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現代史詩:龔學敏的追求與夢想
摘 要
現代史詩源于西方史詩又不同于西方史詩,基于悠久的歷史傳統又植根于中國的現實,體現了中華民族人文理想與精神風貌。龔學敏是渴望建構中國現代史詩的詩人隊伍的一員,他不但熱烈呼喚現代史詩,更以其多年的詩歌創作全力以赴地去實踐對現代史詩的構建。表現為:祛魅傳統宏大敘事,重構歷史文化;與歷史對話,追尋中華文化之根;沖破集體命名對個人的遮蔽,在創作中強化自己的個性化色彩。
關鍵詞
龔學敏;現代史詩
從1987年開始,龔學敏在詩歌創作的道路上跋涉了近四十年。到目前為止,已推出《長征》《九寨藍》《紫禁城》《紙葵》《四川在上》《瀕臨》《遇見藏地 心有風馬》《經濟艙》《新成都詩歌》《白雪與挽歌》等詩集??v覽這些詩集,可以看出龔學敏心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史詩情結,建構中國的現代史詩,便是他一以貫之的詩學理想。
史詩是人類最早的精神產品。經典史詩在西方指的是敘述宇宙與生命的由來,以及英雄傳說或重大歷史事件的古代敘事長詩,公認的典范為希臘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以及羅馬的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等。它們所代表的乃是一個過去時代的不可逾越的文學典范,對我們了解早期人類社會具有重大意義。正如俄國文藝理論家別林斯基所言:史詩“是歌頌對民族命運具有影響的偉大歷史事件的詩歌”,“長篇史詩經常被認作是崇高的詩歌體裁,藝術的皇冠”。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盡管產生過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這樣的史詩,但由于地域、語言的限制,未能在漢族地區流傳。中國的漢族地區早在先秦時代便有了《春秋左氏傳》這樣的史傳文學,卻不存在如古希臘《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樣的史詩,這也成為近代以來中國詩人的一個心結。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慨嘆道:“希臘詩人荷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為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秘本,每篇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動亦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王國維在《教育偶感四則》中也慨嘆:“試問我國之大文學家,有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如希臘之鄂謨爾、英之狹斯丕爾、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實際上,史詩問題在20世紀初的中國已超出了單純文學的范疇,而是與知識精英建立強大民族國家的渴望與現代性的追求聯系在一起的。
“五四”以來,一些新詩人更是從民族主義出發,希望尋求一種能夠提升和強化民族精神和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詩歌形式。穆木天在抗日戰爭期間提出:“偉大的時代,必須有偉大的詩歌。偉大的民族革命的時代,必須有偉大的民族革命的史詩?!边M入新時期之后,伴隨著朦朧詩崛起的浪潮,對史詩的呼喚就更加強烈了。在首屆青春詩會期間,江河說:“為什么這些年迅速地滑過去了,詩卻沒有留下硬朗朗的,堅實的標志……為什么史詩的時代過去了,卻沒有留下史詩?!彼€說:“我認為詩人應當有歷史感,使詩走在時代的前面。……我最大的愿望是寫出史詩”。緊承朦朧詩人的呼喚,“第三代”詩人對他們心目中的“史詩”做了更充分的闡釋。宋渠、宋瑋在題為《這是一個需要史詩的時代》一文中說:“在中國,歷史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深沉的階段。我們需要一批里程碑似的作品,在已經凝固的詩歌傳統中注入我們這一代人新鮮的血液……史詩正以其恢復崇高的美質照亮、創造、豐富和自由著每一顆高貴的心靈。”海子是把史詩稱之為“偉大的詩歌”的,“偉大的詩歌,不是感性的詩歌,也不是抒情的詩歌,不是原始的材料的片斷流動,而是主體人類有某一瞬間突入自身的宏偉——是主體人類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詩歌行動?!?/p>
從20世紀以來不同歷史階段詩人們對史詩的呼喚與理解,可以看出,他們不是要復古,而是要建構一種新的詩歌,那就是源于西方史詩又不同于西方史詩,基于悠久的歷史傳統又植根于中國的現實,把民族性與現代性融為一體,體現了中華民族人文理想與精神風貌的現代史詩。龔學敏便是渴望建構中國現代史詩的詩人隊伍的一員,他不但熱烈呼喚現代史詩,更以其多年的詩歌創作全力以赴地去實踐對現代史詩的構建。
龔學敏對現代史詩構建的努力集中地表現在他對革命傳統史詩與文化尋根史詩這兩大系列史詩構建的努力中。前一系列體現在《長征》《白雪與挽歌》《鋼的城》等詩集中;后一系列體現在《紙葵》《紫禁城》等詩集中。縱觀龔學敏的這兩大系列的寫作,可以看出他對現代史詩獨立的思考與追求。
第一,祛魅傳統宏大敘事,重構歷史文化。傳統的宏大敘事往往對歷史、社會提供一體化、整體性的解釋體系,常與意識形態、權力話語結合。龔學敏的長詩盡管涉及重大題材,但他對傳統的宏大敘事卻保持一定的距離,對傳統宏大敘事的神圣性、權威性、典范性表示疑慮,并揭示其可能存在的遮蔽,對之持一種清醒的祛魅態度。但是這種祛魅并不走向全然的虛無或冷漠的解構,而在于尊重個人的生存狀態與情感體驗,解放個體的思考能力,從而更真誠地面對現實,重構歷史文化。以他的史詩代表作《長征》來說,便沖破了多年來革命歷史題材獻詩的窠臼,不再是政治術語的疊加,不再是英雄事跡的分行,不再是廉美頌詞的堆積,而是高揚詩歌的主體性原則,塑造了一個融個性與共性為一體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全詩以強烈的民族自信擁抱大地,以冷雋的目光審視歷史,以理想的光芒燭照未來,從而為當代詩歌的宏大敘事開出了一條新路。
龔學敏曾談及史詩《長征》的寫作是出于一種“誘惑”:“當年,一位叫埃德加·斯諾的美國記者用這樣的一句話把年輕的我感動地淚流滿面,并且還用了充滿無限誘惑與魔力比喻這句話,這句話便是,‘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樣一部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現在在我看來,已經永遠不會有人寫出一部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了。不過這句話的意義已不再是一種結論,而是一個誘惑,一個永遠存在下去的誘惑。我也是受了這個誘惑而去的,并且,這個誘惑會永遠放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地方?!?/p>
龔學敏之所以會受到埃德加·斯諾的那句話的“誘惑”,當是由于這句話觸動了他內心中最柔軟的東西,那就是他心中的愛?!抖Y記·樂記》上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饼弻W敏出生于四川阿壩九寨溝,家鄉的優美的自然風光開闊了他的胸襟,啟迪了他的智慧,塑造了也美化了他的心靈,成為他不斷噴涌的詩思的源泉?!毒耪{》是他獻給家鄉的歌,是他對家鄉之愛的凝結與升華。其實,不只是《九寨藍》,他的全部詩作都源于他對家鄉的深切的愛。對家鄉的愛是家國之思的基礎,對祖國的愛、對人民的愛、對革命歷史傳統與民族文化傳統的愛,也正是對家鄉的愛的自然延伸。
涌動于胸中的大愛,以及對革命歷史傳統與民族文化傳統的熱愛與尊崇,是龔學敏能寫出史詩《長征》的根本原因所在。正是出于這種情感,他才會深入歷史現場,用腳步丈量、用感官體驗,將宏大的歷史敘事轉化為可觸摸的個體生命經驗,從而重構歷史。正如龔學敏所說:“詩人要一直保持對生活、大地的敏感,光在書房里讀書,是無法替代行走大地的感覺的,詩人需要接地氣,需要最鮮活的直觀刺激,這對于一個詩人來講,是不可缺少的?!?/p>
1992年,龔學敏在閱讀紅軍長征史料時深受震撼,決心沿中央紅軍長征路線實地考察。1995年春,他耗時兩個月,從江西瑞金出發,經湘江戰役、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強攻臘子口、抵達吳起鎮等關鍵事件與戰斗的發生地,徒步考察并同步創作了長詩《長征》,以個人生命體驗激活歷史記憶,將長征轉化為人類精神神話的現代詩性重構,于2005年初版。2016年又做了修改與調整,增加了史實注釋而再版。龔學敏將長征精神升華為人類絕境求生的象征,呼應斯諾所言長征體現的人類命運抗爭精神,使這部長詩既有史的骨架,又有詩的靈魂,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寫作提供了新向度。龔學敏也用這部長詩印證了他的自述:長征是一個永遠存在的誘惑,每個人都有可能寫出屬于自己的《長征》。
第二,與歷史對話,追尋中華文化之根。龔學敏是一位懷有強烈歷史感的詩人,對歷史有深入的思考。他在接受訪談時說:“我不敢說我的寫作是對社會的關懷,應該說是社會教會了我怎么用文字表達關懷。過去寫歷史,就歷史而歷史,得多一些,打個比方,就是歷史的新詩版,就是面對歷史時,找了一些符合新詩詩意的詞,讓歷史顯得詩意一些?,F在處理歷史題材,我會把當下放進去。一個人沒有相對成熟的歷史觀,沒有從當下的切口進入歷史,這樣寫出的歷史是有問題的?!睆倪@段話可以看出,龔學敏認為史詩不是對歷史的復述或懷舊,而是詩人以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將當代現實與歷史背景進行對接,使詩歌兼具個人性與時代感?;谶@樣的認識,龔學敏寫出了與歷史相對話的兩部詩集:《紙葵》和《紫禁城》。
《紙葵》由成都時代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通過對古蜀文明的書寫,試圖破解古蜀王國之謎,尋求中華文化之根。這部詩集主要包含兩首長詩:《三星堆》和《金沙》,都是關于古蜀文明遺址的創作,是他花費了八年時間研究消化三星堆和金沙文化,凝聚文化氣場,探索蜀人的文明根源,對歷史事實加以重構、加以詩化的結果。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廣漢,遺址出土了商代的青銅神樹、青銅立人像、青銅縱目人像、金杖等珍貴文物,詩人沒有對這些珍貴文物予以照相式的描摹,而是憑借想象重構了產生這些文物的遠古環境,其中融入了三星堆文物元素,形了長詩的九個場景。尤為巧妙的是,詩人并不限于對遠古自然與生活環境的重構,而且在每一場景的中間或最后,安排了類似歌曲的“副歌”,插進充滿當代生活氣息的意象,改變字體并用括號特別標出,與遠古環境相呼應,一下子拉近了遠古與當代的距離,體現了強烈的當代關懷和介入意識。
金沙遺址位于成都摸底河南岸,其文化特征與三星堆遺址一脈相承。龔學敏在成都的住宅就在金沙遺址博物館附近,這使他有機會深入考察太陽神鳥、青銅立人、十節玉琮等文物,進而被這些文物所震撼,從而產生寫出長詩,搞清蜀人血脈來源的愿望。《金沙》這首長詩分為八個章節,每節開頭先以一則諸如《山海經》《亡靈書》《羌戈大戰》《查姆》《薄伽梵歌》《詩經》等中外古代傳說中的詩文作為引子,繼而展示了蠶叢、魚鳧、望帝、開明等古蜀先王時代人們驅野獸、治洪水、興農桑的景象。詩中呈現了大量金沙文物意象,如太陽神鳥、青銅立人、玉琮、陶罐等,但與此同時又加入了拖拉機、電燈、鐵路、回鍋肉等現代意象,把二者融合在一起,形成跨越時空的意象組合。
《三星堆》與《金沙》是龔學敏對古蜀文明的精神考古,以三星堆和金沙文物為線索,融合歷史想象與當代生活意象,將文物轉化為承載情感的符號,既是對古蜀文化的致敬,也是對漢語詩歌溝通古今可能性的拓展,體現了詩人追尋文化之根的思索與努力。
比起《紙葵》來,《紫禁城》寫作時間要早一些。這部長詩由四川文藝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在寫作之前,龔學敏曾多次獨訪故宮,流連于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古代建筑群,徘徊于珍稀文物之間,經過長時間的現場考察與文獻追蹤,寫出了長詩《紫禁城》。詩中通過“午門”“龍椅”“三希堂”“銅獅”“云龍石階”等大量的宮廷符號,探討皇權、戰爭、宮斗、文化記憶的復雜性,實現了對歷史以及權力的詩性解構。例如《午門:頌朔》中:“門,一旦洞開。鋪天而來的是朝霞們景象中紅色的極致。/其實,城墻上那些冰涼的紅,正在浸透,廣場的腳印中/那些隱姓埋名的血液?!卑炎辖菍m墻的紅色與底層的受難者的血液聯系起來,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強權社會的本質。在《太和殿·龍椅》中所寫“龍需要終日涂抹……在黑夜看穿那些入睡的葵花”,則揭示出權力背后的孤獨與虛幻。神武門是紫禁城的后門,龔學敏在詩中這樣寫神武門:“他們說:關上吧。一切的一,就這樣輕輕地關上了。”以神武門的閉合隱喻一個朝代歷史的終結,舉重若輕,引人遐思。
龔學敏的史詩回應時代的重大課題,創作題材廣泛,不局限于文化尋根,也不局限于革命歷史傳統的再發現。在《鋼的城》中,他關注當代,聚焦于攀枝花這座工業城市的三線建設史,用詩性的語言觸摸工業建設的身體與靈魂,其主題始終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工業文明以及人類共同的生態命運等議題緊密相連,從而為我們這個時代完成了史詩性書寫。
第三,沖破集體命名對個人的遮蔽,在創作中強化自己的個性化色彩。進入1990年代和21世紀之后,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社會圍繞物質軸心的旋轉,給詩人帶來強大的精神壓力與生存壓力。作為社會的精英,詩人若想避免與流俗合流,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與人格獨立,就必須沖破集體命名對個人的遮蔽,在創作中強化自己的“個人”色彩,創造既與傳統文化潮流不同,又與其他詩人相異的一種個人獨特的話語世界。在古代史詩中,作者的身份往往是一個敘述者。而現代史詩則打破了這一格局,詩人不單是史實的敘述者,更要深深地介入到歷史事件之中,讓自我與史實融合在一起,讓自我與世界融合在一起,從中顯示自己的愛憎、評價,展示心靈中的自我搏斗,并在這一進程中實現自我超越,在敘述史實的同時也完成了詩人自我形象的構建。龔學敏經歷了這一過程,并在這一過程中寫出了獨具個人特色的現代史詩。
龔學敏的現代史詩最具思想光芒之處,就是他跳出了傳統敘事的框架,強調史詩不是對歷史的簡單復述,而是一種融合了個人生命體驗、現代詩歌技藝和深刻時代關懷的詩性重構,在精心打造的意象世界中融入豐富的哲理心理內涵。龔學敏革命歷史題材的長詩寫作,在1990年代寫出了《長征》,進入21世紀以后寫出了《白雪與挽歌》。關于后者,龔學敏曾有這樣的自述:“這些年我讀了很多關于東北,關于東北抗戰的書籍,收集了很多的資料。在此基礎上,2024年初開始動筆,現在已經定稿了13首寫抗聯烈士的小長詩,有些已經公開發表,還有不多的幾首,完成后計劃出一本新的詩集,書名暫定為《白雪與挽歌》。有朋友說,你寫的是不是正能量題材?我說,一個民族刻骨銘心的痛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比如趙一曼,比如趙尚志。某種程度上講,這些被日本侵略者殘酷殺害的英烈,我們這個時代對他們的書寫,不管是量也好,質也好,都是不夠的,我們對不起他們的犧牲。”這段在寫作過程中說的話,袒露了詩人的初心,他要用詩歌為英烈立傳,為他們豎起一座文字的紀念碑。2025年《白雪與挽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了小長詩15首。這些詩歌中所寫的抗日英烈如趙一曼、趙尚志、楊靖宇等感人的事跡,以及八女投江的故事,對許多讀者來說已是耳熟能詳,那么這些英雄人物該怎樣寫,是對詩人的巨大考驗?!栋籽┡c挽歌》的15首詩,以英烈的名字作為詩的題目,立意十分明顯,這些閃閃發光的名字本身就是詩,任何形容詞再加上去也顯得蒼白無力。每首詩的前面有烈士的一段小傳,文字精短,如碑文般令讀者仰視。詩歌的正文則在一片想象的天空中展開,像《趙一曼》,以“天際線上奔跑的白馬”作為烈士英靈的象征,突兀而起,閃爍著強烈的光芒,奇特、耀眼;像《八女投江》,以“八只鳥鳴的針”“八只在密林中的鴿子”“八只花朵的旗幟”“八道凜然的堤壩”“八顆星宿”等一連串的意象,構成博喻,展示了八位烈士英靈的不同側面,詩的結尾:“把自己縫制成八只鳥展翅的姿勢,種在地上/遍地鳥鳴,唯有雕像是大地長出的豐饒”,則明確點出這首詩是為八位烈士鐫刻的不朽的紀念碑。這樣的寫法,既彰顯了英烈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又融入了詩人自己的個性與真情。
龔學敏是深諳詩歌創作藝術規律的詩人,他意識到,優秀的長詩總是要有思辨的精神,要有哲學的深度,但是又不能像思想家、哲學家那樣直說。龔學敏在一次訪談中曾說:“我常和寫詩的朋友聊,感謝新詩,是隱喻和象征,讓我們對世界和人生有了更復雜的理解?!贝送?,龔學敏詩集《四川在上》的代序《有一種寬叫作把水切薄》中也有這樣的話:“幾十年下來,詩歌慢慢成了我認識置身的這個世界,包括人生的一種工具,或者一種角度。隱喻、象征、通感,甚至密碼,是我用詩歌和之外的存在達成的一種默契。”這些話集中透露了他的創作主張,他的詩歌藝術大廈是建筑在隱喻、象征、通感等現代藝術手法的基礎上的。這使他擺脫了浪漫派的直抒胸臆,也擺脫了枯燥的議論與說教。他的史詩不是按編年的順序展覽史實,而是從歷史時空中提煉出一個個新鮮、獨特的意象,諸如《長征》中“八角帽上紅色的星星”、諸如《趙一曼》中“天際線上奔跑的白馬”、諸如《楊靖宇 》中“受傷的蒼鷹”……這些意象本身就是神奇的、靈動的,再加上巧妙的意象組合,意象與意象之間的運動與碰撞,便營造出了奇特的深邃的詩意空間,達到了思之美、象之美與境之美的統一。
龔學敏的現代史詩的個性化色彩還特別表現在他的陌生化的表達方式上。陌生化理論是由俄國形式主義評論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他認為,日常生活的重復使我們對外界的感知變得自動化、習慣化,也使語言“石化”了。而藝術的使命,就是打破這種自動化,通過創造性地扭曲和變形語言,延長和加強感知的難度與時間,從而恢復我們對生活的鮮活體驗。陌生化的目的,不是炫技,而是“還原”,簡單來說,就是把熟悉的變得陌生,讓尋常事物煥發新的光芒。龔學敏實現“陌生化”的手法主要就是在詞語層面上,打破常規的語法和語義規則,創造出新的組合。諸如:“霰彈的花朵,已經把我招搖成/最后一面旗幟,一個被釘在墻壁上的/動詞”,這是龔學敏的詩集《瀕臨》中《金錢豹》一詩的結尾。全詩的展開基于開頭的小序:“1970年代,縣供銷社收購站墻上一直掛著一張從農民手里收購來的金錢豹皮”。結尾這幾行,把射殺動物的子彈說成“花朵”,把遇害的動物說成“旗幟”,把掛在墻上的豹皮說成“動詞”,造成強烈的反諷,表達了對殘害野生動物的零容忍與強烈的憤慨。還有《三星堆》開頭被讀者認為“燒腦”的句子:“石頭蓬勃的羽毛/在岷山的乳汁中啼叫。飲下一棵樹,/樹的魂魄流向空氣被拋光時的,/眼睛”。短短的幾行詩,通過詞性活用,通過矛盾修辭,通過無關意象的強行組合,營造出一種遠古時代岷山地區神奇的景象,這景象投射在讀者的頭腦中,因人而異,有確感而無確解,可意會而不可言傳。這樣的寫法盡管遭到“燒腦”的批評,但龔學敏卻堅持著,他說:“必須寫時代,寫自己的內心。不管‘燒腦’與否,唯有這樣的寫作才是有效的,否則就是偽詩,假詩。”
當然,龔學敏這種陌生化的書寫,代價也是很大的,那就是失去了不少讀者。不過作為一位堅定地在現代詩道路上行進的詩人,他相信艾略特的關于詩人與讀者關系的論述:“詩人在他那個時代是否擁有很多讀者,這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每一代人中都至少擁有一個規模不大的諸者群?!疑踔烈M一步強調我的首要觀點,我認為假如一個詩人很快就贏了大量讀者,那倒是一個相當可疑的情況:因它會使我們擔心這位詩人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新東西,他給予人們的不過是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也就是他們已經從前一代詩人那里得到過的東西。但是詩人在他那個時代應該適當地擁有少量讀者,這是很重要的:永遠應當有少數能鑒賞詩的先行者,他們獨立,并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他們自己的時代,或者隨時準備比常人更快地吸收新異的事物?!睆淖鳛榫⒌脑娙私嵌瓤矗蕴卣f的不無道理。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詩人完全不考慮讀者的接受問題,是不現實的。因此,在堅持詩歌的先鋒性與讀者的可接受性之間,如何把握一種合適的分寸,這恐怕是龔學敏還需要妥善解決的一個問題。
龔學敏說,“我們正身處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的寫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并且,不僅僅局限于詩歌本身?!睒嫿ìF代史詩,是20世紀中國知識精英的渴望,也是龔學敏的夢想。如今我要說,為了這個夢想,龔學敏一直在努力,他可以無愧于心了。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1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