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高專的“共生詩學”
云南地處中國高地,華彩獨異的地域與得天獨厚的氣候孕育出氣質鮮明的地域景觀與多民族融合的人文景觀。云南詩歌也正是在這樣地域性與人文背景下孕育而出,以其詩歌的多彩豐富獨特獨步天下。共生詩學是立足云南地域生態、融合中西詩學理論的原創性學術框架,其核心在于通過“異構性寫作”實現生命、語言與文化的多維共生。高專的創作實踐表明,真正的詩歌生態需打破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在差異中尋求共榮,為當代詩歌提供了一條兼具在地性與普世性的發展路徑。
云南以生物多樣性聞名世界,植物王國里美美與共。用植物比喻云南詩歌,是以系統性思維考察云南詩歌生態。與植物王國一樣,看似美的背后也有不為人知的競爭與吞噬。諸如林中未被陽光照見的植被,這些植被為云南詩歌提供了詩歌圖樣的多樣性生態,著名的高大的樹木以此為血脈才有參天之姿。但于詩歌生態而言,也因此形成了一種日久天長的遮蔽。然而那畢竟是自然界的鐵律,在詩歌這樣一個最具人文關懷、體現人文文明的領域里,自然界的鐵律就成為反文化的價值尺度——信奉“黑暗叢林法則”。
在中國詩歌長達千年的詩歌體系里,詩歌具有世俗性、詩教性、流派性、氣象性。本文提出詩歌體系的生態性,是以在世詩歌的共生性為依據建立起來的,萬物共生共榮,詩歌概莫能外。這樣就從根本上將西方以“詩歌為中心”的評價體系融合進來,形成具有中國詩歌特質的詩歌文明面貌。
高專寫詩多年,然而常常被呼為“青年詩人”,言下之意就是這個詩人處于未完成狀態,影響力弱,詩歌還在生長期,沒有形成自身獨特之風格。而詩人也不以為意,從不為自己的寫作進行辯解與張目,以恒心定力埋頭創作詩歌。高專的詩具有濃郁活潑的原生本土氣質,這樣一位低調而虔誠的詩人,他的詩歌呈現怎樣的面目,需要用詩來說明。
高專的詩歌處于遮蔽狀態,正因此我們或許更能看見一些遮蔽狀態下的真實,他的詩歌里有云南方言的諷刺氣質。他的詩歌生發將所感賦形于物,然而奇妙的地方在于此物是一種隱喻,其能指在于讀詩者的自由發散,這樣就打開一個開放性的語言詩性空間。
“旗子越多/天地越不安寧。”如果能動用想象,這個旗子或許是某種花朵,你可以這樣讀:“花朵(旗子)越多/天地越不安寧”。(《旗子》)
用這樣的替代(雅克·德里達的方法)還原進詩歌中,這首詩就具備很多種解讀性。于是,產生一種云南本地的詼諧,本土氣質已經悄然形成,能勾連起本地生活經驗。這恰恰也是群于人的詩人對現實情境的第一反應,詩人自有詩人的語調與節奏。這樣的詩歌需要心領神會能讀懂云南方言,不需要被命名,只可轉意形容,它要求內在的貫通,才能生成共識。
“至一定階段/思想已經圓熟/生命力卻止不住匆匆下掉/滾石一樣加著速度”(《生命力》)唯登高才能回望,生命力的下墜感在于清澈之后的渾濁,泥沙俱下。所謂“智者樂水”,是見水之疼痛不僅心生悲憫。盈科而后進卻是階段性的不可抗拒。覺醒而飽滿的生命力如何順其自然,故有為便是解決無為所制造的必然問題。生老病死的自然生命歷程被鑲嵌在科層制的社會體系中,這是現代性的頑疾,也是古老命題的現代性。成、住、壞、空,生命不是物——是詩人自陳揭示的問題,讀詩不在于解決問題,而是看見問題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如社會學家項飚所論:“我們都能走向這樣一個社會: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生命力在被滋養、在被放大,同時也能給別人滋養的感覺。”
這樣的生命狀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相互成全。腹有詩書氣自華,就是詩的生命力能令人生機勃發,品格清澈,包括詩人與讀詩的人。
“鋼筋叢林,正午/太陽的餅滴著蜜/雙龍橋十字路口,紅燈排擠綠燈/對峙車流之尾擺動如魚”(《偶遇》)詩中所寫是昆明的一個瞬間,心境之豁達悅動,可以化有形為無形,一種別樣的現代性:當下可為古典,都市可建心中勝地之所在。化境就是此身非吾有然而此身我所具。現代性對人的身心二元分裂,思維一脈孤質高求的無非仍然是生命的詩性經驗。詩人高專對于昆明這方土地的現代性處理,彰顯高專以詩人主體身份為思考的深刻性。放置在全球化都市現代性的背景下,書寫與反思就更具有時代鮮明特質,也呼應人們渴望好日子的心理動能。在高專的詩里,我們讀到一個更加現代開放、充滿活力與古典傳統并繼的昆明。可謂小詩大境。
隱晦與回聲交織就有了沉郁與頓挫,這是新詩里極為稀罕的手藝。中得心源,喊,這個字是一個動作是一個口型?沖天一呼,有聲無聲即為喊。張開口我想喊/我大聲地喊/卻什么聲音都沒有/咽喉呈現幽谷的靜穆/停滯的風上/蠓蟲困睡/喉外,一團暗影守望著這聲音/暗影下/滿是聲音的羽毛和尸骨(《喊》)
高專一呼,飛鳥歸于靜穆。期待詩人發出老鳳之聲:郁勃、蓬勃、余音繞梁——這些聲音已經是瀕危了,我們需要確立一種時代的正聲,盡管喧囂且雜音豐富,包含不僅限于艾略特個人才能式的聲音,我們需要一種詩的聲音成為正聲。
此外,高專的詩歌常常述事以寄情:“這顆淚,探望著臉下的險峻世界/顯得十分猶豫”(《一顆淚》)此詩是以一滴淚珠的角度來呈現作者內心世界的變化以及對這個世界的情感性感受。從上可看出,中國詩歌經常是圍繞著某個特定情感而展開的,并且會借助于所見之景而采用工筆細描的方式來傳遞一種情懷,然后再與受眾形成一種閱讀情感共同體。再如,意象空靈且透徹散發著濃郁的中國哲學意味:“竹子出土/慢慢就空了/而我們追求的至境/就是使自己/變空”(《空竹》)高專的詩歌具有一種云南地區特有的植物特性——多樣、原生、空靈,可以說,云南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歷史,給高專詩歌帶來某種特有的“本土植物”式詩意。
篇幅所限,我們以點帶面,精讀幾首詩人詩作,以展現詩人對詩歌的深刻理解與獨特寫作面貌。詩人高專是一位異構性詩人。如吉奧喬·阿甘本所言:“通過寫作,我學到了:幸福不在于寫詩,而在于被某個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或人寫進詩里。”在以云南為符號的地域詩歌以及代際詩歌的背景中,呈現屬于他個體詩歌的一脈景觀。他的詩歌提供了可靠的詩性經驗質感,以富有心靈溫度的語言與敏銳的思想穿透力,令詩與生命獲得結實的生發場域。詩與人性閃光之處磨礪于幽暗,從而賦予普通人一種正直而明慧的信心。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高專的詩貌似尋常,實為奇崛之美,與之對立的艱苦在于揭示荒謬與虛無之后對生活真相的精神指認。“情深而文明”,“情以物遷,辭以情發”。高專的詩情理交融使物自喜,美在情中;在不斷解析現實中,孜孜不倦生長內化成清晰通透豁達的成年詩學。這是高專的詩歌指向:群與人與他者美美共生。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高專的詩生發有節,化古典交融當下于無形。他以淬煉精湛的詩歌技藝抵達寬厚而實在的言象之境。他的詩歌真實而坦誠書寫“悲哀的成熟期”必有的雜蕪與繁復,呈現了獨樹一幟的差異性。
云南詩歌是遮蔽與蓬勃共生的。高專詩歌是這一生態的生動體現。同時,高專詩歌的探索性以及方向性在召喚一種新的文學批評,這種批評既符合了新文化運動方向,又能將大傳統的資源激活。唯有這樣才能把握住高專詩歌的時代意義: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高專的詩以民間面目出現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案例。映射的正是我們所處時代對精神價值本身的評價與重視程度。談高專詩的精神來路要從五四談起,坊間評論高專是一個“青年詩人”,此青年之精神上承五四青年,此青年的詩寫給的是永恒青年,高專為平民,詩有正道滄桑,讀之,可慣看春月秋風。他的詩歌里青春時有不甘不屈的“盜火精神”,中年時有普世熱切的向往,成熟之后又有淡泊與介入的雙重情懷矛盾。這條詩路上游是求索之困頓,中游是一個上承五四以身入世的精神自覺,下游是理想主義者調和之痛苦。故高專身上既有五四青年之激情又有古人養性之法則,既看不到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破敗,又是理性主義者無法理解之堅守,可謂在云南地域里慘淡經營,含一口文脈的真氣而未泯于眾人,不求聞達,這是一條極為具有歷史價值的詩歌之路。若求價格,高專的詩只有價值,濃縮了生命尊嚴、精神救贖、人性關懷三重普世價值。若詩中一定要得出一個“小”來,高專的詩小中見正而非以奇取勝。一言以蔽之,高專的作品為云南詩歌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遮蔽與否已不重要,因其蓬勃需要成為一種時代的可能性,令云南詩歌的多樣性得到更充分的展現,具有推動邊疆文學創新的現實意義。云南詩歌長期處于主流話語的邊緣,共生詩學通過創造性轉化為其提供新的批評范式:揭示其“遮蔽狀態下的真實”,肯定其作為“多樣性生態樣本”的先鋒性。通過“大傳統資源”的激活(如將云南自然意象轉化為哲學符號),賦予邊疆文學參與全球對話的能力。例如《空竹》以竹喻“空境”,既具本土禪意,又呼應東方哲學的普遍性。
共生詩學的必要性在于:它既是應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同質化的防御機制,又是發掘地域詩歌獨特價值,推動中國詩歌生態多元共生的創新路徑。通過理論建構與文本實踐的互動,共生詩學為當代詩歌提供了“小中見正”的發展范式——在差異中尋求共榮,在邊緣處生長力量。
箭陵霄,原名箭慶國。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中國電力作家協會會員。出版詩集《我愛山水間有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