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之眼觀物,以自己之舌言情——評梁平詩集《一蓑煙雨》
所謂“詩史”,核心在于“以韻語紀時事”,其精神是“要求詩歌創作具有歷史敘述的意義”。有學者強調以詩證史,注重詩中年月、地理、人名的考據,至清初“詩史互證”的方法愈發成熟,視詩為史,以詩存史。詩歌創作若過度以歷史為目的,亦有失“詩”之本義。詩歌不是歷史的注釋,而具有獨立的文學性,“詩史”傳統本身也包含“情”“志”傳統。
因此說,對于“詩史”問題,最需爭辯的并非是否“以詩書寫現實”,而是如何處理“紀事”與“抒情”“風人之旨”,“實錄”與“鑿空”“蘊藉之音”的關系。中國古典詩學對“詩史”認識的曲折之處,也正是當代詩學值得回應之處。詩史傳統在當代詩學中,轉化為實錄、及物、個人寫作等多種形式。這些形式已不再是傳統印象里感時憂國的單一范式,其中不乏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范例。2023年,梁平的詩集《一蓑煙雨》出版,其詩輕逸、從容,有“鑿空”之詩趣,而又真純、質實。我們不應只從中看見蘇東坡“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亦當關注詩人所說的“進入現實的能力”,如詩人借用王國維評價納蘭性德的話“以自己之眼觀物,以自己之舌言情”。
詩史傳統是個體、群體在不同時代、歷史、生活經驗中的動態詮釋。詩人西川曾寫到,從20世紀90年代詩壇興起的“杜甫熱”到當下,當代“詩史”寫作在處理詩歌與現實關系時,更傾向于一種“及物性”,詩歌應當關注歷史、公共事件與個人日常經驗,但這種關注不僅是反映論意義上的關注現實,更包括寫作本體與歷史現實的多種互動。
梁平的《一蓑煙雨》即呈現了這種“詩史”寫作。這首先表現為詩人的現實主義寫作方式,“觀察、思考、解讀、把握新時代不同于其他時代的特質、新質和異質”,主張“以我們對民族、對人民的真情實感,真真切切地觸摸這塊土地的呼吸和人民的心跳”。這種觀念承擔了個體對世界的公共關懷,現實世界是阿倫特所言的“值得注意的中間王國”,在這里私人利益、經驗關涉公共生活和社會責任。
在《糧食問題》中,詩人敘述糧食從“果腹”到“吃好”的歷史,并發出“風調雨順”“糧食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更長遠的祈愿。《天鴿襲港》以近乎新聞紀實的筆觸,描述臺風“天鴿”的具體經緯度、風速等信息。“我”和“老蔡”室內互發消息的溫情舉動,與室外“風起云涌”形成巨大反差。災難不只是人們親身經歷的物理沖擊,也增加了通過屏幕感知的視覺痛點。這首詩是通過真實自然災害隱喻當代人際關系:“臺風”是當代社會一種內在“暴力”的外顯,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和“老蔡”互相的信任、陪伴與等待無疑更顯珍貴。
另外,“詩史”書寫也體現在對歷史題材的處理方法上,既包括關于地域、文化、年代、重要事件的知識梳理,也表現為一種厚重的情感和責任。詩人關注的是“在個人經驗的關注和表現中,實現詩歌話語與歷史文脈的融匯,讓詩歌不再飄忽如云”。其中很多作品直接以歷史掌故、人物、地理、風俗為題材,如《與薛濤比鄰》《揚雄》《蓬安兩荷塘》《相如與文君》《蘇小小》《柳如是》等。此外是個人與歷史文化場景的互動,這類標題往往包括一個連接人與歷史的動詞,比如《大雪天謁蕭紅故居》《縉云山聽雨》《在綿山我看見了介子推》等。還有對歷史現場感的呈現,譬如《蒼溪》向我們呈現了1935年紅軍“一夜西渡”的壯烈事件,詩歌結尾“一只淺灰色的鴿子”的闖入,更增添了歷史的肅穆。《貝爾格萊德的痛》聚焦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事件,面對消亡的生命,“貝爾格萊德面無表情/比魚的記憶更短暫。”《舊時光》里,詩人書寫“紙上的民國”“末代皇帝的辮子”“后海的斑竹筆”,看似日常的舊時光,充滿了詩人對歷史的文化反思。
除直接書寫歷史之外,“我”所在的瑣碎的“生活流”中,也擁有歷史的厚重。詩人曾認為,“我”是出入世界的“切口”,是佩索阿所說的“我是我想成為的那個人和別人把我塑造成的那個人之間的縫隙”。這個“縫隙”正是詩人構建“個人歷史”的場所,“我”通過廣闊的“魚眼鏡頭”,“深深地闖入到事實中”。《五里坡》中,“我”在日常散步中,“認識”了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挖地三尺,我和那個俄國人/還在煤油燈下,一火如豆”。《書房里》的“我”則“認真翻檢我的文字”,用“仙人掌”讓“文字里的花花草草逃之夭夭”。《等一只靴子落地》中,詩人通過日常活動進入歷史,從敘述“靴子落地”“不關心尺碼”“不在乎聲響”,到“昨夜夢見陶淵明,/布衣呼應山水”。梁平的寫作不僅在于敘事的實錄,更以個人的經驗“指向敘事的不可能性”。它超出日常敘事邏輯,包納個體可以隨時進入的宏闊的歷史時空、可以任意偶遇的歷史人物、真正的人情冷暖、奇崛不合常規的想象,“揭示生存,眷戀生命,流連光景,閃耀性情”。正如詩人陳超所言,“幻想和具體生存的真實性作扭結一體的游走”,亦如詩人梁平自己所言,“《一蓑煙雨》披掛的煙雨都在‘小樓’之外”。
(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