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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大眾化”與“新大眾文藝”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2期 | 白燁  2026年04月24日16:15

內容提要:“文藝大眾化”與“新大眾文藝”兩個概念以及所指稱的文藝現象,是我們黨探求“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過程中,在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重要文藝概念和典型文藝實踐。兩者形成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二者之間既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又有內涵的顯著區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藝大眾化”,是對文藝“為人民服務”和“如何去服務”的基本理念的具體踐行。其要義在于文藝工作需要提高與普及相結合、文藝家需要向著人民大眾轉變主體立場和思想情感。當下時期的“新大眾文藝”,既是“文藝大眾化”所體現的“人民性”文脈的自然延續,又具有自己時代的新意蘊與新特點。它產生于大變動的時代潮流,依托于互聯網的科技手段,并且由普通民眾參與創作,廣大民眾普遍享用。它所具有的新的特質,分別體現于“新大眾”“新媒體”“新文藝”三個方面。蓬勃興起的“新大眾文藝”以不斷地跨界和多維地融合,既給文壇帶來新氣息與新活力,也給理論批評提出了新挑戰與新問題。

關鍵詞:文藝大眾化 新大眾文藝 提高與普及相統一 人民性

方興未艾、蓬勃發展的“新大眾文藝”涌現出許多新的文藝現象,產生出許多新的文藝作品,同時,也觸及一些已有的文學觀念,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話題。在這些話題中,“文藝大眾化”與“新大眾文藝”兩個概念的異同之處,以及兩個概念所指稱的文藝現象的關聯與區別,因不斷地被談及和頻繁地涉及到,越來越被凸顯出來,成為必須要予以面對和闡說的重要問題。

“文藝大眾化”和“新大眾文藝”,是我們黨在探求“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過程中,在不同歷史時期提出的重要文藝概念和典型文藝實踐,兩者形成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他們之間既有內在聯系,又有內涵上的顯著區別。這種聯系與區別,只有回到不同文藝時期的歷史現場,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文藝實踐進行具體地觀察與細致的論析,才能有更為清晰的理解和更為深刻的認識。同時,“新大眾文藝”以不斷地跨界和多維地融合,既給文壇帶來新氣息與新活力,也給理論批評提出了新挑戰與新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應對、仔細辨析,并在積極有為的互動互進中努力促進當代文學與文藝的協調發展和更大繁榮。

一、“文藝大眾化”的由來與要義

“文藝大眾化”有一個從理論問題研討到具體實踐文藝活動與運動的發展過程。

在1930年代前后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了適應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劇烈變動的形勢與需要,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左翼作家受列寧“藝術屬于人民”思想的啟發,提出“要以工農大眾為我們的對象”,開始興起促進文學藝術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運動。魯迅曾發表《文藝的大眾化》一文,表達了要批判藝術至上主義,寫作和提供更多“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的意見。當時的左聯執委會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中,鄭重提出:“文藝大眾化”是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在左聯的主導之下,圍繞“文藝大眾化”的主題,先后開展了語言改革、俗話文學革命和舊形式利用等問題的討論。這一時期,左翼作家還創辦了《大眾文藝》雜志,并實行了工農通訊員制度等。由此,“文藝大眾化”逐步由理論研討走向局部文藝實驗。但因歷史條件的限制和文化領導權的限定,一直到有了穩定的革命根據地的延安時期,“文藝大眾化”才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層面上,形成了有規模又有影響的文藝活動與文藝運動,真正得以全面實現。

延安時期,一直從人民需要的角度和事業的全局來看待文化事業和文藝工作的毛澤東,在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建設中,就文化和文藝事業作出了高瞻遠矚的系統思考和富有創見的理論闡述。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要有自己的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而這個文化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和大眾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念與方法、結合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就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藝的提高與普及、文藝家的立場與態度等問題,作了深入而精辟的理論闡述,提出了懇切的要求與希望。其中談到文藝的工作對象問題時,特別提到“文藝大眾化”。他指出“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許多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

從毛澤東的這些重要論述可以看出,“文藝大眾化”既與文藝的工作對象和服務對象密切相關,更與從事文藝工作的文藝家的立場與態度、思想與情感密切相關。這一切都因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因此,文藝家需要在接近群眾、深入生活的過程中,向著人民群眾轉變立場,轉化情感,轉換語言。“文藝大眾化”體現在文藝工作中,“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體現在文藝工作者方面,則是向著群眾和大眾的立足與站位,切實具有“大眾化”的思想情感和藝術素養。

二、文藝的普及工作與延安的文藝運動

與“文藝大眾化”有內在關聯的是提高與普及相統一的問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結論”部分,重點論述了文藝的提高與普及問題。他認為:為了適應“群眾的需要”,我們需要“找到普及與提高的正確關系”。他指出:“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而在現階段,“對于他們,第一步的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所以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2。毛澤東關于文藝“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系統論述,以及文藝的提高與普及相統一的重要論述,在當時的延安文藝界和各革命根據地,既給文藝工作者以極大的思想啟迪,也在文壇內外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一些重要的文藝機構與文化單位,以此來對照檢查和切實改進自己的工作,使文藝工作由內到外不斷發生深刻而顯著的變化。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延安魯藝的學習與整改。魯藝按照《講話》精神檢查了學院的工作,充分認識到存在的不足與差距。周揚在《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的總結報告中,就特別檢討了由于“對提高與普及的二元論看法”“造出了關門提高的錯誤”。他指出:“很多同志都不愿意做普及工作,而對提高工作又竟那么自信。”3認識到問題所在之后,魯藝立即進行整改,在原有的專業班之外,開辦了部干班、地干班,并為前方劇團舉辦進修班。與此同時,魯藝還組織工作團到前方和部隊、農村、工廠實習和工作。為了服務邊區群眾,魯藝還組建了秧歌隊,學習和借鑒陜北的民俗藝術,演出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氣息的《擁軍花鼓》《兄妹開荒》,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觀看之后,連連點頭,笑著贊道:“這還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4

文藝工作向著“普及”調整方向和改變作風,文藝工作者向著“普及”轉變主體立場和思想情感,使得延安和根據地文藝工作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煥然一新的變化,呈現出格外喜人的嶄新面貌。在歷史劇方面,以平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為代表,開啟了“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1945年,魯藝創作和排演了現實題材大型歌劇《白毛女》,在延安和晉察冀根據地連續演出,深受廣大軍民普遍歡迎,成為長演不衰的經典劇目;詩歌創作方面,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借鑒民謠民歌形式表現人民生活,實現了詩歌創作的推陳出新;小說創作方面,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孫犁的《荷花淀》,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以人民喜聞樂見的語言和故事反映解放區人民的斗爭、生活與情感,顯示出新的文藝作品切近現實、打動人心的藝術力量。可以說,在《講話》精神的光輝照耀下,廣大文藝工作者在扎根群眾,深入生活的過程中,獲得了創作的素材與靈感,也煥發出創造的激情與活力,文藝創作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文藝為人民而創作的新局面由此開啟,作品為人民所利用的新形態成為基本定勢。

三、“文藝大眾化”與“新大眾文藝”的聯系與區別

“文藝大眾化”和“新大眾文藝”,從字面上去看多有重合,比較相近,但卻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兩個概念產生于不同的時代背景,依托于不同的傳媒工具,具有不同的文化意涵。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5“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反映的產物。”6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述的這些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內在關系。正如胡喬木所指出的:“在這兩個問題上,《講話》的觀點是不可動搖的。”7也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為我國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文藝大眾化”“新大眾文藝”的內核與主軸都是“人民”和“大眾”,是我們黨在“高揚人民性文藝發展道路”上的兩個帶有不同時代標記的突出文藝實踐和重要文藝成果。

產生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藝大眾化”,是對文藝“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去服務”的實際落實和具體踐行。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論述和延安文藝運動的實踐來看,其中包含兩個方面的要素與要義。一個是文藝工作要提高與普及相統一,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同時要把普及工作擺在更為迫切、更為重要的位置。另一個是文藝家要在普及工作中,“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做為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8。兩個方面既有聯系,又有側重。提高與普及相統一,以普及為首要,是對文藝工作的要求;而在文藝普及工作中學習群眾和轉變立場,則是對文藝工作者的要求。兩個方面的要求,既有針對整體文藝工作的,又有針對個體文藝創作的。而這種思想精神和基本要求經過文藝工作的調整和文藝工作者的吸納與轉化,落實到文藝工作與文藝創作中,就使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文藝工作和文藝創作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就是切近社會現實,服務人民需要,文藝工作和文藝創作朝著“為人民大眾”的方向發展和繁榮,出現了一大批具有現實意義和民族風格并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形成了鼓舞人心又生動活潑的全新文藝局面。

發生于當下的“新大眾文藝”,既是“文藝大眾化”所體現的“人民性”文脈的自然延續,又具有這個時代的新意蘊與新特點。這些新的特質,分別體現于“新大眾”“新媒體”“新文藝”三個方面。與過去時期的“大眾”識字無多,文化程度不高不同,現在的“新大眾”,文化水平普遍較高,有一定的文字駕馭水平和運用網絡工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比之過去的“大眾”,更具有創作主動性與文化的主體性。從他們與文藝的關系來看,顯然已經由過去的被動的接受者變為了主動的參與者。在傳媒工具方面,依靠手工書寫和紙質載體的傳統方式,已不再是唯一的形態,鍵盤輸入、手機記錄和網絡傳播更為便利和快捷,已成為更為流行的方式。“互聯網條件”給有文化的“新大眾”提供了新的平臺,新的工具,使得他們如虎添翼,如魚得水,他們的各類作品也因此而廣為人知,廣泛傳播。“新大眾”利用“新媒體”創作和制作了從文學到藝術的各類作品,這些作品顯然都屬于“新文藝”,其“新”不只是隨時創作、即時傳播,在時間意義上是“新”的,而還在于其內容多為切近社會現實,表現自己的勞作與生活,所思與所感,是“新”的生活故事,“新”的人生體驗,具有新的時代氣息,新的精神風貌。

由此可見,“新大眾文藝”雖然與“文藝大眾化”有一定的聯系,有內在的緣結,但顯然是從新世紀到新時代,由社會生活、信息科技和文化文藝種種演進與變化所孕育和催生出來的新的文藝現象和新的文化形態。

四、“新大眾文藝”開創了新局面,也提出了新問題

“新大眾文藝”與我們這個時代密切相關,具有突出而鮮明的時代特征,這主要體現為它產生于大變動的時代潮流,依托于互聯網的科技手段,并且由普通民眾參與創作,廣大民眾普遍享用。這個來自“新大眾”,利用“新媒體”,提供“新文藝”的新的文藝現象,以其富含的人民性、網媒性和公共性的多重內涵,既豐富了當代文藝的構成,拓展了當下文壇的格局,又以種種“超越”和“融合”,給相對傳統的理論批評帶來新的挑戰,提出新的問題。這些既令人為之欣喜又令人有些作難的變化,既需要充分認識,也需要認真面對。

“新大眾文藝”給文藝和文壇帶來很多新氣息與新樣態,使得文藝領域不斷擴展,文壇樣貌日新月異。總體來看,尤以三個方面比較突出和顯見。第一,文學的普及一端得到落實,整體文學格局更為合理。文藝的普及問題,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著重論述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很長時期我們在文學創作與文學服務諸方面,并沒有有意識地強調和突出文藝的普及工作。“新大眾文藝”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可看作是來自人民大眾的自我普及。即以“素人寫作”的情形來看,不管是什么文化基礎,不論是什么社會階層,想寫就寫,沒有顧忌,而且我手寫我心,“勞者歌其事”。許多基層的文學愛好者,普通的勞動者,從自我表達開始,走上寫作之路,開創自己的文藝天地。“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使文學的普及得到很大發展,也使整體文學的結構更為合理。第二,打通文學與藝術的區隔,文藝走向多種元素的融合。勇于打破文學與藝術的界限的,最先體現于網絡文學領域。網絡文學以小說IP改編為影視、游戲、動漫等多種藝術形式,使網絡文學早已成為網絡文藝和網絡文娛。近些年,一些傳統的文學活動開始采用晚會、盛典的方式,實現破圈的廣泛傳播。一些作家也利用和借助電視專題片、綜藝節目和直播帶貨等形式,使作家和作品走向更多受眾,使得文藝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影響力。第三,“新大眾文藝”在著眼于人、作用于人方面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快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文章里,特別提到要“堅持文化建設著眼于人,落實于人”,“要體現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文化修養上。要提升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能力,增強人民群眾文化獲得感、幸福感。重視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養全民族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方面,“新大眾文藝”表現出其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它由各類文藝形式表現出來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的精神需求與不竭的文學激情,它在文藝創作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全民共創”,在文化產品欣賞方面體現出來的“全民共享”,在滿足人群與影響受眾方面,比之傳統文學藝術形式更具大眾化與普泛性。這種來自人民大眾的自我啟蒙、自我教育、自我激勵所蘊含的作用與意義,都極其深遠而重大。

但“新大眾文藝”也確實給理論批評提出了新挑戰和新問題。比如:“新大眾文藝”的一些現象,包括納入“新大眾文藝”范疇來討論的網絡文學,以及相關的網絡游戲,實際上內含了一種專注于娛樂的追求和沉浸于游戲的傾向。但在我們傳統的文學理論觀念中,娛樂并非文藝的主要因素,更不能成為重要元素。按照傳統的審美觀念,確實很難對娛樂追求和游戲現象予以正面的肯定與積極的評價。但娛樂與游戲所主導的文藝現象以及所依托的“二次元審美”不斷發展,已是既成事實,我們需要正面應對,合理解釋,并給予應有的引導。另外,“新大眾文藝”所涉及的現象,具有“超越”與“融合”的鮮明特征。網絡文學有兩個“超越”,一個是“超越純文學”,一個是“超越文學體式”;“新大眾文藝”也內含了兩種“超越”,一個是“超越”“事業”范疇,另一個是“超越”“文字語言”。文藝正從“事業”走向“產業”,文藝也由原來的“文字語言的藝術”擴展為“圖像語言藝術”“數字語言藝術”等等。這使得我們原來所熟悉的理論體系和知識系統已經不能有效把握這樣的傾向,有力地解讀這樣的現象。面對這樣全新的傾向與現象,我們的理論儲備和知識準備,不僅理屈詞窮,捉襟見肘,而且明顯落伍和嚴重滯后。

因此,我覺得面對“新大眾文藝”這樣的新現象、新形態,我們需要以考察和調研為主,充分了解現狀,密切跟蹤變動,根據不斷變化的文學文藝現實,在理論上和知識上有針對性進行更新與豐富,彌缺環,補短板,拓觀念,使自身真正充實和豐厚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理論適配和批評匹配,從而才能取得理論的立足點和批評的發言權。所以,面對“新大眾文藝”,我們的理論批評既大有可為,也需要奮發努力。

注釋:

1 2 5 6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5、67、63、67頁。

3 文化部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委員會編《延安魯藝回憶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7頁。

4 張希賢、王憲明、張偉良、張勇、楊虎編著《毛澤東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

7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