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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堯:從《桃花塢》談知識、文學與一代人的選擇
來源:新華日報 | 陳潔  2026年03月03日15:45

長篇小說《桃花塢》以1937年蘇州淪陷為背景,聚焦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家國抉擇與精神成長,以江南文脈為經、救亡圖存為緯,編織出一幅兼具歷史厚重感與人文溫度的時代畫卷。近日,記者專訪了該書作者——作家、評論家、蘇州大學講席教授王堯,聽他講述創作背后的心路歷程,以及對當下諸多熱點話題的深刻洞察。

以蘇州為背景的知識分子精神群像

記者:剛剛出版的《人民文學》以頭條全文刊登了您的最新長篇小說,作家出版社也即將推出單行本,能否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這部作品?

王堯:我最近發表的長篇小說《桃花塢》,故事聚焦1937年蘇州淪陷后,以桃花塢幾戶人家——尤其是兩戶文人家庭為中心,展現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與普通市民的民族認同、生存選擇與市井生活,以及他們如何在時代洪流中探尋革命道路。小說中的主人公方后樂與黃青梅青梅竹馬,在桃花塢大街長大,蘇州淪陷后,不愿做亡國奴的兩人萬里跋涉,最終抵達昆明進入西南聯大求學。大學畢業后,方后樂赴北平清華大學攻讀研究生,黃青梅則遠赴美國學習建筑與繪畫,立志成為林徽因那樣的學者,兩人的人生軌跡從此出現分岔。我希望通過這個虛構的故事,展現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特有的家國擔當、書生意氣、兒女情長以及江南日常。

記者:為什么會想要創作一部以蘇州為背景的抗戰作品?

王堯:我們這代人接受中國現代史、愛國主義教育始終強調“救亡圖存”的精神內核,先輩們在苦難中奮力前行的歷程,一直深深烙印在我心里。小時候奶奶常說起當年日本鬼子的飛機掠過鎮上時,她抱著年幼的兒子躲在桌下的場景——那個孩子就是我的父親。這個細節始終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里。后來我研究西南聯大知識分子時,朱自清、聞一多等人在極端困苦中堅守愛國熱忱與民族氣節,以學術和教育為火種守護家國的事跡,更讓我深受觸動。我常常會想:“如果回到那個年代,我是西南聯大的師生,會做出怎樣的選擇?而這些先輩若生活在今天,又會如何看待當下的中國道路?”正是這些記憶與思考的疊加,讓我決心創作一部以蘇州為背景的抗戰題材小說。

文學在抗戰中是武器不是點綴

記者:您曾說“文學在抗戰中不是點綴而是武器”,這句話該如何解讀?您的小說中是否也有體現?

王堯:淪陷前后的眾多蘇州文化人,一直站在抗戰的前沿。他們組織了諸多實際行動,比如參與上海淞滬會戰中傷員的救護工作,在烽火里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事。那時的蘇州,整座城市都浸潤在抗戰的氛圍中;即便淪陷后,仍有不少人在暗中堅持斗爭。

《桃花塢》是虛構作品,主人公方后樂的成長軌跡始終嵌套在全民抗日的歷史脈絡里。我特意將故事的源頭追溯到上世紀初的杭州——那里有浙江第一師范,魯迅、朱自清都曾在該校任教;而在蘇州本地,像晚年定居于此的章太炎,也是積極呼吁抗戰的文化人。小說一路寫到西南聯大時期,方后樂成為朱自清、聞一多的學生。我想通過虛構人物與真實歷史人物的交織,勾勒出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群像。

“文學在抗戰中不是點綴而是武器”,回望那段歷史便不難理解。抗戰年代,知識分子既有投筆從戎、奔赴戰場的,也有以筆為旗、以文為槍的,郭沫若的話劇《屈原》、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是用文字撕開黑暗、喚醒人心的力作。中共南方局與《新華日報》更團結了大批進步知識分子,形成文化抗戰的重要力量。這些史實,本身就是中國現代精神史、思想史與文學史中不可磨滅的篇章。所以說,小說中方后樂的覺醒與奮進以及最終選擇革命道路,正是那個年代熱血青年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我希望通過《桃花塢》表達對那一代人的敬意,也用文學的方式保存那段歷史。

記者:創作過程中,您有沒有新的感悟或者收獲?

王堯:寫這部小說對我是個非常大的考驗。盡管我積累了一些素材,但這部小說畢竟是虛構的,我也并不生活在那個年代。所以我首先要獲得一種歷史感覺,就是我和筆下的人物生活在同一個時代,這樣我寫他們,也就是寫自己的“前世今生”。寫作的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提升,讓我對知識分子角色的思考、對中國革命的思考、對日常生活的思考,從之前的概念變得更有肌理,更細節化,也更感性。比如關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反傳統”中成長的,上大學后才懂得要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當我設想自己是方后樂時,我開始思考文化選擇的問題。他一開始是比較極端的,否定傳統文化。后來在西南聯大的經歷讓他意識到自己的偏頗。他在小說中蹦出的一句話:“舊傳統與新傳統經常是循環的。”這對我自己的學術和創作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清晰明了的概念。

記者:您如何看待抗戰題材在不同時代的書寫?您希望今天的年輕人如何理解這段歷史?

王堯:我覺得抗戰的故事是不朽的。家國情懷、民族氣節,是不同時代中國人的精神底色,這些核心價值沒有變。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是因為在任何困難的時候,都有被稱為“中國脊梁”的人物走在時代前列,擔負民族責任。正是他們的犧牲和奉獻,才贏得了后來的新中國。

今天,我們已經走過最艱難的發展階段,生活條件比過去好很多。但人不能只沉迷于現實和物質,要有超越的精神追求。世界在變,但精神、氣節、品格和放眼看世界的胸懷不會變,這是我們民族的財富。我始終堅信,青年一代應當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擔當。這也是我給男主角取名“方后樂”的緣由。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課題,今天的中國同樣面臨諸多挑戰,在歷史中傳承的精神遺產,對當下的年輕人依然至關重要。我希望通過自己的書寫,再現那個時代的風貌,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歷程,用他們的故事啟發當下的思考:在今天,我們該如何關切現實?又該如何攜手努力,去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夢想?

閱讀、書店與文科的時代之變

記者:能否談談閱讀對我們的意義?或者說,在當下這個時代,我們為何依然需要閱讀?

王堯:從竹簡到電子書,書籍載體的演變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重要的是今天我們依然需要閱讀。有人總在糾結“知識有用還是無用”,其實知識本身并無這樣的分野。只是在面對具體的社會需求時,會因轉化方式的不同、個體理解的差異,才產生了“有用”或“無用”的判斷,而且這兩者在特定條件下還能相互轉化。當下的社會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有一個根本性的命題始終在叩問我們:人之為人,究竟憑什么立足?我想,答案正在于精神、思想與審美的存在。如果不閱讀,我們或許只能困在當下的物理空間里;而借助閱讀,我們可以打開一個意義的世界,讓自身的精神變得豐盈。無論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西方的文明成果,人類文明的精華大多通過書籍得以留存。所以我認為,閱讀應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無論它是淺閱讀、深閱讀,還是碎片化閱讀。

記者:刷短視頻算一種閱讀嗎?

王堯:我覺得視頻可以算作一種閱讀形式。視頻是加速度的,也比較碎片化的,它能讓人在短時間內獲取大量信息,但同時也容易分散注意力,削弱深入思考的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可能會“俘虜”你,讓人的認知變得表面化、淺層化。這種“加速度”的媒介特性,還可能帶來信息泡沫化的問題,難以沉淀為真正屬于自己的認知。所以我并不排斥短視頻,但始終認為它不該成為我們閱讀的主要形式。

記者:最近先鋒書店禁止商拍的新聞引發熱議,也讓“書店的生存命題”再次受到關注。

王堯:當下,實體書店,尤其是民營書店,確實面臨著生存困境,這是幾乎全球性的問題,我在訪問歐洲等國家時也深切感受到了這一點。但即便如此,仍有許多百年書店在堅守,因為書店不僅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標,更是不可替代的精神空間。試想,像蘇州這樣的文化名城,如果沒有實體書店作為支撐,“文化蘇州” 的底蘊又從何體現呢?

現在很多實體書店都在積極轉型,不再局限于售書,或許我們也該重新理解書店的內涵:它以書籍為核心載體,但絕不能僅靠書籍生存。在這里,人們可以喝咖啡、品茶,也可以暢談文學、歷史、哲學與人生,這樣的空間才有更持久的生命力。我相信,總會有人深愛著書籍,愿意在書海中靜靜度過時光。關鍵在于如何凝聚各方力量,這也需要政府、社會等多方面給予扶持,讓書店能在堅守文化內核的同時,找到與時代共生的方式。

記者: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文科無用論” 成為熱議話題,您對此怎么看?

王堯:我認為文科面臨的最大危機,其實是思想能力的退化。人文學科的困境具有全球性,只不過人們更習慣從功利視角評判價值,這使得文科的 “有用與無用” 成了討論焦點。

我堅信文科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它承載著文化精髓,塑造著社會人文環境,維系著大學的精神傳統,更支撐著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文精神。

有些傳統基礎學科可能會保持相對穩定,但也有一些學科需要回應時代變化,做出必要調整。或許某個文科專業會因時代變遷而被優化,其研究對象、問題意識、方法論會發生改變,但文科本身絕不會消亡。打個未必精準的比方:最先進的科技,或許會用于戰爭(殺人),或許會用于醫學(救人);而文科更具有“渡人”的力量——它呼喚人文關懷,引導人從此岸抵達精神的彼岸。

在很多人在講文科危機的時候,我要更強烈呼吁,我們理工科的同仁和學生,應當更多關注文科發展,學習人文學科知識。唯有如此,理、工、商、法、醫等學科才能獲得更深厚的精神滋養,實現更長遠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