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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茜菡:顯現秩序與促成改變——作為路徑的金特小說《暴風雪》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2026年第2期 | 丁茜菡  2026年04月16日09:34

《冷水坑》作為金特的首部小說集,收錄了四篇作品,《暴風雪》位列第三,出版方給予該篇的簡介篇幅也最短,似乎無意將這篇作品推向讀者視野的中心,但這并未消解《暴風雪》的存在感。鑒于東北是金特的故鄉,以暴風雪這一極具地緣印記的意象為題,難免讓人揣測這篇作品承載了作者幽微的生命經驗與核心思考,甚至被賦予了某種特殊使命。但耐人尋味的是,金特在《冷水坑》新書分享會上透露,他關注東北并非出于故鄉情結,而是因為東北的地理位置在他看來象征著“世界的中心”(1)。可想而知,金特無意于單純描摹地方的特殊性,而是試圖透過東北的表象,展開一種超越地域局限的全局觀照。惠特曼的“我遼闊博大,我包羅萬象”的詩句被置于篇首作為題記,恰是這一寫作抱負的注腳。讀者翻開文本即可印證,盡管暴風雪的意象貫穿始終,但這并非一部關于故土與童年的懷舊之作,其真正意圖在于揭示現代社會共通的秩序結構,并審視身處其中的個體如何蛻變。本文旨在細讀金特這篇小說,剖析其如何顯現秩序并促成改變。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厘清“暴風雪”這一標題與文本內容的內在契合度。首先,暴風雪作為北方冬季典型的自然現象,在小說中得到了具象化的細致描摹。其次,這種即便在現代城市生活中仍構成侵擾的極端天氣,其造成的低能見度與嚴寒體感,恰是小說所反思的現代秩序及其壓抑氛圍的隱喻。再者,暴風雪短時間內爆發出的巨大威力,對應了主人公內心激烈的掙扎,以及對讀者思維產生的強烈沖擊。最后,這一意象更預示了小說介入現實、引發改觀的勢能與決心,如同暴風雪般不可阻擋。

一

現代社會秩序的顯現及非理性的擾動

出版方對小說的內容簡介僅以“一位女士在暴風雪中尋找自己的丈夫”(2)起筆,刻意略去了對開篇的鋪陳。但細讀文本有必要在此稍作停留,因為這篇故事的真正起點正是暴風雪本身。這種由強冷空氣引發的低能見度風雪,在俄國文學與電影中較為常見的意象,卻是一些讀者接觸“暴風雪”的開始。早在普希金同名小說中,一場突至的暴風雪便讓新郎錯失時機,致使替身誤入教堂完婚,改寫了三人的命運軌跡。金特的《暴風雪》雖同樣安排了風雪中出行受阻的情節,卻將舞臺從普希金筆下戰火紛飛的鄉村,移至和平年代的現代都市;敘事更始于風雪預警而非突發災難,借此凸顯現代社會嚴密的秩序邏輯。

普希金筆下的暴風雪總是猝不及防,而現代科技賦予了社會提前預警與主動應對的能力。金特在《暴風雪》開篇便借由一套預警流程,展演了城市秩序的有序運轉:首日中午,氣象局發布了一份涵蓋成因、時段與范圍俱全的緊急通告;傍晚,相關領導現身電視屏幕,按部就班地向市民發出盡責提醒;隨后的天氣演變印證了預測的精準;第三日天黑時,物業保安老鄭向小區住戶江女士傳達了通知。這一自上而下、各司其職的應對鏈條,如同過往與未來無數次重演的劇本,在這座城市里機械而高效地啟動。

及時預報、廣泛提醒、精準通知到戶,這套基于科學理性的流程在確保高效的同時,也將人異化為執行工具。對個體而言,這意味著部分自我的壓抑與習以為常的順從;對社會整體而言,自主感知、思考及改善周遭的積極性在流程化規訓中被消解,最終營造出一種缺乏溫情的冷峻氛圍。小說中一個看似失序的細節恰恰反證了這一點:作為流程節點的保安老鄭,在向住戶江女士履行通知服務時,竟生出一絲“是否被記住”的好奇私心。然而,這份僅具個體意義的情感波動,在宏大的社會機器面前顯得微不足道,老鄭隨時可被替代,其他職業者亦難逃此宿命。歸根結底,流程的核心邏輯在于極力遏制具體之人身上那些可能引發不確定性的情感因素,迫使城市擺脫對感性依賴的危險,轉而追求一種絕對理性、去人格化的運轉模式。

保安老鄭并非敘事核心,讀者主要透過住戶江女士的視角認識世界。她居住在高檔小區,與前述城市環境沒有違和感。小說伊始,作者便勾勒出江女士理智而淡漠的精神特征,行事謹慎、思維縝密,性情冷峻而缺少生活熱情。這種疏離感更被小說不斷強化,全書從未提及她的全名,僅以生分的“江女士”指代;其家庭結構極度簡化,丈夫在故事啟動后迅速消失;親友網絡近乎空白,文本中未見她與親屬或友人的互動;即便丈夫失蹤,江女士也未向親友求助,而是執意獨自探尋真相。她仿佛游離于所有社會關系之外,并未涉及一般中青年的職場生活,無所事事的狀態與丈夫的繁忙形成鮮明反差,更顯其生活的空虛。

置身于理性有序的城市,加之自身思維縝密、情感淡漠,江女士本應日復一日地沉溺于安穩妥帖的常態。如果故事僅止于此,難免流于平淡。使敘事發生偏轉的,正是江女士與這場暴風雪的親身接觸。雖然暴風雪來臨前的層層預告凸顯了城市的秩序,但暴風雪仍切實侵擾了城市。面對自然威力,不能以發達科技對抗或改造,城市管理者引導人們理性躲入室內,靜待風雪過去。這本是短暫且可預測的秩序暫停,人們只需被動等待即可,但江女士竟在出行受阻的極端天氣下毅然離家。這一反常舉動引領讀者穿越秩序的表象,看見城市另一重未被展現的真實面貌。

江女士并非不知風雪之險,前夜“突然聽見外頭傳來一陣巨大的響動,聽出是一塊大鐵皮給掀進了風里,呼啦啦地震顫幾下,接著拍向了地面”(3),已讓她領教了自然的暴烈。在科技預警體系與生活常識的雙重警示下,尤其當包括保安建議在內的多層提醒已充分傳達到位時,一位思維理性、行事謹慎的女性為何偏偏選擇此時出門?這構成了小說邏輯自洽的巨大挑戰。在跟隨江女士踏入風雪之前,文本必須首先為這一非理性的出走提供令人信服的動機。

驅使江女士在極端天氣下出行的,有對利害的理性考慮,也有非理性的情感擾動。在敘事鋪墊中丈夫無故徹夜未歸,隨之而來的警方電話又傳遞出模糊的被捕訊息。丈夫失聯的突兀、官方信息的含混,加之妻子出于道義的本能牽掛與對自身利益的理性權衡,多重因素疊加,迫使她暫時擱置了對安全風險的顧慮,懷揣僥幸奔赴派出所以求真相。這一抉擇暗示了江女士的復雜性格,盡管她慣常以邏輯思維審視事件、關系與自我,但在特定時間點上,理智仍無法完全壓制內在沖動。這種非理性情緒的迸發,構成了對現代秩序所要求的理性的反叛。

在江女士踏出小區之前,非理性的暗流已然涌動,其源頭正是她對暴風雪威力的身體感知。從樓宇到門口的短短路程,狂風與積雪迫使她暫時擱置理性思維,回歸原始本能:“雪墻圍繞著她天翻地覆似的高速扭轉。雪片噼里啪啦地刮著臉,埋沒腳踝的積雪像一片白色實體……她瞇著眼睛,避免雪片刮傷瞳孔,嘴巴也不自覺地張著,而且很快就感到口干舌燥了。”(4)這種極端的感官沖擊,不僅展現了江女士罕見的失控時刻,更意外地觸動了小區門衛的心理防線。作為小區公約規范的維護者,門衛此時本應恪盡職守地阻攔外出,但江女士那超越理性的憤怒與執拗,竟讓這位陌生人超越了職業角色的機械設定。他不再是一臺執行安保程序的機器,而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具有獨立感受與判斷力的個體。

隨著體驗的深入,大自然暫時剝離了附著于人身上的社會因素,展現出純粹的自然威力。江女士驚覺,在極寒地帶長大的自己,竟從未對身體在此極端環境中生成的熱量有過刻骨銘心的認知,此刻,“全部社會因素在她身上臨時消失了,大自然釋放出最純樸的威力,要將人的原子屬性進一步撕碎,使她變成和雪片一樣的物質”(5)。但小說并未因此將江女士徹底推向感性一端,通過出門前與警察的電話溝通,以及獨行時的心理活動,文本反復確認了理性與淡漠在她精神中的根深蒂固。

事實上,在讀者目睹其非理性行為之前,小說已刻意安排了一場電話交鋒。警察例行公事地告知其丈夫被捕的消息,缺少實質信息的言語,流露出純屬浪費時間的敷衍與被迫執行工作流程的無奈。江女士敏銳感覺到對方欠佳的工作態度和心理狀態,迅速調動理性策略。這一細節證明,即便在情緒即將爆發的臨界點,她依然習慣用冷靜的邏輯去掌控局面。她理性地指出對方專業度的缺失,并要求其換位思考。這一策略不僅打破了警察固有的節奏,更為江女士贏得尊重,促使對方在例行公事的程式之外流露出一絲溫情,轉而以“人”的身份與其進行更具實效的對話。然而,一旦江女士跨出小區,小說便再次確證了她理性思維與淡漠情感的堅固壁壘。文本通過細節回溯呈現過往的她因極度謹慎、害怕出交通事故,曾斷然拒絕丈夫購置代步工具的提議,這也直接導致了此次暴風雪中她只能步行的困境。更耐人尋味的是,在親歷風雪酷烈之時,她非但未生感激,反而判定丈夫昔日的關懷沒有意義,甚至將其作為反面教材,以此提醒自己保持清醒與獨立。

縱觀《暴風雪》的開篇,一套暴風雪前的城市應對流程,將現代社會的科學理性呈現于讀者面前。人是這套流程中被壓抑的工具,又是其庇護下的受益者,因而默許了這種異化。非理性偶爾出現其中,特別是當多重因素驅使江女士踏入陌生的風雪世界后,身體的極致體驗曾短暫破壞她身上的社會因素,令其情緒洶涌升騰。但小說提醒讀者,這不過是波瀾般的瞬間擾動,江女士依舊是那個深度適配于現代社會理性邏輯與淡漠情感的個體。

二

一路上遭遇他人,實則朝向了自己

小說字里行間潛藏的勢能,驅動著讀者的閱讀進程。如果以傳統標準劃分情節,《暴風雪》的密度之大,即便用完26個字母編號也不能窮盡,而這一切紛繁變幻都緊緊圍繞江女士展開。這場暴風雪中的出行,不足一日,卻使她密集獲得見聞感受。從離家到歸返,江女士的視線所及涉及20余個人物:從勸阻她出行的門衛、雪中載她一程卻喋喋不休的男司機,到警局里的值班警察;從同行的唐老頭兒、拒售酒水的老太太,到奉命尋狗的二亮子、飯店內的食客與服務員;更有路邊毆打出軌戀人的女人、車禍現場重傷致死者與救護員,乃至大學校園中的學生們與江女士往昔愛戀的歐陽河老師,等等。如此龐雜的人物群像,并非為了堆砌跌宕起伏的情節,而是金特有意為之。

如此安排,可能受金特自己的另一篇小說《冷水坑》改編為“四幕劇”的影響,有讓《暴風雪》形成多幕結構的考量。乍聽起來,江女士的際遇可如普希金的《暴風雪》那樣改編為畫面生動的影音作品。但一幕幕詳析便可發現,小說設計具體人事時,雖然讓江女士所遇豐富,實際上仍讓故事聚焦于她的思慮。換句話說,這是一趟朝向自己的旅程,這與許多小說在寫法上區別開來,但這種聚焦又是金特較為一貫的做法。他拒絕沉浸于敘述的慣性,試圖以此修正當代漢語的表達困境。正如他所言:“排斥觀念,沉浸于敘述”是“干擾當代漢語”的“不良觀念”(6)。

其中,搭乘陌生人私家車一幕,集中外化了江女士在理性與非理性、淡漠與溫情間的拉扯。交通工具本是她風雪中的避難所,助她順利抵達目的地;施救的男司機兼具道德感與理性,他主動開門救人令江女士心生慶幸,但隨即又因她抓門力度過大可能損傷車漆而喋喋不休地指責。這種苛責瞬間激怒了江女士,非理性的沖動使她決意下車。但司機出于對“過失致人死亡”法律責任的理性擔憂,堅持不讓她獨自滯留在風雪中。在這場對峙中,江女士逐漸洞察了對方行為背后的準則,隨著理性回歸,她不僅打消了下車的念頭,更冷靜地構思起向對方隱瞞出行真相的謊言。到達目的地下車時,司機不肯接受車費,最終江女士以主動的擁抱表達了發自內心的謝意。這其實超出了江女士日常與人的界線,并非理性所指引。

在派出所大廳這一場景中,他人在工作中的理性考慮與現代職業面孔下仍具有的情感,被江女士看在眼里。值班民警的言行勾勒出權責的邊界——陳大媽的婆媳糾紛被視為家務事而被拒之門外,唯有升級為肢體沖突后才納入管轄范圍;唐老頭兒的酣睡若演變為意外,則可能轉化為當班警察的失職。這種職業理性壓抑了私人情感,卻未能將其徹底抹除。男警察在“胡說八道”即將脫口而出時強行剎住,轉而抱怨頭疼,又在荒誕的現實面前忍不住“撲哧”一笑。可一旦觸及職責紅線,女警員臉上的笑意便瞬間消失。這些細節揭示出,即便是高度程式化的職業角色,其背后仍涌動著疲憊、互助與瞬間的情感,只是被嚴苛的權責意識牢牢鎖定。

除了審視他人,江女士更在他人的目光中被迫反觀自我,承受外部道德視角的審查。在與男司機交談時,她警覺地以社會標準檢視自身,唯恐因暴露對丈夫的冷漠而被驅逐,遂刻意調整言行以符合道德期待。這種他者凝視在派出所達到頂峰,面對女警員關于“有心思跟老酒蒙子嬉皮笑臉”的道德質問,江女士雖理性辯解著,卻在對方毫不掩飾的厭惡中感到了刺痛。她開始自省,意識到自己那種“一點兒不著急”的冷靜背后,或許正缺失著“最基本的道德操守”(7)。此刻,外部的道德審判成功內化為她的自我譴責。

在此趟出行中,金特還讓江女士遇到了頗為特別而又與她自己有相似之處的唐老頭兒。這個令女警員不屑的“酒蒙子”,與現代社會有著諸多明顯的格格不入——單是他在派出所大廳里流露出的習慣性酗酒與相信世界上有鬼存在,便分別違背現代社會的健康意識和科學意識;他的脾氣也顯得有些古怪,于是,要將他與現代社會中擁有得體的舉止和謹慎防備心理的人們區別開來并不困難。盡管這也和思維理性、情感淡漠的江女士看上去截然相反,但他們其實有一些相似之處——不僅在于職業身份的缺失,還在于同樣孤獨的生活。盡管唐老頭兒認為酒帶給自己的只有快樂,可江女士在觀察之下輕而易舉、不留情面地揭穿了唐老頭兒現實中孤苦無依、經濟窘迫的狀態。唐老頭兒感激江女士不像別人那樣可憐或嫌棄他,其實,江女士與唐老頭兒同樣無依無靠。看上去江女士的日常生活平淡無憂,但小說至此,論及到的她唯一的親友關系只有很快消失了的丈夫,并且,“丈夫的存在和消失不會使她身上原本的事物多出什么,或少了什么”(8)。

或許是隱隱中的相似感,使得江女士想護送這位走路不穩的老人家回家,這實際上方便了繼續寫江女士與唐老頭兒的互動,繼而使江女士從唐老頭兒身上獲得影響。因為暴風雪中實在難行,他們彼此攙扶、互相連累,無奈地證明了人類理性思維在自然威力前的力不從心。暴風雪中,唐老頭兒像一位爺爺,成為江女士風雪中和心靈上的依靠:當觀察到小商店老太太表面刻薄卻關心唐老頭兒的健康后,江女士興奮地憧憬愛情故事的發生;當街邊有人施暴時,唐老頭兒在自己看過去的同時,把江女士擋在了身后,成為了她的保護者。

事實上,唐老頭兒也為江女士提供了此時的精神支持。江女士近距離地感受唐老頭兒身上源于愛的力量,這在《暴風雪》描繪的現代社會里很少有人具備。他愛得廣泛真誠、熱烈純粹,在面對小商店老太太連番的刻薄言行后爆發出肺腑之言:“杏花同志,恨,恨,你心里只有恨,恨每個人。我呢,從來沒恨過你,就算再艱難再卑微,也不會因為被鄙視而恨任何一個人,包括你……我的心里除了愛,就只有愛,我愛全世界,我愛全人類的每個人……”(9)這種被現代理性邊緣化的非理性之愛,在此刻顯得至關重要。當積雪將建筑掩埋如座座白色墳墓時,江女士驚覺“一旦失去唐老頭兒,自己將瞬間喪失所有的力量”(10)。她不僅認可這種愛,更依賴由此生成的真實聯結。

縱觀這場暴風雪中的出行,作者雖讓江女士接觸了許多新鮮人事,但仍然使她聚焦于自己的思慮。江女士一方面敏感于別人的行為及背后與現代社會相關的行為邏輯,對此進行剖析;另一方面又以別人的視角審視自己對丈夫的無情,對于自身評價不高。然而,不受理性壓制地廣泛愛人的唐老頭兒,在與她雪地里的同行中,充分表現出這個現代社會中少有的源于愛的力量,打動著江女士,給她提供了精神支持,并將為她帶來深刻的內在改變。

三

穿越內心的暴風雪,

并準備好將改變延續下去

江女士沿途遇見他人,其實都在朝向自己,這里便觸及暴風雪的第二重隱喻:激烈的內心活動。金特借唐老頭兒的鼓勵與途中目睹事故的刺激,在江女士心中掀起了這場暴風雪。普希金筆下的《暴風雪》雖也描繪了人物內心的動蕩,但命運巧合之下,在小說結尾處獲得了平息(11)。金特同名小說不同于普希金《暴風雪》的地方,還在于他不僅要在人物內心掀起暴風雪,還要支持人物穿越內心的暴風雪,去完成更多的改變使命。

金特《暴風雪》中,江女士內心的風暴是漸進式爆發的。唐老頭兒讓她真切感受到相伴的滋味,減少了“人與世界的分離,人與人的分離”(12)的孤獨感。她的理性和淡漠,正被唐老頭兒身上展現出的非理性的真摯與溫暖逐漸融化。和唐老頭兒離開派出所時,她孩童般地坦白對雪的喜歡,并“童言無忌”起來;跋涉脫險后,她爆發出幸災樂禍般的大笑。這些瞬間標志著她正剝離成年人理性冷漠的外殼,回歸兒童般的澄澈本真。進而,唐老頭兒鼓勵她在推演邏輯之外找回自己的“精神”——“不講因為和所以,就看‘有還是沒有’,有,你就能穿越暴風雪……”(13)這一轉變的契機是目睹一位女子因愛生恨當街施暴,以及隨后那場血淋淋的車禍。在巨大的悲痛中,她誠實地審視自己,丈夫失蹤后,自己竟“既不悲痛也不焦慮”(14),甚至生出不再尋找的念頭。這一刻,她驚覺自己長期缺失的正是理性之外的情感。

此時,江女士內心已激起暴風雪,然而不被理性與冷漠阻隔,直面現實是痛苦的。即便看似灑脫的唐老頭兒,也需借酒精麻痹,才能逃離現實的殘酷而直抒胸臆,否則很可能壓制情感而泯然眾人。江女士同樣因酒“明心見性”(15)。沖動地奔赴戀人身旁表白,這是她掙脫束縛、走向感性的關鍵一步。但這位昔日戀人卻是現代理性社會的典型分子。他曾傷害并同化了江女士,此刻再次冷酷地理性審判她:“你要的那種愛是一種幻覺……你這種人就是純粹的罪……”(16)這番指責揭示了江女士難以建立關系的根源,那是受創后的自我防御。在她構建理性外殼之前,正是被這樣狠狠傷害過。

此刻,江女士正在穿越內心的暴風雪,她釋放了情感,拒絕理性借助傷痛的繼續捆綁,這也使她不會像昔日戀人那樣去傷害與改造尚且依賴直覺感受行事的人。與昔日戀人形成對照的是尚顯幼稚卻熱情真誠的學生和孩童。但金特并未在此寄托許多希望,即便是對從理性審判中恢復過來的江女士,小說也要進一步給予啟迪,為她促成他人改變時將會面對的系統性冷漠做好準備。當借著酒精的力量自認為能“像英雄一樣去愛別人”(17)時,她并未真正具備承受外界寒意的能力,險些凍斃街頭幸而獲救。而律師姜女士趨利避害的勸說下,張先生仍然寧愿犧牲生命也不要理性地委屈求全,這是小說給予江女士的勇氣教育。清醒歸家時,江女士的手中除了唐老頭兒的空酒瓶,還多了一把張先生贈予的匕首,這是刺向敵人的武器,更是真實勇氣的象征。

江女士有了逢山開路的勇氣,并在歸家途中試圖傳遞勇氣,促成他人改變。但小說并未盲目樂觀,結尾處秩序的頑固性再次顯現出來。當江女士微笑著與保安老鄭打招呼,表明自己仍然記得對方姓氏,得到的卻是彬彬有禮的標準化回應。正如城市在雪停后將恢復視覺上的原貌,對系統性冷漠的改變十分艱難,且具有不確定性。但許多改變正待開始。

通常人物回到物理起點意味著旅程終結,但《暴風雪》卻通過設置讓讀者的思維被困于“路上”,無法輕易結束“旅程”。讀者不知不覺承受了閱讀的后果——一場思維的暴風雪將進一步向小說之外的真實世界延續,激起改變。

結 語

金特透過東北的地緣特征,展開了一場超越地域局限的全局觀照,借《暴風雪》完成了“顯現秩序”與“促成改變”的雙重勞作。小說開篇即以暴風雪侵擾城市,在極端天氣中顯現出現代社會的嚴密秩序及其下涌動的非理性暗流;隨后,核心人物江女士在風雪天的出行中一路遭遇他人,實則朝向了自己的內心,并在與他者羈絆中獲取了寶貴的精神支撐;最終,江女士在他人陪伴下穿越內心的暴風雪,恢復感性,重獲愛的能力,并以更真實的勇氣與對挑戰的認識,做好了延續改變的準備。故事推進過程中有著不可阻擋的氣勢,這源于金特寫作蘊含的行動力。他摒棄了繁復的技巧,選擇以相對簡單的方式行進,這是為了在容納這股勢能的過程中減少可能的損耗。

與此同時,小說始終同步開放給讀者,為主要由江女士視角認識世界的讀者,提供著改變的勇氣與信心,并因不盲目樂觀而顯得更為堅實。不妨借用張新穎對沈從文《邊城》及其題記的闡釋來理解:《邊城》并非“封閉空間里的故事”,沈從文希望它能夠給“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于民族復興大業的人”“一種勇氣同信心”,在開篇便為“外面的人”指出一條通往此處的真實路徑,這也成為找尋“民族的‘本根’與‘神氣’”(18)的通路。而《暴風雪》顯現的秩序與促成的改變,也讓讀者汲取到“勇氣同信心”,且就像積雪在融化之后默默地潤澤土地,這篇小說還會影響讀者,并在時間中繼續促使變化發生。

此即金特小說《暴風雪》作為路徑的意義。

注釋:

(1)2023年12月17日,在北京市朝陽區舉辦的一場主題為“暴風雪中沒有秘密”的《冷水坑》新書分享會上,金特透露,在一張世界地圖上對東北世界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偶然發現,導致其寫作轉向東北。該新書分享會內容可見微信視頻號“單讀”,2023年12月17日。

(2)金特:《暴風雪中沒有秘密:金特〈冷水坑〉新書沙龍》,微信公眾號“鑄刻文化”,2023年12月13日。

(3)(4)(5)(9)(10)(13)(14)(15)(16)(17)金特:《暴風雪》,《冷水坑》,第143、146、149、167、174、178、181、170、187、192頁,北京,中譯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此版本,只注明頁碼。

(6)轉引自潘赫:《金特的9個時刻》,微信公眾號“T中文版”,2024年1月30日。

(7)(8)金特:《暴風雪》,《冷水坑》,第159、160、161、168頁。

(11)普希金的《暴風雪》中,準新郎因迷路而錯失婚姻,最后選擇奔赴俄法之戰的戰場去擁抱死亡;準新娘在瞞著父母即將私奔成婚之時已心亂如麻,后因誤與他人成婚而心痛成疾,重新愛人卻得不到回應;偶然路過教堂的新郎頂替者,后悔但無處彌補自己對他人的傷害,報應般地受制于已婚身份,最后是身份上的巧合使得他內心的暴風雪得以平息下來。

(12)金特:《冬民·序章》,《冷水坑》,第56-57頁。

(18)見張新穎:《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從“關系”中理解“我”、文學、思想和文化實踐》,《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第30-3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