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問確立更為根本的尺度
當下關于治學的討論中,“治學何為”“應該治什么樣的學”等議題反復被提及。在復雜而多變的現實世界,我們做學問應當以什么為尺度?
這并非一個新問題。早在清末民初,現代學術尚未定型之時,王國維便在《國學叢刊序》中,重新界定了“學”得以成立的條件。在這篇序文中,王國維否定了當時流行的學術合法性論辯方式,提出“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這一判斷,并非意在抹平差異,更不是采取一種調和立場,而是拒絕既有學術研究的提問方式。在王國維看來,一旦以新舊、中西或有用無用來界定學術,討論便已偏離了學術自身的問題意識。換言之,當時代、地域或功用等外在標準被提前設定為“學”得以成立的前提時,所謂學術本身,便已在不知不覺中被消解。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國學叢刊序》并不是一篇關于文化立場或學派取向的宣言,而是一種方法論層面的澄清。王國維所在意的,并不是應當選擇哪一種學問,而是應當如何理解“學”本身。他試圖將學術從新舊、中西、有用無用的立場之爭中抽離出來,重新安置在問題意識與認識方式之上。換言之,學問是否有價值,不取決于其外在歸屬,而取決于它是否真正進入問題、是否在認識過程中經得起檢驗。
不過,這種對評價標準的“回收”,并不意味著學問可以脫離現實而存在。毋庸置疑,學問生發于現實社會之中,研究者的處境、關切與經驗,都會在不同程度上進入其問題選擇與論證方式之中。而王國維所反對的,是學問與現實的關系被簡化為立刻可見的功效判斷。學問的現實意義,并不等同于即時轉化的能力,而更多地體現在它對真實問題的解釋深度,以及在更長時間尺度中所產生的影響。
也正因如此,新舊、中西、有用無用,都只能作為理解學問的背景條件,而不能上升為裁定學問價值的根本標準。如何在承認現實嵌入的必然性的同時,不讓功利標準預先限定學術展開的方向,正是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所試圖回答的關鍵問題,也為后文關于“新舊、中西”以及“有用無用”的討論,提供了必要的出發點。
在《國學叢刊序》中,王國維對“新舊”“中西”標準的否定,首先并不是出于立場選擇,而是一種更為根本的認識論判斷。新與舊、中與西,原本只是對知識生產時間、來源與文化背景的描述,可幫助我們理解學問生成的情境,卻不足以構成判斷學問是否成立的最終標準。一旦這些區分被用以判斷學問的價值,討論便已偏離學問本身,而轉向對標簽的取舍。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王國維舉例說:“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茍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于此學固未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證梁虞剫、唐一行之說,以明《竹書紀年》之非偽;由《大唐西域記》以發見釋迦之支墓,斯為得矣。”在他看來,所謂中西之別,只是可供調動的知識資源,而非預設的價值立場。中西、新舊的會通,不是態度,而是問題驅動下的互證。換言之,當研究真正面對真問題本身時,知識的來源與傳統便不再構成界限,而成為相互印證、彼此補充的條件。
因此,“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并非否認歷史差異或文化差異,而是強調,差異本身并不足以說明學問的正當性。新舊之分指向時間位置,中西之別指向文化背景,但時間與空間本身,并不能轉化為學問的正當性依據。若以“新”為進步、以“西”為科學,或反之,則是在尚未進入問題之前,便預設了結論。事實上,用新舊、中西來裁定學問,本身正是不知學問為何物的表現。它意味著討論者并未真正進入學問的內在結構,而是停留在對外部屬性的比較之中。這種以標簽代替問題、以立場代替認識的學術傾向,是王國維所反對的治學路徑。在他看來,學問一旦被如此處理,便不再以求知為目的,而淪為某種觀念對立中的工具。
從這一角度看,《國學叢刊序》并不是在為某一類學問辯護,而是在為“學問如何被判斷”設定底線。新舊、中西只能作為理解學問的背景條件,而不能上升為裁定學問價值的根本尺度。學問之所以為學問,正在于它必須回到問題本身,而不是依附于任何分類框架。唯有在擺脫這些外在標簽之后,學問才可能真正展開。
相較于“新舊”“中西”等外在標簽之爭,“有用無用”之辯對學問的影響更為深刻,也更具迷惑性和危險性。一旦“是否有用”被提前設定為學問成立的條件,研究便圍繞預期效果與可見回報展開,學問的節奏與方向由此被外部因素所牽引。判斷學問“有用”與否,也隨之被簡化為是否能夠迅速兌現為某種可量化的成果,而不再關心它是否真正深化了對社會生活的理解。
在這一背景下,王國維所提出的“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命題,并非否認學問終將產生現實效用,而是對功利標準前置的明確拒絕。在王國維看來,學問的價值無法在研究之初便被預設,它往往需要經歷一段看似“無用”的積累過程,才能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中逐漸顯現其意義。
基于此,我們應該堅持這樣的學術倫理立場:真正的學問,必須允許研究在一段時間內承受“無用”的狀態,允許探索在尚未被理解、尚未被認可的情形中持續推進,并為這種探索保留必要的時間與空間條件。對學問而言,耐心與積累并非附屬品質,而是其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正是在這種看似緩慢的推進中,認識才能逐步展開,問題才能獲得應有的復雜度。
當然,哲學社會科學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存在,研究者始終生活在具體的歷史與現實之中,其問題選擇與理論關切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印記。真正具有持久影響力的學問,往往并非為少數人服務的技術成果,而是在回應人類所共同面臨的問題中逐步形成。學問之所以為學問,正在于它通過對問題本身的深入探究,參與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并在實踐與歷史的檢驗中顯現其價值。
從這一角度看,“有用無用”之爭極易誘導一種短期化的學術取向。當學問被要求迅速顯現價值,研究便傾向于選擇那些回報路徑清晰、評價結果可預期的方向,而對基礎性、探索性問題則日益缺乏耐心。久而久之,學術不再以拓展認識邊界為目標,而轉向對既有結論的反復應用與包裝。
因此,我們需要為學問確立一種更為根本、長遠的尺度。學問是否成立,在于它是否真正進入問題,是否服務于對社會生活的深刻理解,是否能夠回應人類更為廣泛而持久的共同關切。唯有在這樣的尺度之下,學問才能恢復其應有的節奏,也才能在長期積累中產生更為深遠的現實意義。今天,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尤其需要心懷“國之大者”,著眼于那些根本性的問題,在重大問題上立論,在復雜處境中提供解釋,在長期積累中形成經得起實踐與歷史檢驗的原創理論。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