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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礪鋒:周勛初先生二三事
來源:中華讀書報 | 莫礪鋒  2026年04月24日10:38

清明節來了,這是人們追思故人的時節。前幾天南大兩古學科的同仁在胡小石故居聚會,追思逝世兩周年的周勛初先生。我因病未能參加,在家翻閱周先生的著作,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許多往事浮現心頭。

周先生長期領導我們這個學科,凡是與學科建設有關的日常工作,他是事必躬親。有些不屬于學術的細節,他也非常重視,耐心細致地來做。1990年,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唐代文學學會的年會,這是我們這個學科第一次承辦這么高規格的學術討論會。周先生作為籌委會的主席,花了大量的心血來做籌備工作。那次會議辦得很成功,論文交流和學術討論安排得周密妥善,眾口皆碑。此外我們的會務也做得很好,得到中外嘉賓的高度贊揚。當時我當籌委會秘書長,張宏生當會務組長,會務組有10個成員,都是兩古學科的青年教師和在讀博士生,可以說藏龍臥虎。但事實上我們的會務工作做得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周先生,因為他對會務工作事無巨細親自過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細節。

那天我們安排全體代表到揚州去進行文化考察。說實話,當時很多學校辦的學術討論會都有文化考察,有些事實上變成了游山玩水的自然考察。我們那次真是文化考察,考察的主要內容是參觀雕版印刷。與會代表都是讀慣線裝古籍的,但大多沒見過雕版印刷的真實過程,大家對這項考察都有濃厚的興趣。我們計劃在揚州停留一天,必須要解決一頓中飯。當時我們的經費很緊張,所以我跟周先生商量,怎么才能讓大家吃得好,又比較省錢。想來想去,最后決定去吃富春包子。我們事先去探路,發現富春包子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店堂設在一個小巷子里。我們相中了停車地點,就把那天的中飯定好了。可是后來發現一個問題:久負盛名的富春包子的水平有所下降,餡料比較一般化。我想我們都已定好了,反正這些包子又不是南大中文系自己做的,味道差一點也不能怪我們。周先生說不,我們要精益求精。于是他親自出馬過問此事。他打聽到為什么包子質量下降了,是因為負責調餡的老師傅地位提升了,她已經當了集團的總經理。總經理當然不再親自下廚,而別人調餡就是調不出原來的味道。所以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請那位老師傅親自為我們調一次餡。但她已經是總經理了,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難辦,就想知難而退。可是周先生矢志不渝,他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他打聽到這位總經理叫徐永珍,是揚州市的全國人大代表。他還打聽到揚州大學中文系也有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就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曾華鵬教授。曾教授跟這位徐總經理,經常在一起開會,關系很近,說得上話。事情一涉及中文系,周先生就駕輕就熟了。他馬上與南大中文系的葉子銘老師聯系,葉子銘老師跟曾華鵬老師是好朋友,然后通過他去幫我們打點。過了幾天,揚州方面的答復來了,說那天徐總經理親自下廚,拿出她的看家本領來調餡。等到那天中午,我們把全體代表領到曲里拐彎的巷子里,走進富春酒家,周先生就非常篤定。坐定以后,我看到他胸有成竹地告訴同桌的幾位境外代表:“富春包子,好吃!” 因為他心中已經有底了。果然后來一籠一籠的包子上來,大家都嘖嘖稱贊。那頓中飯成為整個會務工作的一個亮點,我們還節省了不少經費。吃完以后,大家走出富春,臺灣政治大學年逾八十的王夢鷗教授對他的老伴說:“就為這一頓點心,回大陸一次都值!”這雖然是一件小事情,周先生本來不必親自過問的,但他為了會議的效果,為了我們這個學科的聲譽,他就親自過問了,把本來很難辦到的事情辦成功了!

再說說周先生的學術。周先生一生成就那么大,有些不明底細的人以為他可能一直境遇不錯,他從事研究工作的客觀條件一定很優越,他得到了命運的青睞。其實恰恰相反,周先生一生在各個年齡段的工作條件都不是太好。他年輕時候剛考上南大中文系,就患了肺結核,病得很重,他是從死亡線上被搶救回來的。病好后又休學一年,所以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是很好,他的肺活量一直都很小,一走山路就會氣喘。周先生南大畢業后分到外地工作數年,好不容易回到母校,胡小石先生對他非常看重。但是在那個年代,對一個老師的評價,不是看你業務有多好,而是要看政治。周先生出身地主家庭,他當然不受重視。黃仲則有詩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當時出身地主家庭的人肯定是這種處境,大家都可以對你翻白眼,都可以藐視你。加上周先生自己的表現也不夠好:他總是努力鉆研典籍,他太熱愛我們的傳統文化,太熱愛古典學術。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學術,就難免戴上“白專道路”的帽子。“白專道路”是一個絕對負面的評價,你努力治學做出成果,不但無功,反而有罪。所以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周先生研究學術是偷偷摸摸的,必須瞞著別人,不能大張旗鼓地說我在研究什么。他的《九歌新考》《高適年譜》等書寫完以后都秘不示人,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到了七十年代,又碰到另外一件事,就是當時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評法批儒”。當時很多高校的文科教師都被調去校注法家著作,周先生也奉命參加。“評法批儒”過程中出了不少校注法家著作和批判儒家的書,時過境遷,那些書大多成了印刷垃圾。我當知青時曾認真讀過其中一本,書名是《論語批注》,它把《論語》中的“有朋自遠方來”解釋成“拉攏來自遠方的反革命黨羽,擴大反革命組織”。在那樣的情況下,周先生被拉進《韓非子》校注組,他當然也跟大家一起完成了任務。但與此同時,他還私下寫了一本《韓非子札記》。時至今日,這本書還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周先生利用參加“評法批儒”的機會,把不利條件變成有利條件,留下了學術思考的結晶。

改革開放以后,周先生是時來運轉了,再也沒人說他“白專道路”了。但是他又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太忙。周先生本來不想做官,卻身不由己地當了很多官,先是南大的研究生院副院長,后來是江蘇省文史館館長,等等。很多學者身處這樣的環境,學問就會荒疏。但周先生是忙里偷閑,見縫插針。有好幾年我跟他一起擔任省政協委員,兩會期間都要在賓館里住好幾天。周先生總是帶著書去參會,有時也帶著校樣,或是學生的論文。只要一有空,他就做他的學術工作。所以周先生的一生,其實始終是在跟不利的環境、不利的條件做斗爭,盡量地把不利的條件變成有利的條件,來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周先生就是這樣走完了一生,他是一代學人中的楷模,至今令人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