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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徐勇:好的創作談打開新視野
來源:光明日報 | 徐勇  2026年04月01日09:22

熟悉文學現場的人或許已經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很多選刊或期刊,包括微信公眾號,在重點推薦作家作品的時候,總要附上作家的創作談和批評家的評論文章。“作品—評論—創作談”相結合的模式,給人的感覺是作者不站出來就自己的作品說上幾句,讀者就不愿閱讀或讀來不甚了了。這究竟是新媒體時代新的文學生產方式的顯現,還是歷史傳統在新語境下的回響呢?

從歷史的角度看,創作談處在既受重視又不被特別看重的狀態。受重視是因為作家自覺不自覺地站出來為自己的作品“辯護”。作品正式發表,輿論場上出現不同的評論意見,甚至是爭鳴、爭論,有的看法可能偏離了作家的本意,作家認為有必要公開闡明自己的態度。作家的創作如果不能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創作談往往就成為作家自我申述的渠道。“作者是怎么想的”往往有利于讓紛爭降溫,回到平和、正常的軌道。這時,創作談就不只是創作的自我闡釋或個人總結,而且還具有表達某種學術立場的價值。不被特別看重則是因為當代文學史上普遍存在創作與創作談相互脫節的現象。

創作談體現了作者對文學的認知水平和創作意圖,但并不都能體現在創作之中。善于寫創作談的當代作家有不少,有些作家的創作談或相關文論甚至讓人驚嘆,比如余華、王安憶、畢飛宇等。年輕的作家里,徐則臣是一個代表。有的作家對西方作品有系統、深入的研讀,并寫有相關理論文章,比如邱華棟。這當然是文學自覺的表征。“五四”以來的現代作家,如魯迅、茅盾、老舍等人,都是世界文學的研究大家或文學史家。他們的研究與創作密切相關,世界文學是他們創作的資源,他們對世界文學的觀察、研究也構成其創作的自覺表現。但遺憾的是,當代作家文學素養總體上顯得先天不足,后天的文學認知也常常局限于鑒賞評析,并不能有效影響、作用或體現在他們的創作之中。

如果放到更為廣闊的背景來看,創作談之所以不被重視也有西方文論演變的歷史脈絡。在英美新批評和俄國形式主義的視野中,作家的意圖存在多有謬誤的可能性,這會誤導讀者的閱讀。閱讀需要基于作品,或者說圍繞作品展開。而隨著接受理論和讀者反應理論的盛行,以及后結構主義的興起,摒棄作者似乎成為閱讀和批評的重要指向與前提條件,提倡一切從作品出發,到作品為止。這樣一種從文本細讀出發的文學閱讀活動,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向內轉”及其文學自足性的提倡中不斷被強化。

但這并不意味著創作談無足輕重。文學是交流的藝術,可以說,創作談是理解文學作品的重要參照,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鑰匙。

從敘事的效果來看,要想真正理解作品,就要認真梳理作家在作品中塑造的“第二作者”形象。這個形象當然要以作品為中心,但如果離開了創作談,對這個形象的認知往往是片面的,也是不充分的。“第二作者”形象是“第一作者”創造的,而作家的創作談是理解“第一作者”形象的重要資源。

其實,創作談或作家文論在近些年廣受關注,還與一個現象密不可分,那就是作家紛紛走進課堂,紛紛陪伴著作品走到公眾面前。這是文學生活發生重要變革的一個體現。走進課堂是因為很多作家的身份發生轉變。他們從原來的專業作家變成兼職作家,越來越傾向或樂意以大學教師的身份進入文學現場。創作談或作家文論也越來越成為大學里知識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后果可能是創作談越寫越好,創作卻不盡如人意。作家走向公眾與文學的處境有關。文學越來越需要引起公眾的注意,這就需要作家主動參與到閱讀的引導中來。如今盛行的新書分享會或發布會,往往是作家“夫子自道”的重要場合,他們對創作進行回顧、總結和自我闡釋,甚至在不斷激發中重塑自己的創作。

文學史上的很多思潮,都與創作談或作家文論密切相關。這些思潮的倡導者們,創作作品時也同步發表創作談之類的文章。對于他們來說,創作談并不是輔助性的存在,也并不僅僅具有解釋的功能。創作談和創作之間是一種彼此生發、互為前提的關系。只有這樣,創作談才有可能成為文學史的有機構成,而不是冗余物。今天很多作家的創作談,往往還停留在創作的附屬性層面,這是需要充分警醒的。

有必要對三類創作談或作家文論略作區分:一類是作為文學觀的創作談,一類是作為作品闡發或鑒賞的創作談,一類是作為文學課的創作談或作家文論。有些作家在大學課堂上,往往從文學鑒賞的角度重新解讀自己的創作、梳理寫作經驗,給學生以切實的指導。這樣的文學課與其創作之間是彼此分離的,并不相互影響。而作為作品闡發或鑒賞的創作談,則只就自己的作品進行講評和總結,雖然有助于讀者的閱讀,終究不能構成文學活動的有機部分。

有必要提倡一種作為可能性的創作談。它是作為文學觀的創作談的延展形態。創作談立足于創作,落腳于創作,形成閉環。一些創作談經常關注或聚焦現實性或歷史性層面,而忽略了可能性,并不指向將來的可能性創作。可能性的基礎當然是作家的文學創作,甚至包括其他作家的創作,但如果僅僅局限于已有的創作,這樣的創作談只是“貼地飛行”,它所顯示出來的只是現實性命題或歷史性命題,而缺乏預見性和開拓性。

以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和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為例。亨利·詹姆斯向來有“作家中的作家”之稱,原因在于他總是富有創新性和引領性,這使得他的創作往往成為一個實驗場。他要在多重可能性之中尋找到最恰切的方式。他的創作談與此實驗有關,或者說常常是這種實驗的忠實記錄。米蘭·昆德拉的很多理論文章屬于廣義的創作談,比如說《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等。對于這些作家而言,作家文論、創作談和創作是合為一體的。他們的文論和創作談服務于創作,創作則更進一步張揚了他們所信奉的文學觀,并且不斷完善他們對文學的既有認知。他們富有創新意識,文體創新是他們寫作的重要驅動力。這樣的創作談不是闡釋和解釋文本,而是總結和闡發新的文學觀的重要載體。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茅盾、朱自清、鄭振鐸等作家同時也是文學史家。他們把自己的創作放在歷史的脈絡之中加以考量,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斷。對于他們而言,創作談、文論寫作、文學史研究和創作是緊密相關的。他們的文論或創作談,因而具有文學史的興味。或者可以說,他們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創作屬于“歷史中間物”,必然要面臨短暫與永恒、已然與未然、傳統與現代等多重二元性命題的檢驗。

這兩種創作談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創作談放在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維度,以作為文學活動的有機閉環來看待。這樣的創作談或作家文論明顯有別于作為文學課或鑒賞的創作談。真正的創作談或作家文論作為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僅僅是闡釋和總結,甚至也不應該是模式化的寫作指導,而應該成為推動文學創新或革新的重要方式,致力于打開新的文學視野,展現出文學的韌性和開闊天地。期待這樣的創作談或作家文論不斷涌現。

(作者:徐 勇,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