諸如此類的詩歌,讀起來朗朗上口,體現了大眾化的韻律和節奏。然而,這些民間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使用,傳統民歌中濃郁的生活氣息被政治口號所替代,最終導致“千歌一面”的模式化表達。與此一致,在情感表達層面,新民歌突出集體性敘事,抒情主體多為“我們”和“大我”,個體情感如愛情、鄉愁等受到明顯壓抑。例如《紅旗歌謠》中充斥的“戰天斗地”“畝產萬斤”等集體化敘事,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私人經驗的真實性與多樣性,而是“顯示了被夸大的人民性”34。
(二)新大眾文藝:多元表達下的創新與回歸
與新民歌運動時期高度政治化的敘事不同,新大眾文藝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嚴格束縛,走向了多元、開放的表達道路,在內容取向、文化融合與經驗書寫等方面展現出顯著的新特征。
創作內容上,作者享有廣泛的自由選擇空間,不再受到統一主題或形式的限制。題材可涵蓋日常瑣事、職場壓力、亞文化體驗等多個方面,表達方式也呈現出從口語化、幽默化到嚴肅深沉的多樣形態。新大眾文藝在內容上呈現出明顯的生活化與微敘事轉向,其題材多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經驗與細膩情感。從家庭瑣事、職場心得到地域風情,作品往往通過具體而微的“小切口”折射廣泛的社會現實。例如李子柒的短視頻以詩意方式重構鄉土勞動美學;而一些網絡文學如《我的治愈系游戲》《宿命之環》等,則通過游戲的筆觸展示那些普通卑微渺小的“微末人生”。這些內容取向打破了過去宏大敘事的傳統,更加注重情感現實主義,即借助共通的“感覺結構”35傳遞真實可感的人生體驗。
與此同時,新大眾文藝積極推動傳統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與文化混搭實踐。作品常通過直接引用、化用再造等方式激活傳統文脈,例如刀郎的專輯《山歌寥哉》對《聊齋志異》進行現代音樂改編,游戲《黑神話:悟空》則有機融合云岡石窟造像、佛教法器等多重文化符號。民間藝術也與現代視覺元素發生碰撞,如豫劇《鍘美案》借助“貓meme”等流行符號吸引年輕觀眾,體現出“傳統與現代交織、高雅與通俗共生”的審美特點。
在經驗表達層面,新大眾文藝強調“飽和經驗”的注入與肉身記憶的回歸,高度重視創作者的親歷性與身體感知。作品往往源自作者反復經歷的生活細節,從而呈現出一種“毛茸茸的”現實質感。例如王瑛的《清潔女工筆記》所描述的“灰塵的遷徙路線”就描繪了做清潔時的內心感受,在流水線工作多年的鄭小瓊則過著如“鐵樣”的打工生活,這些來自切身勞動的“肉身知識”比虛構敘事更具感染力與沖擊力。
總體來看,從新民歌運動高度統一的政治敘事,到新大眾文藝開放多元的表達方式,文藝創作在內容主題與形式表達上發生了深刻轉型。新民歌運動服務于特定時期的政治需求,內容呈現顯著同質化;而新大眾文藝則順應時代發展,契合大眾日益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實現了內容的生活化轉向、文化資源的融合創新以及真實經驗的價值回歸。這一轉變不僅反映了文藝創作理念的重要更新,也體現出社會整體文化環境的變遷,為當代文藝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傳播機制:從單向灌輸到互動共生的生態演進
新民歌運動與新大眾文藝在傳播機制上呈現顯著差異。新民歌運動以行政化傳播網絡為依托,實行自上而下的單向輸出,受眾被動接受;而新大眾文藝構建起社交化、互動化的傳播生態,受眾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傳播者,實現互動共生。這種轉變反映了不同時代傳播環境、技術發展的影響及文藝傳播理念的更新。
(一)新民歌運動:行政化傳播網絡與單向輸出模式
新民歌運動時期的傳播機制主要依賴于高度行政化的組織網絡,呈現出顯著的單向輸出模式。在這一體系中,受眾缺乏有效的反饋與參與渠道,傳播過程主要由上至下推行。
該運動的傳播網絡具有鮮明的政治化特征,通過諸如“墻頭詩欄”“賽詩會”和“廣播賽詩”等形式將新民歌強制推廣至全國各地,“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鉛印的詩集、詩選和詩歌刊物,不可計數。詩寫在街頭上,刻在石碑上,貼在車間、工地和高爐上。詩傳單在全國飛舞”36。如江蘇白茆鄉公社黨委為了推廣新民歌運動,不遺余力地利用各種形式促進新民歌的創作和傳播,提出“人人能唱歌,學會五只歌;人人都創作,每人寫五篇;人人能表演,隊隊有演出”37的目標。這種做法的實質是構建起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輸出”路徑,受眾大多處于被動接受狀態,難以進行主動選擇或意見反饋。
與此同時,新民歌運動中的出版活動也呈現出分層的特點。它們既承擔政治動員的使命,也隱含著對民間文學進行學術梳理的意圖。一方面,出現了像《大躍進民歌選一百首》《新民歌三百首》《紅旗歌謠》這樣的政治示范性選本。如《紅旗歌謠》一書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由郭沫若、周揚等人編選,標舉“社會主義新國風”的旗幟,旨在通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實施政治宣傳與方向引導。另一方面,出版界也推出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叢書,如“躍進新民歌叢書”和“中國各地歌謠集叢書”等系列出版物。這些叢書既注重題材的系統分類,也收錄了大量傳統歌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學術整理的傾向,為新民歌及民間文學的研究保留了重要資料。38
(二)新大眾文藝:社交互動與算法共生的傳播生態
新大眾文藝秉承“貼近大眾”的傳播理念,構建出高度社交化與互動化的傳播網絡,有效克服了新民歌運動時期傳播機制中存在的僵化問題,形成了傳播主體多元互動、技術與文化共生的新生態。
在傳播機制方面,新大眾文藝表現出鮮明的社交化與圈層化特征。它依托各類社交平臺,形成“用戶生成內容—社交分享—算法放大”的循環傳播鏈條,在這過程中,算法推薦機制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算法根據用戶的興趣偏好與行為數據實現文藝作品的精準推送,極大提高了傳播的效率與針對性。與此同時,用戶的反饋與互動行為又持續優化算法推薦策略,最終構建出一種互動共生的傳播生態,推動受眾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傳播者”。受眾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通過轉發、評論和二次創作等方式主動參與傳播。例如,戲曲、文學、影視等經典藝術借助短視頻媒介轉型,衍生出電子國風、網文、“視頻化”閱讀與切片等融合形態,拓寬傳播途徑,贏得年輕受眾,推動文藝作品持續擴散與深度交流。39此外,社交平臺的物質性界面成為人際傳播、大眾傳播與網絡傳播的融合節點,數字元技術使得傳播再次擁有人際傳播的互動與多元化特征。40受眾借助彈幕互動和二次創作直接參與內容敘事,如以凡爾納經典小說《八十天環游地球》改編的游戲《80 Days》,允許玩家根據自己的選擇影響故事的發展,顯著增強了受眾的參與感與歸屬感。
在全球傳播維度,新大眾文藝體現出“中心—邊緣”結構與“親和空間”并行的雙重邏輯。41一方面,中國網絡文學、微短劇等形式成功輸出至歐美、東南亞等地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文化霸權,使中國大眾文藝在全球格局中占據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基于文化接近性形成的“親和空間”也發揮著關鍵作用。例如東南亞受眾對“草根逆襲”類題材的強烈偏好,反映出文化共通性對傳播效力的深刻影響,表明新大眾文藝能夠依據不同地區的文化特點進行針對性傳播。
總體來看,從新民歌運動依賴行政化手段的單向傳播,到新大眾文藝基于社交互動與算法協同的共生生態,文藝傳播機制發生了根本性變革。新民歌運動受時代與技術限制,傳播方式較為僵化;而新大眾文藝則充分利用社交平臺與算法技術,實現了傳播過程的社交化、互動化與全球化,顯著提升了大眾的參與度和文化認同感。這一轉變不僅是傳播技術發展的直接體現,也為未來文藝的傳播與演進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向。
結 語
新大眾文藝與新民歌運動作為中國大眾文藝發展史上兩個標志性實踐,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語境形成了深刻的跨時空對話。本文通過對二者創作動機、創作主體、內容主題與傳播機制的系統性對比,揭示了大眾文藝從“政治工具”到“個體表達與社會共鳴載體”的范式轉型,彰顯了“揚棄與發展”的核心邏輯。
新民歌運動以政治動員為核心,通過行政手段將文藝轉化為國家整合工具,雖實現短期文化動員卻一定程度上壓抑了藝術自主性;而新大眾文藝依托數字技術,借算法與社交傳播重構參與機制,使大眾從“被動員者”轉變為“自主創造者”,推動文藝生產從“政治規訓”轉向“技術賦權”。在創作主體上,前者所謂“工農文化翻身”實為意識形態規訓下的象征性參與,后者則真正打破精英壟斷,讓基層勞動者以真實經驗成為創作主力,實現了“人民性”價值的當代回歸。在內容與傳播層面,新民歌運動呈現單一政治敘事和同質化表達,以行政化單向傳播構建封閉網絡;新大眾文藝則通過多元微敘事、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及真實經驗書寫,賦予大眾文藝生活化、個性化活力,并以社交互動和算法共生構建開放傳播生態,推動受眾從被動接受者轉化為主動參與者,最終實現從“灌輸”到“共生”的生態演進。
這種轉型并非對歷史的割裂,而是批判性繼承中的創新發展:新大眾文藝繼承了新民歌運動“文藝為大眾”的精神內核,揚棄了其政治干預藝術的局限;延續了“全民參與”的理念,突破了行政動員的形式化困境;吸納了民間資源的文化養分,實現了從工具化改造到創造性轉化的升級。二者的差異本質上是時代語境變遷的產物,即從計劃經濟與政治集權到數字技術與市場經濟,大眾文藝的功能邏輯也隨之從服務國家整合轉向滿足個體表達與社會共鳴。
探究新大眾文藝與新民歌運動的關系,不僅有助于厘清中國大眾文藝的發展脈絡,更能為當代文化建設提供重要啟示:大眾文藝的健康發展需要平衡政治邏輯、技術邏輯與審美邏輯的關系,在保障大眾自主性的同時堅守“人民性”價值立場;在擁抱技術創新的同時警惕算法異化,讓文藝既扎根個體經驗的土壤,又承擔凝聚社會共識的公共功能。未來的大眾文藝研究,仍需持續關注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遷中的形態創新,在歷史鏡鑒中探索更具活力與深度的發展路徑。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2024年度學科共建項目“新時代銀發寫作群研究”(項目編號:GD24XZW1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王本朝:《百年中國文藝大眾化的內在邏輯及其現實意義》,《中國文學批評》2025年第1期。
2 賀紹俊:《大眾文藝的介入性——從延安時期的秧歌舞到新時代的廣場舞》,《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3 《延河》編輯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延河》2024年第7期。
4 許雯雯:《葛洪文藝創作思想研究》,曲阜師范大學2025年碩士論文。
5 10 周揚:《新民歌開拓了新詩的新道路》,《新詩歌的發展問題》(第1集),《詩刊》編輯部編,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3、72頁。
6 葛恒剛:《毛澤東與“新民歌運動”始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7 鄭祥安:《寫什么,怎么寫,寫得怎樣——大躍進民歌再認識》,《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8 12 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452頁。
9 謝保杰:《1958年新民歌運動的歷史描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1期。
11 《人民日報》編輯部《云南收集萬首民歌》,《人民日報》1958年4月26日。
13 《人民日報》編輯部《關于大規模收集民歌問題》,《人民日報》1958年4月21日。
14 謝有順:《重新認識經驗的力量——談新大眾文藝》,《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15 39 朱麗麗、馬麗丁娜:《“數字集市”:新大眾文藝的景觀形態、生成機制與權力重構》,《南京社會科學》2025年第6期。
16 周志強:《網絡文學的“痛爽文”與微末人生書寫——新大眾文藝的游戲現實主義》,《文藝爭鳴》2025年第7期。
17 周珉佳:《帶著生活的露珠野蠻生長——“新大眾文藝”的生活化和它的未來》,《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18 孟繁華:《“新大眾文藝”:文藝觀念變革的表征》,《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19 李遇春:《新大眾文藝的概念、特質及未來》,《社會科學輯刊》2025年第4期。
20 范玉剛:《“大眾文化”的批判性審視與“新大眾文藝”的創新追求》,《社會科學輯刊》2025年第5期。
21 巫洪亮:《新民歌運動:“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粵海風》2009年第3期。
22 王老九:《王老九詩選》,通俗讀物出版社1954年版,第5頁。
23 曹成竹、周婷婷:《“文學的政治”在中國語境中的特殊性》,《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22年第2期。
24 齊文濤:《新民歌運動的政治社會化功能研究》,南京大學2018年碩士論文。
25 張立群、高媛:《20世紀50年代新詩對后期延安詩歌的“繼承”》,《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26 龍泉明、鄒建軍:《現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
27 王老九:《談談我的創作和生活》,《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研究部編,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頁。
28 楊丹丹:《新媒介利于實現文學大眾化》,《光明日報》2025年5月28日。
29 王玉玊:《新媒介·新經驗——試論新大眾文藝的范疇與特征》,《文藝爭鳴》2025年第7期。
30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頁。
31 J. P. Gee,Situated Language and Learning: A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Schooling,Routledge Press,2004,p.71.
32 郭沫若、周揚:《紅旗歌謠》,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頁。
33 戴勇:《“十七年”文學中新民歌的審美表征與反思》,《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
34 畢文君、韓鋒:《〈紅旗〉雜志與當代文學的“人民性”問題——以“新民歌運動”為中心》,《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2期。
35 LenAng,Wate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Routledge Press,1985,p.47.
36 徐遲:《詩與生活》,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第61頁。
37 常熟市檔案館G6-2-3《1958年11月5日在白茆現場會議上貫徹放出文化衛星,迎接國慶十周年——今冬公社文化工作意見》。
38 周根紅:《人民文學出版社與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民族文學研究》2025年第4期。
40 [丹]克勞斯·布魯恩·延森:《媒介融合:網絡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劉君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頁。
41 曾慶香、劉蘇儀:《“人民導向”與“技術驅動”:新大眾文藝的歷史源流、范式重構與發展路徑》,《南京社會科學》2025年第4期。
[作者單位:湛江科技學院文化傳媒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