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61----—1962年嚴家炎記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座談考釋
來源:《當代文壇》 | 陳艷  2026年03月27日09:09

唐弢、嚴家炎接續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本,作為20世紀60年代前期周揚主持全國高校文科教材編選工作的重要成果,于1979、1980年正式出版后,成為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使用最多、影響最為廣泛的現代文學史教材。這部文學史的編寫正式起始于1961年4月周揚主持召開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部自上而下的統編現代文學史教材,也因為新文學史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密不可分,帶著為勝利者樹碑立傳的國家意識形態色彩。周揚等文藝界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961年國家經濟、思想領域進入調整時期,相對寬松的社會文化氛圍,新老專家協作和唐弢作為核心的主編負責制,以及1978—1980年以原班人馬為主的新編寫組對上冊的修訂和下冊的重編,都使得這部文學史展現了新時期之初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最高水平,培養了一批學科重建的領軍人才,而且極大地影響了其時及其后的文學史寫作范式。

《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本從開始到編成跨越十九年、兩個歷史時期,其編撰歷程與歷史語境高度呼應,具有豐富的政治文化內涵。對其編寫過程中第一手材料的發掘,就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有助于考察文本與歷史的復雜互動。

一

中國現代文學館“嚴家炎文庫”藏有一份1961—1962年嚴家炎記錄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多次座談內容手稿,是編寫組邀請新文學的親歷者來談他們所參與的重要歷史事件及對新文學史的看法,以搜集、保存第一手關鍵性的材料。無論是親歷者座談的特殊形式,還是座談者身份的代表性和權威性,都顯示出這份手稿的重要價值。它們記錄在同一個硬殼精裝“前進日記”本上,共有8篇,按記錄順序和座談時間分別為:

1.唐弢談魯迅研究(1961年5月31日)

2.孔羅蓀談抗戰時期文學運動(1961年6月21日)

3.王燎熒談解放區文藝運動情況(1961年6月23日)

4.黎澍談“五四”歷史情況(1961年1月,轉錄)

5.馮至談“五四”文學情況(1961年9月12日)

6.1961年10月6日文化部大樓茅盾談

7.1962年5月20日訪問趙樹理談話(轉錄)

8.1962年6月5日夏衍談話(文研所)

記錄有長有短。最長的是《唐弢談魯迅研究》,有11頁,5000余字;最短的是《1962年5月20日訪問趙樹理談話》,不到3頁,1300余字。黎澍、趙樹理的談話,嚴家炎標明了“轉錄”,應該是他當時并不在現場。特殊的座談地點,嚴家炎也細心做了標注,茅盾是在他擔任部長的文化部大樓,夏衍在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科院的前身,以下簡稱學部)文學研究所,也是主編唐弢的工作單位。除了轉錄的談話,其他座談的地點應該是在編寫組集中入駐的中央黨校。

從座談嘉賓和談論話題來看,編寫組顯然是煞費苦心,有的放矢。唐弢不僅是魯迅研究專家,而且與魯迅有過直接交往,曾參與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校對工作,并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及“續編”。孔羅蓀和王燎熒,前者曾長期從事抗戰文藝工作,1938年3月參與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被選為理事,任《抗戰文藝》編委。后者1938年奔赴延安,入陜北公學和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屬于學部文學研究所內以何其芳為代表的延安系統。黎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名家,專攻近代史,時任學部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歷史研究》主編,也是高校文科教材《史學概論》的主編。馮至當時是學部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兼任文科教材辦公室語文組組長,分管《語言學概論》《古代漢語》《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等多部重要教材。由黎澍和馮至分別來談“五四”歷史情況、文學情況,自然是一時之選。夏衍則是作為左聯的發起人和重要成員談左聯歷史。茅盾、趙樹理談的是個人創作道路。茅盾是被《中國現代文學史》列為專章的“三巨頭”(魯郭茅)之一。趙樹理是其時解放區文藝最為重要的作家,在周揚、陳荒煤等左翼文藝理論家的闡釋下,代表著實踐《講話》精神、與農民相結合的“趙樹理方向”。

唐弢并非一開始就擔任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主編。1961年3月初,召開“文科教材編選會議之預備會”,初步確定了文科教材的內容及計劃安排。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宣部會同教育部正式召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會后,組建了以北師大為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組。5月,編寫組成員按要求集中住到中央黨校編寫教材。此時,唐弢還在主編文學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我們從指導思想到編寫體例、章節安排先后討論了幾個月,唐弢先生有時以顧問的身份來參加編寫組會議,卻不是編寫組成員。由于群龍無首,編寫工作進展比較緩慢。”直到1961年9月,唐弢被任命為主編,帶領新加入的文學所團隊入駐中央黨校,編寫工作才進入高效有序狀態。1964年4月完成上冊35萬字的編寫工作,并印出討論稿以廣泛征求意見。因唐弢病重住院,責任編委路坎突然去世,隨之而來的是形勢緊張,文科教材計劃中止,下冊25萬字初稿沒來得及修改,其手稿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遺失。

按現有的材料,唐弢1961年9月之前在文科教材編寫組的身份是“顧問”,有時會去參加編寫組的會議。這是唐弢和周揚妥協的結果,據說他當時更希望編寫自己的文學史。郝懷明回憶:“商量的結果是唐弢負責寫魯迅部分,其他由北師大負責編寫,唐弢只去做三次指導。”但唐弢究竟以“顧問”身份為編寫組做了什么?郝懷明更為明確的回憶——“唐弢負責寫魯迅部分”“只去做三次指導”究竟有沒有出入?這些都有賴于新材料的發現。嚴家炎1961年5月被調入文科教材編選工作辦公室,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后成為唐弢編委會的責任編委,其他四位為王瑤、劉綬松、劉泮溪、路坎:“唐弢先生擔任主編以后,不但把《中國現代文學史》全書的框架迅速確定下來,而且明確了幾位責任編委的分工:他要我負責‘緒論’和‘五四’這段,劉綬松先生負責‘左聯’這段,王瑤先生負責抗戰這段,山東大學的劉泮溪先生負責解放區和解放戰爭這段,文研所的路坎先生也是責任編委,著重負責戲劇方面。”

1963年3月,編寫組集體寫出自提綱討論會后的第一版初稿約45萬字。“當時因執筆的人數較多,水平參差不齊,經主編與一部分編委研究結果,認為其中五分之二需完全重寫或大事修改”,由唐弢、劉綬松、路坎、嚴家炎四人分頭改寫。同年10月底左右,第二版初稿全部寫出并由主編通讀改定。1964年初嚴家炎又和樊駿、路坎在唐弢的帶領下對上冊進行修改或重寫,是討論稿的四位定稿人之一。此時全書近60萬字,與第一版相比,增加了15萬字。據嚴家炎1980年左右的未刊自傳手稿:“一九六一至六四年,參加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工作,除撰寫緒論和分工的有關章節外,作為責任編委,協助主編重寫、改寫和修改了‘五四’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大部分章節以及‘左聯’時期的一部分章節。一九七八年秋天起,受唐弢同志委托,主持《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即一、二分冊)的修改、增寫工作,并主編了下冊。”也就是說早在20世紀60年代,嚴家炎已經成為唐弢最為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助手,“家炎同志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正是在各方面做得較多較好的一個”。這也使他在1978年9月編寫組正式重啟后順理成章地成為接任的主編。因此,作為一位有著強烈史料意識的嚴謹學者,嚴家炎的記錄手稿成為至關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二

嚴家炎記錄的這份編寫組座談材料具有連續性和系統性,其中唐弢作為顧問來給編寫組談魯迅研究,是嚴家炎記錄最為詳細的一次座談。開頭唐弢強調了兩點:“最重要的是從實際出發,從魯迅的作品出發,從魯迅這個人出發”;其次要看到“魯迅的全人”:既有堅定的一面也有虛心的一面。他從魯迅思想發展、小說創作、雜文三個方面談其思想發展的探索過程、小說如何“寫靈魂”以及魯迅雜文的辯證美學,極富概括力和洞察力。但是否如郝懷明所說,唐弢準備寫魯迅章節、這也是顧問的職責之一?恐怕并非如此。通過記錄稿可以看出,唐弢座談的目的更像是在“傳道授業解惑”,指導編寫組怎么來寫魯迅部分。“先看一看回憶魯迅的文章,可以增加一些感性知識,了解他的人,了解他的思想、感情、精神、氣質,再看他的作品,就可加深理解”“寫思想發展不宜太直線,沒有寫出探索過程。我看許多理論文章也有這個毛病。寫文學史也要注意”。可以佐證的是,唐弢正式擔任主編后,剛開始也沒打算親自撰寫魯迅章節。按編寫組成員萬平近的說法:“唐弢同志是學術界公認的魯迅研究的專家,撰寫《史》(即《中國現代文學史》——筆者注)中的魯迅專章,本來是駕輕就熟,但他仍讓青年同志先執筆,他進行指導,盡管最后定稿仍由他親自捉筆,但青年同志在他指導下受益是很大的。”

1961年12月編寫組印制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部分提綱》(草稿)選取了“第七章 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下)”,提綱總共分為四節,其中“第一節 后期思想”“第二節 雜文”“第四節 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署名張恩和執筆,“第三節 《故事新編》”由呂啟祥執筆。1962年6月,編寫組印出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第二章 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上)”由張恩和撰寫“第一節 生平和思想發展”,呂啟祥撰寫后面三節。“第七章 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下)”縮減為三節,“第一節 雜文”“第三節 創作經驗與主張”由張恩和執筆,“第二節 故事新編”執筆人為呂啟祥。直到1964年3、4月印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討論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魯迅兩章才由唐弢重新撰寫,也被譽為“全書水平最高,最有作者風格的兩章”。張恩和后來回憶,開始是由他和呂啟祥合寫魯迅兩章,唐弢具體分管這兩章,“可惜的是由于我們當時年輕,知識基礎不夠厚實,對他的意見不可能理解很深,特別是不能把他提出的要求和指示融化在自己擬寫的提綱和初稿中,因而盡管我們作了最大的努力,魯迅兩個專章的初稿仍不能達到應有的水平,最后唐弢同志親自重寫了這在全書中占重要地位的部分”。

但唐弢當顧問僅僅是來現場指導嗎?從這份座談記錄可以進一步推斷,唐弢的“顧問”名副其實,他與文科教材編寫組并非“若即若離”,而是關系緊密,這也為他日后擔任主編迅速打開局面奠定了基礎。其中黎澍談“五四”歷史問題是在1961年1月,嚴家炎標明是“轉錄”。轉錄的有兩篇,另一篇是1962年5月20日訪問趙樹理。但后者開頭寫明:“先由訪問者提出了若干問題,如《講話》對他的影響,等。”可看出是編寫組帶著問題去訪談趙樹理,嚴家炎并不在場,是事后抄錄訪問者的記錄。但黎澍的記錄明顯有時間上的問題。1961年4月《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成立,5月集中到中央黨校編寫教材。無論如何,1月都不可能邀請黎澍來座談。這需要回到唐弢在文學所的主編工作。1959年唐弢從上海調入北京,在文學所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據樊駿回憶,1960年起唐弢從兩個方面著手前期準備工作:一是通過中宣部從各地借調人才,更切實的是第二條:“二是為了促使相關人員盡快進入角色,陸續邀請茅盾、夏衍、羅蓀、黎澍、思基、陶然、馮其庸等人座談,或者介紹他們親身經歷的文學運動的史實,或者對撰寫怎樣一部文學史提出建議。因為屬于小范圍的內部學術交流,談得比較隨便,往往能給人以多方面的啟迪。”

親歷者的座談給年輕的樊駿以巨大沖擊,好幾次座談的內容令他印象深刻,四十年后仍記憶猶新,其中就有夏衍、孔羅蓀、黎澍的座談。比較樊駿回憶的孔羅蓀、夏衍座談的內容,和嚴家炎1961年6月21日、1962年6月5日兩次記錄有明顯的區別。但黎澍的座談應該是同一次,樊駿說“黎澍則專門指出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是不可多得的文學巨著,希望我們的文學史能夠給予充分的評價”,嚴家炎轉錄的黎澍座談內容也有“李劼人是個大作家,自然主義成分不少,后來有所改變。《大波》最好。此人知識豐富,是統戰成員,代表資產階級。中國近代人物的變化是很大的”。這樣才能解釋黎澍座談的時間為何是1961年1月,事實上它在日記本上也沒有按時間順序放在最前面,而是記在同年6月23日《王燎熒談解放區文藝運動情況》后面。此時兩個編寫組唯一的交集就是唐弢,這篇轉錄很可能與唐弢有關。

無論是嚴家炎轉錄文學所《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的座談內容,還是兩個編寫組在邀請座談嘉賓上的重疊,如茅盾、夏衍、羅蓀等,以及座談時間從唐弢當顧問延續至當主編之后,都表明座談這一形式可能是唐弢從文學所帶到文科教材編寫組的。嚴家炎記錄的最早的座談就是1961年5月31日《唐弢談魯迅研究》,當時編寫組成員剛集中到中央黨校不久,唐弢以顧問身份為他們講魯迅研究,之后又陸續邀請其他相關人員座談——孔羅蓀的座談記錄中有唐弢在場的插話。有了文學所的前期經驗,兩個編寫組的座談人員和內容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至于座談的意義和價值,在唐弢看來“請當時人談那時的歷史背景對我們了解文藝斗爭有很大的好處”,這也符合他后來為文科教材編寫組定下的編寫原則:“注意寫出時代氛圍,文學史寫的是歷史衍變的脈絡,只有掌握時代的橫的面貌,才能寫出歷史的縱的發展。”而對樊駿這樣的青年學者來說:“他們的意見不一定都正確可取,但這樣的自由交流,各抒己見,開闊了我們的視野,也活躍了我們的思路——現代文學三十多年,不過是歷史的一瞬,卻包含了多少有待梳理、探討、作出科學結論的重大課題。其內在的意義,還在于提示我們要從廣泛的聯系中,要具備盡可能準確而又豐厚的歷史感,去考察判斷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即在方法論上自覺地以史家的眼光和尺度,對這段文學進行歷史的審視和評價。這的確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

值得注意的是,黎澍、王燎熒、馮至都在學部不同研究所工作,又是文科教材辦公室成員,馮至是語文組組長,黎澍是《史學概論》主編,王燎熒則協助蔡儀編寫《文學概論》。隨著文科教材編選計劃的推進,各專業領域的重要專家集中于北京,為類似的專題講座提供了便利。1959—1964年,文學所和人大合辦“文學研究班”。作為文研班的創建者,周揚任命文學所所長何其芳為班主任,唐弢則是中國現代文學專門組的負責人,也擔任過文研班的專職教師。據文研班學員閻煥東回憶:“當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正是高教部組織全國高校教師統編教材的時候,一批卓有成就的資深教師云集京城,何其芳出面請他們來講課也很容易,——記得蕭滌非、周來祥以及遠在嶺南的王季思等先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請到班上來的。”當時很多專家都身兼數職,在文研班的授課主要采取專題講座的形式。開辦人大文研班與編選高校文科教材,是周揚領導新中國文藝工作的兩件大事,它們在時間、人員上的高度重合,也可以看出唐弢哪怕“顧問”期間,也不可能對文科教材版《中國現代文學史》袖手旁觀。

據嚴家炎回憶,“唐弢先生有時以顧問的身份來參加編寫組會議”。顧問時期,唐弢究竟參加過哪些重要會議?1961年5月29日,唐弢參加了“《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中國現代文學史》座談會”,會上周揚專門談及“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問題”,提出:“在敘述過程中,必須對作家作品給以適當估價,給予適當地位。但不等于孤立起來,要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成為有機體。列專章少一些好。魯迅、郭沫若、茅盾三巨頭,魯迅第一,他的確偉大,不是因為他死了,他也是有缺點,電影《魯迅傳》缺點在把他寫的太革命化,反而顯不出他的偉大,他偉大就在于他摸索,最后走上正確道路。”

兩天之后,即5月31日,唐弢結合周揚講話,對文學所編寫組再次談文學史編寫中的點面線結合問題。這次座談既是傳達,也是發揮,在周揚著重于文學史的面和線的基礎上,唐弢特別強調了點的重要,即文學史要寫出作家個人的思想風格、藝術風格。就在同一天,他為文科教材編寫組做了關于魯迅研究的專題座談,其中強調“電影劇本《魯迅傳》就是寫得不全面,未寫出其全人。精神面貌不豐富,簡單化。寫思想發展不宜太直線,沒有寫出探索過程”,與周揚的講話直接呼應。而唐弢對魯迅的闡釋正體現了點面線的結合,是他以個案研究對文學所座談的進一步發揮。

6月30日,唐弢參加了周揚主持的語文組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周揚首次提出了“主編負責制”即“我們信任主編,主編對黨負責,對讀者負責。如果發生意見分歧,由主編來決定”。8月9日至15日,唐弢還參加了在天津召開的《文學概論》提綱討論會。周揚對《文學概論》“第十一章 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與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學大綱”的發言都與現代文學史有著內在的聯系,是重寫新文學史的理論基礎。由此可見,唐弢在擔任《中國現代文學史》主編之前,已經積極參與文學史小組活動、語文組大組座談,以及相關重要會議,與文科教材編寫組關系密切。他多次讓文學所編寫組傳閱、討論文科教材版現代文學史的方案、大綱,也從側面說明他對后者的關注重視和互動意識。

三

這份座談記錄稿帶有顯著的時代色彩,其中也不乏座談者自身的傾向性。盡管1961年國家處于調整時期,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6月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文藝十條”得到熱烈討論。但由于種種原因,“很多問題無法碰,只能回避”。受邀者在小范圍內部座談的隨意坦率中,也不可避免受到時代影響,比如唐弢對魯迅和蕭軍關系的描述,認為魯迅被蕭軍所蒙蔽。尤其是王燎熒談解放區文藝運動,對丁玲、蕭軍等人的批評,既是丁玲、蕭軍現實命運的反映,也與王燎熒個人的立場有關。繼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批評丁玲《在醫院中》的文章之后,1957年王燎熒在《文藝報》上再次批判《在醫院中》。由于20世紀30年代以來左翼內部的矛盾糾葛,胡風、丁玲、馮雪峰等相繼受到批判,周揚、何其芳等有“魯藝”背景的文藝工作領導者主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座談難免帶有某種傾向性。這在1962年夏衍與編寫組談左聯歷史的記錄中可以更明顯地看出來。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調整期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周揚對文科教材編選計劃寄予的厚望——“一個思想建設、學術建設工作”,以及他在編選工作中對史料的高度重視,使得由唐弢開啟的編寫組座談包含許多超越時代局限的內容,體現了座談者真誠的思考和理性的堅持,對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文學史編寫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唐弢開頭就說“最重要的是從實際出發”,為后面幾次座談奠定了基調。他對魯迅思想及創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上文已有論述。孔羅蓀談到抗戰后期黨內對胡風“主觀論”的批評,語氣也相當克制,符合歷史實際:“當時胡風問題是作為內部問題來處理的,沒有在報紙上搞公開批判。理論上的爭論是有的,有些發表在《新華日報》副刊上。……對于胡風,當時還很尊重,認為是個文藝思想問題,內部開了幾次座談會,作了討論。馮雪峰的《題外的話》就是對這次座談會的反映。”由于1955年“胡風案”的爆發,“主觀論”是爭論的焦點之一,王瑤、丁易、劉綬松的新文學史對20世紀40年代相關批評的定性經歷了從“論爭”到“斗爭”“批判”的轉變,而孔羅蓀把“主觀論”論爭界定為“內部問題”“理論上的爭論”,是要有相當大的勇氣的。

最重要的是,對于新文學史的兩個關鍵性問題:“五四”新文學的性質問題、左聯問題及“兩個口號”論爭,座談者提供了多樣化的思考和實事求是的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現代文學史的新民主主義性質,20世紀50年代前中期王瑤、丁易、劉綬松相繼出版《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中國新文學史初稿》,開始強調無產階級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新文學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一翼”的政治化寫作模式越來越突出。1958年興起高校學生集體編寫“紅色文學史”的熱潮,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發展到把“五四”新文學描述為“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發生和發展的”,其歷史進程也被極度簡化,“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的現象愈發嚴重。

1960年春,受中宣部委托,唐弢主持的文學所編寫組分頭閱讀了1958年以后編寫的十四種《中國現代文學史》,討論“對高等學校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意見”,提出“第一、新文學的性質。這是長期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也是“理解整個新文學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各書在分析這個問題時,只就毛澤東同志關于新文化性質的論點推論,沒有根據這些論點對‘五四’以來的文學運動的實際作些具體分析”,也就是說,各種文學史對社會主義因素的具體表現、發展過程及其決定作用缺少具體論述,以至于沒有把新文學的性質分析清楚。而文科教材編寫組邀請的座談者,作為新文學的親歷者,對于“無產階級領導”的時間、方式,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復雜面貌和發展過程提出了與這些文學史不同的看法。

黎澍談“五四”歷史情況,指出無產階級領導“有理論領導、思想領導”,實際上反駁了1958年后文學史對“無產階級領導”的無限擴大,使其限定在思想、理論的范圍內。他認為“五四”時期什么思想都有,“不過‘五四’后,在所有的思潮中馬克思主義影響最大,而且有當時最重要的人物改變了方向,所以到后來,新文化運動就成了馬克思主義運動”。關于“反帝反封建”性質,黎澍指出“‘五四’文學主要是反封建。反帝反封建意識(尤其是反帝)在當時還不能說很自覺”。馮至談“五四”文學情況,以“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個人立場,講述對新文化運動的直接感受:“當時情況的確是五花八門,許多問題很模糊,正像周揚同志《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所說,尼采、克魯泡特金當時的確跟馬克思同樣吸引人。可能比我進步的人就不是這樣”;“當時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混在一起(《小說月報》),唯美主義與革命精神混在一起(創造社)。我們不能用現在已經弄清了的眼光來看待當時”。唐弢針對“魯迅早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觀點,提出“‘五四’時期只能說是共產主義思想領導,馬克思主義是鮮明旗幟。但魯迅還不能很快認識這些道理。他主要的采取了進化論的發展觀點”,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與創造社論爭“迫使他讀馬列主義理論”,“他的翻譯也是自我改造的過程”,才逐漸轉變過來。唐弢在座談中還特別強調:“當時個別的東西跟以后大量的東西要區別開來。要從總的傾向看,不要抓住個別的東西當新大陸,不要牽強附會。周揚曾說,有人把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解釋得和我們土改政策一樣,這是反歷史主義的。”

歷史主義的態度還體現在左聯問題及其內部的矛盾上。由于論爭雙方在20世紀60年代初截然不同的遭際,以及文科教材編選工作本身的傾向性,夏衍認為“馮雪峰對兩個口號論爭要負主要責任”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在座談中也坦率承認:“左聯犯有不少缺點甚至錯誤,副作用也有。理論政治上的教條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創作思想上公式化概念化都有。許多文章中盛氣凌人,非常‘左’,所以魯迅看不順眼。現在我們自己去看,也會看不順眼。”此外,編寫組還請曾親身參與論戰、與魯迅關系密切的茅盾談論這個話題,提供了另一面的說法:“魯迅私底下對‘國防文學’口號不完全同意。但他不愿形之筆墨。他不贊成《賽金花》,不贊成把賽金花作為愛國者來寫,認為把賽金花寫得太好了。因此他有點采取譏諷態度。”有意思的是,20世紀40年代后期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作品被周揚、陳荒煤樹立為《講話》影響下的人民文藝的典范,但作家本人在談話中很坦誠地說:“《講話》是1944年才用電報發到敵后去的。寫《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時未看到《講話》。”

這種“從實際出發”的努力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1964年完成的上冊討論稿不僅把陳獨秀、李大釗兩位先驅者都稱為“急進民主主義者”,而且第一章第一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做了更符合歷史實際的總體描述:“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以后有了新的發展,發生了由原先資產階級思想指導到后來無產階級思想逐漸占上風以至居領導地位的根本變化。”

在具體論述中,討論稿以大量詳實的第一手材料,展現了“五四”之后馬克思主義如何在《新青年》及社會思潮中得到傳播并逐漸取得主導地位的歷史面貌,并對“五四”時期異常復雜的社會思潮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黃修己后來評價道:“像馬克思主義對文學革命的影響,以前有的文學史家用推理方法來論證,就不如‘唐弢本’中之用事實。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和《什么是新文學》兩文,就是馬克思主義影響已進入文學思潮的很好證明,‘唐弢本’首次使用了這一史料。”這實際上在1960年文學所編寫組的觀點上更進了一步,其時唐弢、樊駿等人還是通過新文化與新文學的區分來確立新文學的相對獨立性,未能對新文化運動的領導權問題提出不同看法:“毛澤東同志所分析的是整個新文化的性質,我們要分析的是新文學的性質;新文學作為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本性質固然和新文化一致,畢竟還有其作為一個有很大獨立性的局部的特點,我們只有具體地了解了這些特點,才能確切地把握住它的性質。”

而文科教材上冊討論稿對整個新文化運動做出了更切合實際的敘述。這既是編寫者認識的提高,也因為曾協助主編修改和重寫這一章節的責任編委嚴家炎對“五四”新文學的性質問題有自己的長期思考。20世紀50年代末嚴家炎閱讀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時,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國內形勢與文學概況”一章做了如下批注:“利用張畢來的材料,并非自己研究而來,所以對黨的領導的敘述有點隔靴搔癢。”這是嚴家炎的切身體會。1958年10月起他因北大中文系需要,中斷副博士研究生學習,留在系里教現代文學史。備課的時候,嚴家炎并沒有拘囿于已有的新文學史教材,而是自己去翻《新青年》,第一節課講的就是“五四”文學革命的開端問題。黃修己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注釋中指出,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什么是新文學》這兩條材料,最早使用于1960年5月嚴家炎主持的北大師生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初稿),該書未正式出版。在此前后,嚴家炎還撰寫了《“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問題》(1959)、《論一九二七年以前黨對新文學運動的領導》(1961),用具體史料勾勒出了文學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逐步演變的輪廓,得出了比較接近于實際的新結論。討論稿還高度肯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外國文學的大量介紹,“這使中國文學和世界進步文學開始有了某種‘共同的語言’,幫助了中國新文學進一步擺脫舊文學的種種束縛,促進了它的改變和發展”。盡管強調了“世界進步文學”,但這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觀點,也與茅盾、馮至等親歷者描述的個人經歷及歷史氛圍相符合。

夏衍座談的影響更為直接和迅速。1962年6月印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左聯”一章中,第一節“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執筆人樊駿吸收了夏衍座談時的內容,對1961年12月《〈中國現代文學史〉部分提綱》(草稿)做了大幅度的修改,首先增加了瞿秋白領導左聯工作的內容——“1931年春夏起,瞿秋白參加‘左聯’的領導工作。他注意克服革命文學的缺點和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對于‘左聯’工作的展開,作了重要貢獻”,其次增補了左聯的缺點與不足——“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限制,對社會現實認識不足、理論修養不足,以及政治上‘左’傾路線的影響,‘左聯’有過組織上的宗派情緒、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傾向;思想改造更沒有受到充分重視。經過不斷努力,這些缺點在后期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改進”,均直接采用了夏衍的說法。

1961—1962年的編寫組座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1978年編寫組重啟后,還在繼續采用這一行之有效的方式。1979年3月1日,編寫組邀請馮乃超談抗戰時文藝狀況,主要是文化工作委員會與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關系。恰好與1961年孔羅蓀的座談形成互補。3月5日現代文學史教材會議上,蔡清富又提出:“編寫組可請一些人談些情況,如丁玲、陽翰笙都可以找。沙汀也可講講。”嚴家炎在《關于現代文學史編寫工作意見》的總結發言中也談到:“訪問一些人,請一些人給編寫組講講。如丁玲、陽翰笙等,落實計劃(張〔恩和〕—丁〔玲〕,蔡〔清富〕—陽〔翰笙〕)。”蔡清富和嚴家炎都是編寫組的“老人”,曾參與20世紀60年代的編寫工作。訪問丁玲可以看作是編寫組在左聯和解放區文藝問題上對20世紀60年代座談者單一身份的彌補,也預示著新時期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本將對1964年的上冊討論稿做出及時的調整和修改,事實也是如此。正如嚴家炎所說:“我們編寫組只能在當時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盡力設法做得好一點而已。”從1961年到1980年,這部歷經波折、跨越兩個時期的現代文學史教材的編寫工作終于落下了帷幕。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