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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鏢人:風起大漠》 武打驚艷 俠骨可期
來源:文藝報 | 李 蕾 方嘉卉  2026年03月04日08:46

武俠片曾是中國電影最閃亮的名片之一。20世紀80年代,電影《少林寺》以一毛錢票價創下1.6億元票房神話,讓無數觀眾感受到銀幕上拳拳到肉的熱血震撼。90年代,“黃飛鴻”系列乘勢而起,先后推出多個版本,掀起經久不衰的觀看熱潮。進入21世紀,《臥虎藏龍》憑借深邃的東方美學與細膩的人文情懷,摘取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榮譽;《英雄》以史無前例的投資規模強勢登場,奪得當年國內票房冠軍,開創了華語武俠大片時代。武俠片不僅是幾代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記憶,更叩開了國際市場的大門,成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號。然而,近年來隨著該類型自身陷入創作瓶頸,加上觀眾審美日趨多元、市場競爭愈發激烈,武俠片的創作數量持續萎縮,市場表現也大不如前。

在這種情況下,《鏢人:風起大漠》的出現具有特殊意義。這部改編自知名國漫的電影,自官宣之日起便承載著觀眾對還原漫畫中的大漠江湖、重振中國硬核武俠片的雙重期待。該片不負所望,以凜冽的西北風沙與熱血的江湖恩仇,交出了一份令人較為滿意的答卷,提振了市場信心。

影片將時代背景設定在隋朝末年,亂世之下,“天字第二號逃犯”刀馬受命接下一項特殊任務,押解“天字第一號逃犯”知世郎從西域前往長安,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搶鏢廝殺由此上演。這樣的故事架構,既有廟堂與江湖的權力角力,又有生死與信義的人性拷問,為影片奠定了厚重的敘事底座,也為其間精彩刺激的動作場面提供了充足的戲劇燃料。

《鏢人:風起大漠》的武打戲份精彩。創作者并未將武打設計停留在招式層面,而是把每一場打斗嵌入大漠獨有的空間之中,讓動作與環境互動、與敘事結合??蜅鹊睦浔鹘讳h,用局限空間凸顯一招制敵的兇險與精準;風沙古道上與各路劫匪的騎馬追逐,在蒼茫天地間鋪展江湖人的快意與決絕;黑牛灘上的搏斗,火油滲出、烈焰燃起,刀光與火光交織,驚心動魄;沙暴之中的生死纏斗,借風沙之勢放大人物身陷絕境、無路可退的無助感。豐富多變的場面設計與張弛有度的節奏把控,為故事立住了魂,為江湖注入了氣。

作為一部兼具“武俠片”與“漫改片”雙重身份的作品,如何在忠實原著與獨立成篇之間找到平衡,是擺在創作者面前的難題。受篇幅影響,影片對漫畫中宏大的隋末亂世格局與西域五族紛爭有所簡化。如此取舍,導致角色的行為動機多指向私義而非公義——刀馬為守護外甥而搏命,阿育婭為父報仇而一往無前,情感真實,卻也在無形中削弱了故事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力量。這一問題,在對知世郎這一核心人物的處理上體現得更為明顯。作為護鏢核心,這一人物以隋末農民起義領袖王薄為原型,他胸懷“花滿天下”的理想,本應成為凝聚眾人之心的精神圖騰,承擔將全片的敘事維度從個人恩怨提升至亂世大義的重任。然而,影片對其歷史分量與感召力的呈現相對克制,人物的精神底色未能充分展開,也就沒有在觀眾心中沉淀出應有的重量。如此一來,眾人舍命相護的舉動,便顯得動機不足、缺乏說服力,犧牲的悲壯感也就少了一種直抵人心的力度。

其實,《鏢人:風起大漠》的突破和局限正好對應著近年武俠片的兩種困境:其一是硬核武打的式微,其二是俠義精神的缺位。前者是筋骨薄弱。由于很多導演的創作理念發生轉向,不再將真實的肢體對抗視為核心追求,“替身加特效”開始取代真刀真槍的硬橋硬馬。久而久之,觀眾期待看到真功夫較量的觀影沖動,被一次次“假把式”悄然消磨。而《鏢人:風起大漠》反其道而行,真打實摔,實景拍攝,以蒼茫大漠為舞臺、以拳腳交鋒為表達,重新喚醒觀眾對硬核武打戲份的熱情,讓人切實感受到中國武俠片珍貴的血性與力量。后者是格局趨窄。流量時代,很多創作者錯誤地以為具體而微的私人情緒,更容易引發年輕一代觀眾的共鳴,于是將更多筆墨轉向兒女情長與個人得失。與《鏢人:風起大漠》類似,《繡春刀》系列聚焦于錦衣衛的生存困境與個人命運;《射雕英雄傳:俠之大者》將“為國為民”的精神內核消解于三角戀愛的情節經營之中。這些影片的共同癥結在于,刀光劍影與情情愛愛各自喧囂,唯獨缺少那一口直貫胸臆的俠氣,電影便只能止步于現象級作品,無法成為經典。

《鏢人:風起大漠》武打筋骨之豐與俠義精神之薄的內在落差,恰恰說明從筋骨到靈魂,并非水到渠成,而是一道需要創作者主動跨越的門檻。武俠之“俠”,從來不是武功的附庸,而是一種價值選擇。它關乎創作者對時代、對人性、對家國命運的深層追問。所幸,這并非“鏢人”故事的終點。國家電影局已公示《鏢人:戰起江都》備案立項,系列化的敘事潛力正待釋放。如果將《鏢人:風起大漠》作為“鏢人”系列的開篇之作來評價,它就像引言——人物已然登場,江湖已然鋪開,為后續故事埋下了充足的伏筆。那些受制于篇幅而未能充分展開的敘事維度,有望在續作中逐步深化。若創作者能將家國大義真正扎根于人物的選擇與命運,讓武打的筋骨與武俠的靈魂彼此咬合、相互成就,“鏢人”系列有潛力成為這個時代武俠片的新坐標。而中國武俠片若能以此為契機,在重建硬核武打的同時重新找回俠義敘事的精神內核,這一類型的復興便不只是票房層面的回暖,更將是中國電影向世界重申自身文化主體性的一次有力宣言。

(作者李蕾系中國視協理論評論專委會副秘書長、方嘉卉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