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闡釋、經典建構與價值重建——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散點反思
基于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學術品質退化的矯正,更基于對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建構的努力,20余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倡導和實踐已漸成規模,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建構、吳秀明的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理論構想、程光煒倡導的“重返80年代”,堪稱引導這一研究潮流的“三駕馬車”。但由于當代文學的進行性特征和開放性姿態,歷史化研究仍存在不少難以達成共識的討論空間。梳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來路,其出發點、學術目的和研究印記清晰而堅實,但問題實質不在于要不要歷史化,而在于如何歷史化,進而實現歷史化。具體而言,歷史化研究的初衷旨在擺脫主觀化,乃至“言人人殊”的文學評論對于文學史建構的影響,但文學評論無疑是建構文學史的重要元素,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如何才能實現文學評論有效且合理介入?歷史化研究更傾向于作品之外客觀資料的挖掘、呈現和證偽,但作家作品,尤其是經典作家作品的呈現和解讀,無疑是文學史的核心,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如何才能“以文本為本”,推進作家作品經典化的進行性遴選并趨于相對穩定?歷史化研究無疑是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最有聲勢的研究潮流,但當代性亦應是當代文學的價值品格,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是否存在更多的價值指向和可能性范式?本文擬就上述問題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
詩性闡釋與歷史化介入
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萌發和展開,有其或隱或顯的理論來源和更為明晰的實踐指向。從理論來源上看,美國文化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倡導論證的“永遠的歷史化”,可謂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外源理論的核心;中國漢代以降直至乾嘉學派,推崇完善的漢學疏證則隱約構成了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內源理論的根脈(1)。從實踐鏈條上看,歷史化研究的萌發與1980年代末期之后的“重寫文學史”“重排作家座次”“十七年小說再解讀”等有直接關聯。
中國當代文學自1980年代末開始的“重寫”“重排”“再解讀”等討論,既是文化繁盛、思想多元的體現,一定程度上也是當代文學的知識重構、學科重整的肇始。但這種或秉持文學性標準,或高舉現代性旗幟的做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尤其是“十七年小說”,先后做出截然不同闡釋的狀況,在致力于尋求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的學者看來,是需要認真審視的。于是,洪子誠在構建極富個人色彩的當代文學史時,將研究對象更多地轉向了文學體制、文學生產方式,乃至講話、檢討等非虛構性文本,傾向于“以問題為本”,在歷史化進程中“敞開問題”;吳秀明更重視史料的完善,傾向于在史料挖掘和研究過程中“穩定歷史”;程光煒則提出了“重返歷史現場”,以新時期文學為剖面,質疑批評家感性化的評價結論,將理性分析植根于對文學思潮、事件及作品生成機制的考察。無疑,洪子誠、吳秀明、程光煒所倡導并實踐的歷史化研究開創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范式。
如果說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對于詹姆遜或中國傳統漢學的借鑒表現得或隱或現且各有側重,其對于“重寫文學史”“十七年小說再解讀”等評論實踐的警惕和糾偏則表達得明確而統一。這種觀點的核心是倡導文學研究的客觀性和理性化,反對文學評論和闡釋的隨意性和主觀化。但需要延伸的問題是,文學史研究是否可以或者能夠真正擺脫文學評論的闡釋性結論?文學評論是否可以或者能夠完全排除闡釋的主觀化?如果說歷史化研究作為一種思潮,是對1980年代以文學性為中心的審美研究范式的揚棄,這種范式更替是否能夠無視文學的審美特質、詩性思維?答案似乎很明確,任何判斷都不能絕對化。
這樣的疑問一直伴隨著歷史化研究的始終。陳曉明從文學的本體特質出發,提出“應然”的看法。他認為文學創作本身蘊含著難以被歷史化完全吸納的內在的文學性屬性(2),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根本方法還是回到對文學作品文本的解釋,‘歷史化’還是要還原到文學文本可理解的具體的美學層面”(3)。張清華作出了陳述式的“已然”判斷,稱歷史化研究“對科學性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對文學性的理解”(4)。基于這種狀況,對于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質疑聲越來越強。更有學者直接指出:“我們不忽視史料建設方面的成績和價值,但面對當下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危機,不能止于重視‘史’,還要走向‘詩’,即努力提升和當下現實有效對話的思想能力,建構出一種大境界、大氣度的詩性審美理想。”(5)
回到歷史化研究的倡導層面,值得指出的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脫離文學本體、矯枉過正的研究現象,吳秀明早有警惕。吳秀明曾指出文學的歷史化研究,“最后還是要回到文學那里去,從文學那里再出發,而不能疏忘或忽略了它作為文學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素質的那些東西”,“因其研究對象是文學或者是文學的歷史(主要是作家的創作活動及其演變的歷史),所以有必要強化和突出‘形象性’或‘文學性’的元素,并將其作為有別于史學和其他學科的獨特個性在研究中加以體現”(6)。
質疑和倡導雙方給出了相似的觀點,是否可以說明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導向與文學性堅守本就不是對立的。上述問題的存在實際上是并不存在理論沖突的學術生態優化問題,是在具體研究層面秉持多元思維即可“息訟”的。
呼吁回歸文學研究詩性特質的理論家,自然忽視不了歷史化研究已經取得的成就,也一定不會無視歷史化研究對于當代文學學科建構作出的巨大貢獻。同樣,歷史化研究的倡導者也自然不能無視文學之所以稱為文學的詩性特質,也回避不了文學評論作為一種詩性闡釋已經滲透進中外文學史,成為其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的事實。文學評論作為對作家作品的闡釋和再創造,盡管可能存在時代局限、主觀偏狹,乃至偏離文本的強制闡釋,但客觀的、有創造性的,甚至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但富有時代性的文學評論,仍是文學史重要的構成元素。這里想重提一下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波羅留波夫。“別車杜”作為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藝理論的重要資源和符號,今天重提似乎老套,但俄羅斯哪一部近代文學史能夠遺漏“別車杜”對于果戈里、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充滿思想火花、飽含激情和時代力量的詩性闡釋?可以肯定的是,“別車杜”作為評論家是俄羅斯近代文學史研究難以回避的對象,他們那些主觀色彩濃厚的詩性闡釋,也是研究彼時作家作品的導入因素,他們很多介入性很強的觀點和結論,還是俄羅斯近代文學史的重要資源。其中,別林斯基倡導的“不涉及美學的歷史的批評,以及反之,不涉及歷史的美學的批評,都將是片面的”(7),今天看來不僅是文學評論的基本法則,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歷史鏡鑒。
所以,歷史化研究要警惕的不是主觀化的文學評論和闡釋,而是所謂的強制闡釋;歷史化研究要摒棄的不是闡釋的可能和多元,而是闡釋結論的任意、無序和無限;歷史化研究要遮蔽的不是帶有時代色彩、體現不同理論指向的闡釋性觀點,而是偏執異端、功利短視的“捧”“殺”式批評文本;歷史化研究應在客觀、理性的理論基點上,關注文學特質,融合詩性闡釋,在整體性、系統性的思維框架內,達到對不同結論的整合、甄別和創造性的系統呈現。
二
經典建構與歷史化途徑
據統計,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中,已出版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已有近百部。這些史著由于處于不同的時代,秉持不同的理論,也遵循著不同的編纂標準,顯現出不同的特點。無論是體現出鮮明意識形態特性的史著,還是顯現出啟蒙現代性色彩的宏論,又或是倡導歷史化研究,從而顯現出客觀性、開放性特質的新作,對作家作品,尤其是經典作家作品的呈現和解讀,無疑是文學史的核心。進一步來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不論如何強調客觀、理性或回到現場,都不能忽視對作家作品的闡釋、評價和定位,文本應當是最直接的“現場”,文學史研究的重要維度應當是作家作品及其經典化。
就文學史和經典化的目的而言,某種程度上說,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與經典化建構應該是異曲同工的。一個顯在的事實是,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提出與強化,就是因文學經典的“重評”“重排”等爭議而起。也正是在何為經典、如何推進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研究層面,存在爭論和完善空間。如果說當代文學研究要不要重視歷史化已經無須爭論,那么如何實現真正的歷史化,包括其重要維度——如何推進作家作品經典化,尚且是一個需要探討和賦形的問題。且不談歷史化研究中經典化存在多重途徑,僅在實踐展開前就應辨析以下看似常識實乃基點的問題。
第一,文學歷史化研究的重心仍然應當是經典作家作品建構。何謂經典?《現代漢語詞典》釋義為“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這個寬泛的解釋已有也將會有很多內涵指向。僅就內容深廣程度來說,文學經典應當是蘊含具有超越時空、超越階層的普遍性價值的優秀文本;是標注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精神高度的代表性文本;是內涵深邃,富有解讀空間的多維度文本;是具有創新意義,體現文學規范,值得傳承并得以傳承的典型性文本,等等。所謂文學經典化,即優秀文學作品經歷的或隱或顯、或主動或被動的遴選、研讀、討論、爭鳴、淘洗、積淀、形成共識、趨于穩定、進入歷史、得以傳承的過程。
對于經典文本宏觀相對統一但微觀千差萬別的解釋提醒我們,經典化的建構不能秉持一個視角、理論或觀念。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思潮,一定程度上肇始于這一立場,雖然在階段性研究過程中會存在對于經典文本認知的游移甚至矛盾,但伴隨著時間的延伸和認識的螺旋上升,理性、系統的文學史對于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會逐步趨于穩定并得以傳承。
現在需要討論的問題恰恰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重視的,是對文學文本之外的制度、書信等非虛構資料的發掘、呈現,是對文學現場的重返,進而印證作家主體或作品本體意欲表達意義的情境性被動和歷史性客觀。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或范式,其對繁榮于1980年代以審美為圭臬的內部研究的反撥,自有其學術意義和學科價值,但正是由于對反撥對象過于警惕,歷史化研究出現了可能并非本意但已既成事實的現象,那就是忽略了對文本,尤其是經典文本的本體研究。對此郜元寶認為,1990年代以后,在一系列“向外轉”的學術歷程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重心逐步由內部批評轉向以歷史為核心的外部觀照,是謂“由文向學”或“由文向史”(8)。文學研究范式“由內而外”的變化,暗含了一個未被學界重視的規約式存在,那就是可能帶有主觀性的文本闡釋性研究,是沒有學術品位的研究。這個規約帶來的是研究者對文本關注的持續弱化,文學研究越來越成為脫離文本的不及物研究。在這種狀況下,支撐文學史建構的作家作品經典化,逐步成了研究弱項,甚至盲點,以至于中國當代文學史,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經典化建構成為仍需加強的領域。
洪子誠曾指出,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經典問題的核心在于對文學作品進行價值等級的確立與評判。不同歷史時期所形成的文學經典,實質上提供了一種思想與藝術秩序的參照框架,深度影響并塑造著同時期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整體取向(9)。洪子誠的這一看法,道出了經典對于文學史建構的重要性。經典既然是可以影響文化序列形成、左右一個時期文學走向的范本,文學史研究就必須重視文本經典化的科學性。文學經典化的途徑不是單一的,出版、評獎、大眾傳播等都可能影響經典化建構,但沒有走進本體研究的經典化一定是虛空的。
當然,文學經典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但文學史建構以經典作家作品為重心,應該是一個并不復雜的認知。文學研究當然包括文學史研究,但“文學史處理的‘史’是在其他學科更大更確鑿的‘史’的框架內發生的精神現象,它始終是從屬性衍生性的,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10)。文學史的研究內容方方面面,但“主體精神史和心靈史亦即文學作品通過作家主體所反映的一個時代情感想象的流變,乃是確定不移的重中之重”(11)。看來,文學經典化也是一個超越歷史化研究的進行中的話題。
第二,文學歷史化研究不能弱化文學批評。從文藝學的構成來看,文學批評通過對作品的闡釋與評判、經典的發掘與傳播、與創作主體的對話,可以為文學史研究提供借鑒。在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思潮中,囿于對文學批評品質退化的警惕和修正,文學批評似乎失卻了學術色彩,同時也成了當代文學研究的薄弱領域。當然,圈子批評、紅包批評、捧殺或棒殺式批評的間或存在,勢必影響文學批評的學術可信度,但即使是程光煒這樣的歷史化研究倡導者也不無謙虛地說,文學經典的確立離不開文學批評的深度參與,“沒有批評家對作品出色的認定和甄別,我們都無法知道哪些是重要作家、重要作品”(12)。
和前述文學歷史化研究不能無視審美性類似,文學歷史化研究不能忽視文學批評同樣是一個無須理論論證但需實踐矯正的問題。現實的情況是,當代文學研究正不斷向歷史化與史料化傾斜,這一轉向使其作為文學批評實踐的特質逐漸淡化,也導致文學批評在當前學術場域中的影響力不斷減弱。“當作為文學史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不斷擴張和揄揚之際,作為文學批評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卻在悄然失落。”(13)
對此,歷史回顧和未來設想兩個維度都可推演,歷史化研究或許不自覺地帶來對于文學批評實踐的弱化,乃至忽視,結果可能是未來新的文學史建構的無所依傍和貧弱。回顧歷史,超越文學范疇看,“我注六經”固然迭出經典,但“六經注我”的歷代典籍恐怕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思想史、哲學史等的構成中,亦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設若沒有眾多的詩話、詞話等批評典籍,唐詩宋詞的歷史輪廓可能依然迷離。近現代以來,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于《紅樓夢》的經典化,茅盾的小文《讀〈吶喊〉》之于魯迅新文學史地位的奠基,充分展示了文學史對于文學批評資源的倚重;李健吾對于沈從文《邊城》的推介、傅雷對于張愛玲小說的偏愛、司馬長風對于《圍城》的品鑒,也早在夏志清之前初步植入了三位作家進入經典序列的種子。新時期以來,謝冕、孫紹振之于朦朧詩,陳曉明、南帆、吳義勤、洪治綱等之于先鋒小說,雷達之于《白鹿原》,文學批評實踐對于作家作品經典化的推動更是明確而有力,文學史建構對于文學批評結論和觀點的追尋借鑒同樣明晰而客觀。設想未來,面對當下文學創作的紛繁復雜,文學批評實踐的萎靡、失落和無語,帶來的將不僅是即時性文學欣賞、導引、傳播、接受、品鑒、優化、提升的迷茫和無力,還可能是文學史經典化建構的困難和貧弱。
所以,在近年來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熱潮中,強調客觀性、知識化、學術化的同時,不應忽視主觀化、時代化的文學批評實踐。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隊伍中,當然應有注重文學歷史化等基礎工作的研究者,同時也不能缺少同樣屬于基礎性工作的文學批評的實踐者。從開放性、進行性的當代文學史經典化建構角度看,即時性、當代性、思想性的批評實踐更應加強。雖然時代性經典并不一定能成為永恒性經典,但經典的永恒性建基于經典的時代性。
第三,文學經典化期待文學研究范式的多元融合。文學史研究的重要維度應當是作家作品的經典化,如果這個命題大致不謬的話,目前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需要在歷史化研究的熱潮中融合不同范式,吸納多元成分。這一期待首先基于堪稱經典文學文本的系統性、多義性、復雜性和多維度闡釋的可能性,同時基于不同范式對于作家作品經典化的各自側重,以及各自合理的價值構成。
首先,堪稱經典的文學文本要具備多維度闡釋的可能性。回到關于文學的本質追問,盡管關于文學的本質界說眾說紛紜,但基本可以形成共識的是,相對于政治、哲學、歷史、法律、倫理等形式,文學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它以有機統一的方式再現社會生活的圖景,借助感性具體的形象體系進行審美表達,生成開放的意義闡釋空間。具體來說,所謂文學展示社會生活的整體性,表現在“文學不是從任何單一角度對社會進行理論解析,不是從某一局部對社會進行個案解剖,而是在特定時空中對社會生活、風土人情、喜怒哀樂、恩怨糾葛等進行形象展示……借用格式塔心理學的概念來說,文學是一個與社會生活異質同構的形象化、典型化、心靈化的語言空間”(14)。作為一種精神創造活動,文學在宏觀層面上既呈現社會生活與時代變遷,也揭示自然生態與人的關系;既承載道德意識與心理情感,又蘊含著法治觀念與哲學思考。就如《紅樓夢》被學界譽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正體現了文學所具有的極大包容性。所以,文學研究可以有社會學評判,也可以有歷史學觀照;可以有心理學闡釋,也可以有哲學層面升華;可以有社會科學式研究,也可以有自然科學式論證。正是不同時空、不同視角、不同理論的多樣闡釋,經典文本才能在再創造中展現其豐富性和經典性。
其次,與上述言說相連接,經典文本的價值需要不同研究系統呈現。基于經典文本具有多維度闡釋的可能性,任何單一維度的研究都可能是不完整的;單一研究范式的結論可能存在盲區或偏頗,因而也可能成為其他研究范式質疑的靶點。回望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出場背景,這一現象似乎不言自明。在傳統的文學社會學研究看來,“十七年”經典小說的價值即在于這些文本所呈現的寬廣的社會性、成熟的典型性;而到了80年代后期,秉持審美現代性立場的研究者則視其為時代的傳聲筒,認為其缺乏審美意義,相應的文學史也應予以解構和重寫;再到90年代后期,面對同樣的研究對象,李楊、唐小兵等則又看到了其“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彼時,三種不同研究視角所呈現的截然不同的結論,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學界的認可,他們不同的結論也都有可資闡釋的文本依據。但今天看來,相對于存在多維度闡釋可能的文本而言,三種不同結論無疑都存在時代性局限,都存在研究視角的單一性和理論基點的排他性。事實上,在文學的整體框架內,無論社會性、政治性,還是審美性、現代性,都應當視為文學性的內涵元素,文學文本中體現的社會性、政治性、時代性、階級性與審美性并不存在天然的對立。因此,我們不能因為“紅色經典”表現了政治觀點就否認它存在文學元素,也不能因為《平凡的世界》或《人世間》堅持了現實主義傳統,就視其落伍并在經典化過程中加以排斥。站在歷史化的視角看,我們應該做的正是不同研究范式的多元融合,這才是達到文學研究客觀化的可能途徑。可喜的是,“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范式中吸納或隱含了此前‘文學性’研究范式的積極因素,同理,新時代要重建的‘文學性’研究范式中也不能缺少此前‘歷史化’研究范式中的合理內核”(15)。需要期待的是,新時代逐步重建的文學多元研究,應當是螺旋上升的社會學研究范式、文學性研究范式、歷史化研究范式的協調和整合。
三
歷史化的價值指向與多種可能
經過20多年的倡導和實踐,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已經取得堪稱輝煌的成就。洪子誠、吳秀明、程光煒等學者推出的一系列學術成果,已然為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基本廓清了理論來路、方法途徑和價值指向。作為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首要踐行者,迄今為止,洪子誠并沒有關于歷史化研究的直接倡導或宣言,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16))和研究成果,實際上構成了歷史化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洪子誠的歷史化研究實踐,吳秀明則更多地致力于關于歷史化研究的理論建構,試圖在重視史料基礎上,辨析“為什么要歷史化”的理論源流,回答“如何歷史化”的建構途徑。程光煒出于對當代文學研究過于“批評化”的糾偏,響亮提出“重返80年代”的口號,為歷史化研究進程樹立了新的方法論標志。
但是,文學史研究的價值不應僅僅停留在給一定時期內的作家作品以相對客觀、理性、穩定的厘定,還應彰顯經典文本和歷史化結論對于當下文學乃至精神建構的借鑒意義。對于仍處于當下發展邏輯鏈條之中的當代文學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如果對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作反向思考和延展闡釋的話,可以說一切歷史研究都應當能夠指向當下的精神價值體系構建。正是從這個角度看,本應具有強烈當代性的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表現出了熱衷考據、脫離時代、缺乏活力等弊端。
這種弊端的存在,既源于歷史化研究秉持的理念和方法,也與1990年代“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之后的學術生態相關,或者說二者某種程度上存在互為因果的關聯。當時的學術生態被李澤厚表述為“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17)。這一態勢自有其社會文化思想轉型的基礎和背景,但今天看來,文化的繁榮、中華文化世界性的可能性確立,需要優秀文化的挖掘和傳承,更需要思想的創新和哲學的躍升。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應當是:學問家需要凸顯,思想家不能淡出。就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課題而言,既需要把握歷史,更需要關注現實、昭示未來,“讓歷史告訴未來”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
對此,富有啟示的言說和呼吁并未間斷:“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18)“歷史之所以是現在與過去的交談,乃是因為:人們總是從現在的需要出發去研究歷史,否則就沒有意義。”“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迷惘和困惑,研究歷史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解決這迷惘和困惑,故而每個時代的人都要重寫歷史。”(19)有學者甚至指出,歷史化并非對既有經驗的持守,而是在與文學研究對象不斷對話中進行的探索,其關鍵意義在于文學歷史經驗內含的未來性,正是這種指向未來的可能為歷史化提供了明確的目標與方向。如果沒有未來性的引導,歷史經驗便難以形成評價文學的有效標準,即“‘歷史化’從本質上說,其實是一種依托文學歷史經驗‘未來性’的未來化”(20)。
對于當代文學及其研究在當代性價值指向方面的薄弱,學界也有不少分析。1980年代以降,伴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知識分子在繁盛的文化大潮中所呈現和建構的“道”層面的詩性想象,的確存在先天隱患。其具體表現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西方思想的引入帶有急迫的啟蒙訴求,因而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重于內化的問題,很難經得起時代的深層叩問。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改革進程的艱巨、現實生活的復雜、精神領域的迷茫、道德倫理的滑坡、消費文化的盛行、資本權力的肆虐、生態危機的加劇等,深刻地沖擊了上述精英立場與認知。面對劇烈變化的現實,當代文學研究也面臨著困境,它既失去了對當下文學現象與文本有力闡釋的理論效力,也未能在新的現實中建構出表達時代精神圖景的詩學理想。這直接導致了“當前文學研究在主體演進方面正愈來愈深地陷入平面化、瑣碎化與邊緣化”(21)。
所以,對于當代文學持續繁盛20余年的歷史化研究,的確到了需要反思總結的時候,而重視和強化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當代性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也應屬其中的一個重要維度。至于當代性價值指向具體應當體現在哪些方面,同樣將是一個過程性和建設性的課題。
在當今多元的文化維度上,作為一種建設性設想,近代以來因蔓延全球的生態問題而興起的生態理念,亦可成為當下文學評價和文學史建構的價值尺度。這一設想的理論基點如下。
其一,生態精神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生態的核心問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而正是在這個關系上,西方文化多以主客二分的視角主張征服自然,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則追求人與自然的交融共生,即“天人合一”。如徐復觀所言:“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統中,沒有任何系統的文化,人與自然,曾發生過像中國古代樣地親和關系。”(22)“中國古人對于生態的體悟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惡化而產生的對應性的策略。在對于生態的認識成為‘生態學’以前,與自然親和的觀念就已浸入了中國古人的骨髓之中。”(23)對于中西方文化異同的論述遍及哲學、政治、倫理等領域,盡管眾說紛紜,但在中國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更具生態基因這一認知方面,不同領域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基于此,僅就文學史研究而言,作為中國生態批評先行者的魯樞元曾講:“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學史的書寫或許可以忽略‘自然’這一維度,唯獨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則是絕對不能無視于‘自然’的存在的。這是因為較之西方,‘自然’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含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并曾經在中國文學演替的歷史中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24)
其二,在生態觀念超越自然環境領域而發生“人文學轉向”之后,生態不僅包括自然生態,還包括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而這些正是文學作為具有整體性特征的意識形態所傳達的“異質同構”的客體領域。進而言之,對于文學的研究自然不能忽略這些對象領域。就目前的資料梳理看,作為理論先導,中國內地最早出版的“生態文藝學”理論專著是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魯樞元在系統分析自然生態危機及其在社會領域、精神領域的滲透態勢之后發現,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科學和技術的蓬勃發展,嚴重沖擊了人類“內在的生態規律”,“人們在‘物’的豐收中迷失了‘心’的意向,更深層的生態危機發生在人的精神領域”(25)。因此,他認為應當在眾多生態學分支中建立專門研究人類精神與生態關系的精神生態學:精神生態學“一方面關涉到精神主體的健康成長,一方面還關涉到一個生態系統在精神變量協調下的平衡、穩定和演進”(26)。雖然精神生態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尚是進行性課題,但其在文學精神核心把握上所顯示的強烈當代性,成為當代文學多元研究范式中的一種文學研究方向,實踐可行,成效可期。
其三,生態問題已成為全球范圍內當代性、通約性最強的嚴峻問題。20世紀中葉以來,伴隨著逐步加快的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進程,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生態問題愈發突顯,生態危機已成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共同面對的世界性問題。生態問題也是一個中國問題,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生態危機更嚴峻,解決生態問題的任務更緊迫、更艱巨。生態問題既是一個自然環境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精神問題,因為自然環境危機有著深刻的社會和精神根源。生態問題既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因為解決生態問題既需要現實的環境治理,更需要科學理論的導引和人文學科研究的正本清源。所以,作為最敏感、最本真,體現整體性和形象化的精神創造,文學無法回避這一全人類必須面對的生存問題;作為以經典示范時代、以歷史昭示現實的文學史研究,生態的研究視角難以無視,并大有可為。
其四,生態文學已蔚為壯觀,生態文學理論也漸成體系,文學史研究的生態視角和生態導向的理論基礎和理論資源,已初步奠定,并逐漸堅實和豐厚。從本質特征和內涵核心上看,古往今來人類創造的燦爛文學藝術,其所反映和表現的無非是人在一定環境中的生存狀態。因此,面對所有的文學作品,生態批評的視角無不具有開放性的介入優勢,一切表現人類生存狀態的文藝作品,自然都可以借助生態學的視角加以檢視、評判、闡釋。例如,通過重讀1980年代文本中的烏托邦沖動,不是將其視為幼稚幻想,而是提煉其中對“人的解放”的執著追問,以此激活其對當下技術異化、生態危機等問題的啟示力。時代需要文學,文學也不可能回避時代,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的生態轉向或許會是“重建深度模式,再造宏大敘事”的又一契機。
以上散點式的思考旨在說明,作為一種富有創新價值的當代文學研究范式,歷史化研究應當在追求客觀、理性的過程中,關注文學研究思維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商性和互補性。“真正的歷史化,它應該是在文化與審美、歷史與現實、思想與事實之間,充滿張力的一種自主性的學術活動。它們彼此不是一種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一種互文性的、相互辯論和激發性的關系。”(27)這是一種進行性理論期待,也應落實在研究實踐中。
注釋:
(1)吳秀明:《后現代主義語境中的知識重構與學術轉向——當代文學“歷史化”的譜系考察與視閾拓展》,《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4期。
(2)陳曉明:《個人記憶與歷史的客觀化》,《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
(3)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第2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張清華:《在歷史化與當代性之間——關于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狀況的思考》,《文藝研究》2009年第12期。
(5)(21)姚曉雷:《重視“史”,但更要尋找“詩”——也談當下文學研究中過度強調史料建設作用的迷津》,《學術月刊》2017年第10期。
(6)吳秀明:《重返文學的“歷史現場”》,第170-171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
(7)〔俄〕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3卷,第595頁,滿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
(8)(10)(11)郜元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9)見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第23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12)程光煒:《文學史二十講》,第1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
(13)(15)李遇春:《是繼續“歷史化”,還是重建“文學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范式之爭》,《當代文壇》2023年第3期。
(14)馬治軍:《“陌生人社會”與文學教育》,《洛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9期。
(16)洪子誠:《前言》,《中國當代文學史》,第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7)李澤厚:《雜著集》,第33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18)〔英〕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歷史是什么?》,第28頁,吳柱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19)陶東風:《文學史哲學》,第39、40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0)姚曉雷:《“歷史化”實乃“未來化”——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范式的思考》,《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9期。
(22)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第193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
(23)曾繁仁:《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史論》,第25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4)魯樞元:《百年疏漏:中國文學史書寫的生態視閾》,《文學評論》2007年第1期。
(25)(26)魯樞元:《生態文藝學》,第131、148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7)吳秀明:《當代文學“歷史化”問題研究》,第54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