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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文學的民族性內涵及其表達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李遇春  2026年03月09日10:27

新時代文學正在不斷地演進與發展中,新時代文學發展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息息相關,新時代文學的繁榮昌盛離不開文藝的民族性表達。文藝的民族性問題歷來為中外文藝理論家所重視。一個民族的文藝必然會反映這個民族的文化習性和特性,但也存在反映程度的深淺、高下之別。所以,談論文藝的民族性,主要涉及文藝的民族性內涵、民族性表達及其效果。毫無疑問,只有那些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的作品,才能成為這個民族的文藝典范。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諄諄告誡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不要“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熱衷于文藝的“去中國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我們要高舉文藝的民族性旗幟,讓新時代文學在世界范圍內有力地彰顯中國精神、中國氣派與中國風范。

文藝的民族性與世界性

關于文藝的民族性問題,歷史上可謂眾說紛紜,留下了許多精彩的論斷。概而言之,所謂文藝的民族性,既包括特定的民族生活內容,也包括特定的民族審美形式,是二者所達成的有機統一或藝術效果的呈現。文藝是世界語言,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通,具有無可置疑的世界性;但文藝又是民族語言,必須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只有具有民族性的文藝才可能贏得世界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的民族特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辨識度。”而要想在世界文學之林占據一席之地,新時代的中國作家就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在文學創作中不斷地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辨識度。唯有在文學作品中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特性,不斷深化中華民族文化內涵,新時代的中國文學才能贏得世界性的尊重。發展新時代文學固然需要與世界各國文學家開展交流,需要汲取世界范圍內的各種文學滋養,但文學的世界性不是指西方性或西洋化,而是建立在中西文明互鑒基礎上的對話性與互文性。

總之,文學的世界性一旦離開了文藝的民族性就會淪為“文化的偏至”。新時代文學唯有寫出中華民族的當代處境與歷史命運,寫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懈追求和歷史愿景,才能最大限度地引發世界各國人民的心理共鳴。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援引馬克思的經典論斷指出:“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顯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既是屬于中華民族的,也是屬于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唯有講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故事,新時代文學才能實現世界性與民族性的辯證統一。

文藝的民族形式和地方性

事實上,新時代文學的民族性內涵不僅與世界性有關,還與民間性和地方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眾所周知,早在抗戰時期,中國文壇上就發生過文藝的民族形式論爭。論爭的焦點除了是否應該采用民族形式之外,還涉及民族形式與民間形式的關系問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形式也是歷史形成的產物,其中既有屬于傳統士大夫的文人形式或現代知識分子的精英形式,也有屬于為廣大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或大眾形式,甚至二者之間時常彼此滲透,從而形成了雅俗共賞的民族形式。如何利用和改造文藝的民族形式和民間形式,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出了不懈的藝術探索,中國共產黨不同歷史時期的文藝政策中也包含了豐富的經驗。對于新時代中國作家而言,如何創造性地轉化中國古代文學的民族形式和民間形式,并對中國新文學所形成的新的民族形式進行創新性發展,這無疑是責無旁貸的新的歷史使命。我們不能沉醉于文人形式或精英形式,而應該大膽地向民間形式和大眾形式敞開,為新大眾文藝建設增光添彩。

當然,我們在注重新時代文學的民間性和大眾性的同時,也不能忘了地方性或地域性的存在。別林斯基在談論文藝的民族性時就特別看重文藝的地方性,他認為普希金和果戈理都是善于描繪俄羅斯地方風俗特色的文學大師。魯迅晚年談論文藝的民族性時也十分強調中國的地方風俗和風土人情,他給青年木刻家陳煙橋寫的信中的觀點,后來演變成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名言(《致陳煙橋》)。其實魯迅信中直接講到了文藝的地方性與世界性的關系,而地方性也是民族性的重要內涵,由此深化了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這無疑給新時代文學帶來了重要啟示。中華民族地大物博,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擁有無數地方性書寫的藝術可能性,近年來興起的“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等創作潮流,就是一種證明。但文藝的地方性必須納入民族性的版圖,必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新時代文學的民族性表達

新時代文學的民族性內涵是豐富而復雜的。但我們還必須面對具體的創作實踐難題,即新時代文學該如何進行民族性表達?換句話說,新時代文學應該如何提升或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辨識度?

首先,這要求新時代作家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在新時代文學創作中自覺地高揚中華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進入新時代以來,中華民族已經趨近于偉大復興的歷史目標。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宏偉的系統工程,既包括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硬實力的提升,也包括文化軟實力的不斷增強,而且文化強國更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命脈。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辯證眼光重估中華傳統文化,辯證取舍、推陳出新、繼往開來。不難發現,在新時代文學創作中,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開始主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的文化辨識度在文學創作中得以不斷彰顯。以梁曉聲的《人世間》、劉醒龍的《蟠虺》和《聽漏》、楊志軍的《雪山大地》、徐則臣的《北上》、邱華棟的《空城紀》、趙德發的《大海風》、王躍文的《家山》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長篇小說脫穎而出,大力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百年歷史風云激蕩中轉化和升華的軌跡,充分彰顯了新時代文學的民族文化自信和中華文化主體性。

其次,這要求新時代作家大力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強化新時代文學的民族化表達效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中華美學精神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它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旨趣。這突出地表現在中華意境美學傳統中,追求含蓄節制,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強調知行合一,以修身養性實現文藝的大境界。在新時代文學創作中,我們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其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文學創作中努力重構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特色的藝術符碼,重塑具有中華民族精神境界的藝術典型,講好具有中華美學風范的中國故事。如我們在《人世間》中領略到的北國風光,在《雪山大地》中欣賞到的西部風情,在《蟠虺》和《聽漏》中見識到的青銅重器,在《主角》中聆聽到的秦腔雅音,還有《北上》中古老的大運河、《空城紀》中神秘的西域古城、《大海風》中的早期海運,凡此種種,無不包蘊了言近旨遠、深廣厚重的中華美學精神。這些作品既彰顯了中華民族勤勞善良、厚德載物的道德品質,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以及保家衛國、捍衛和平的家國情懷,同時也將意境深遠、知行合一的中華美學精神努力地發揮得淋漓盡致。

新時代文學的民族性表達是一種宏大敘事,它必須擔負起振奮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使命。但所有的宏大敘事都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日常敘事和意象敘事之中,要將寫實與寫意結合起來,將日常生活的質感與托物言志的抒情融合起來,如此方能抵達中華美學精神的大境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其實何止詩詞,一切文學作品都應以境界為上,都需要以成就中華美學大境界為藝術理想。然而,要想抵達此種理想境界殊非易事,這需要新時代作家努力深入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始終保持敬畏之心,不斷地從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中汲取有益的藝術滋養。只有不斷地在文學創作中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辨識度、提升和增強新時代文學的民族性表達效果,當下的中國文學才能擁有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影響力。

 作者:李遇春(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