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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被看見的對象”到“被理解的主體” ——淺談原創圖畫書的現實主義精神
來源:文藝報 | 呂 蘭  2026年02月09日09:04

圖畫書是一種以文圖結合為基本特征的藝術形式。一般認為,2008年前后是中國原創圖畫書進入新一輪發展階段的重要起點。十余年來,本土圖畫書創作在題材選擇、表達方式與審美取向上不斷深化,其原創性的逐步增強,與對現實主義精神的持續探索密切相關。

相較于兒童小說、童話等文體,圖畫書在中國真正形成規模化創作與接受的時間較晚,其發展已置身于中國文學現實主義觀念多次演進之后,占據著反思性的表達立場。與此同時,得益于圖畫書的多模態特性,其在視覺、敘事與情感層面的協同運作,使兒童讀者在感知與理解現實經驗時,能夠形成更具整體性的心理認知。因此,圖畫書所呈現出的現實主義精神,并不局限于現實題材本身,而是一種源自現實、指向現實的兒童性表達立場。此立場強調真實、同情與關懷,以及現實經驗的可感知性、可承受性和可遷移性。

日常的現實如何進入兒童經驗

現實主義在圖畫書中的新質,首先體現為一種以地方性和感官經驗為起點的現實理解路徑。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圖畫書為故事設置明確的發生地,這種在地性的強化并未削弱想象力,反而為故事提供了更為穩固的現實根基,使人們認識到兒童的情感體驗與具體生活世界的牢固聯系。這一趨勢對兒童讀者來說,有利于將他們的閱讀感知與真實的社會空間連接起來,在連續的視覺呈現中感受深植于地方文化的童年精神氣質,逐步認識現實的多樣性。例如,《爸爸的茶園在山頂》(徐斌著、俞寅繪,2023年)通過采茶時指尖的黏痛、午間泉水的清冽等感官細節,呈現出山地勞動中堅韌而舒展的生命節奏;《喀什尋喵跡》(查璇著/繪,2024年)則借由巴扎的煙火氣與即興歌舞,營造出松弛而熱忱的古城人文氛圍。這些作品呈現的,并不是對現實環境的簡單再現,而是一種以兒童性為核心視點的生活感受。

地方性與感官經驗奠定了兒童現實理解基礎,圖畫書的視覺敘事結構則能更好地參與對復雜現實的整體書寫。因為相較于以情節推進為主的敘事,圖畫書更強調空間關系與時間秩序的可視化呈現,通過畫面并置、翻頁展示與節奏安排,使兒童在閱讀過程中逐步理解自然、社會與歷史進程之間的關聯。邱承宗的生態繪本以空間剖面的方式呈現自然系統的內在結構,《盤中餐》(于虹呈著/繪,2016年)通過物候時序的展開,將日常飲食置入更長的自然與勞動鏈條之中,二者均顯示出圖畫書在宏觀結構與微觀經驗之間進行視覺轉換的能力。從新疆皮勒村的地方生活敘事(《駝背上的夢想》,舒春著、劉向偉繪,2023年),到深圳小漁村的時代變遷書寫(《大船》,黃小衡著、貴圖子繪,2019年),再到毛烏素沙漠治理圖景(《綠色的毛烏素》,段雪飛著/繪,2022年),這些作品通過空間變遷與視角并置,將個體生活置于時代進程之中加以觀照,使兒童在差異性的生活經驗中感知世界的共在狀態。

在感官經驗與視覺敘事的共同作用下,圖畫書還通過獨特的文本設計,參與兒童對現實邏輯的理解過程。圖畫書往往通過翻頁所帶來的懸念和反轉,使兒童在閱讀過程中逐步體會現實中的真假事件和他者處境,從而在情感參與中理解生活的復雜性。例如,《牛言·蜚語》(許蠶原作、奇偉改編/繪,2022年)通過視角顛倒與雙重結局的設置,引導兒童意識到單一敘述并不能窮盡事實真相,使兒童在反復閱讀中主動思考現實表象之下的多種可能。在《小丑·兔子·魔術師》(林秀穗著、廖健宏繪,2018年)多線交匯式的時空書寫中,兒童需在視覺選擇與關系判斷中理解現實。《這里,那里》(盧心遠著/繪,2022年)通過可并行閱讀的頁面結構,將不同人生經驗并置于同一敘事空間之中,鼓勵兒童尊重、理解他者的經驗。由此,圖畫書通過頁面設置建構的開放性敘事,不僅拓展了兒童理解現實的路徑,也使現實世界的多樣性在閱讀過程中逐步顯現,讓其可感知、可理解。

沉重的現實如何以可承受的方式講述

明晰了圖畫書的藝術特性對日常現實經驗的適應、轉化后,如何在現實主義精神指導下讓圖畫書承載兒童經驗便成為關鍵問題。圖畫書主要面向幼兒和學齡兒童,意味著它需要觸及更早的、更難用語言表達自我的生命階段。那么如何呈現這些年齡段的孩子面臨的一些在情感上難以承受、在敘事上不易展開的現實議題,如失落、創傷等處境?

作為一種常被置于“睡前閱讀”情境中的文本,圖畫書原本攜帶著溫暖、撫慰與想象性的情感基調。因此,當它在有限篇幅中直面生活的艱難與不完滿時,往往并不強化沖突,而是通過語圖敘述空白中幽默感的衍生和情感克制,使現實以一種可承受的方式進入兒童經驗。《我和我的腳踏車》(葉安德著/繪,2011年)并未正面放大貧窮帶來的失落,而是通過孩子對母親處境的理解以及“神燈許愿”中略帶黑色幽默的天真想象,讓失望被包裹在成長的收獲感之中。翻頁的空白設計可以創造“隱喻”的效果,《小黑雞》(于虹呈著/繪,2019年)中雞的家人被吃掉的殘酷事實,是通過貓的頁面行動軌跡和空白來呈現的,文字中“找不見了”標示空白暗示的恐懼和危險。一些具有成熟兒童小說創作經驗的作家加盟,則催生出如《麻雀》(梅子涵著、滿濤繪,2015年)、《桃花魚婆婆》(彭學軍著、馬鵬浩繪,2017年)、《烏鴉眼》(曹文軒著、任保海繪,2024年)等深具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一方面,這種創作趨勢使圖畫書的文字在敘事層次上更為深厚,承擔著現實的張力;另一方面,帶來了情感基調的變化,促成了獨具風格的視覺傳達。

在現實以可承受的方式進入兒童經驗之后,圖畫書需要面對的,便不僅是個體困境的呈現,而是兒童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處境。這一表現難題在于兒童弱勢地位、心理創傷與殘障、留守等邊緣身份的疊加,成人創作者需要建構一種可信、可靠的倫理立場,并能將其轉化為普通讀者可感知的情感體驗。《父親的月光》(羅榕榕著/繪,2024年)正是通過月亮這一美感的存在,讓天生殘疾的男孩醒悟自身的存在,并賦予讀者希望。《青蛙小王子》(劉清彥著、六十九繪,2020年)則在童話結構中引入妥瑞氏綜合征兒童的形象,使“特殊性”得以進入熟悉的敘事框架。相較于文字符號,視覺形象可直接呈現心理狀態與行為姿態,而審美化呈現可以喚起讀者的愉悅,從而實現兒童的身份議題從“被看見的對象”深化為“可被理解的主體”。

圖畫書也發揮注重細節的長處,通過“物”的敘事視角表達宏闊的時代情緒。《電線桿去哪兒了?》(李含著/繪,2024年)以電線桿的第一人稱自述串聯起城市現代化的景觀,畫面以冷靜克制的風格呈現電線桿的變化,而文字則賦予這一“無生命之物”以溫和、樸素的情感色彩。電線桿從被需要、被依賴,到被忽視、被替代,其“消失”并非突發事件,而是技術更新的結果。通過這種借物抒情的文圖關系,作品避免了對社會變遷的抽象論述,而是在告別與沉默中喚起一種含蓄而深遠的時代情緒。可見,圖畫書憑借多模態藝術特征在物質的現實書寫上拓進,獲得更豐富的介入現實的途徑。

走向世界的現實主義精神

如果圖畫書能夠講好日常與沉重的現實,便自然具備了跨文化接受的可能性。換言之,原創圖畫書在現實主義精神上的成熟,使其不再依附于特定文化符號的解釋,而是以兒童經驗為中介進入跨文化理解的結構之中。在更大的價值尺度中審視現實主義精神,有助于我們總結可遷移的創作經驗。

現實主義精神的辯證性在于,高度在地的生活細節,恰恰最容易被跨文化理解。原創圖畫書對市民街景的持續書寫,正體現了這一點。一方面,街景、集市等題材高度契合圖畫書以情景認知為核心的藝術特征;另一方面,這類視覺書寫又延續了中國傳統風俗畫的現實主義傾向。以周翔的《荷花鎮的早市》(2006年)為代表,這類作品通過對食物、器物、服飾、職業與建筑的密集呈現,在畫面關系中自然勾連起生產方式、社會結構與人際秩序,是一種社會縮影。在此基礎上,市民街景的書寫不斷向當代生活延展。《西西》(蕭袤著,李春苗、張彥紅繪,2008年)“密集地”表現當代兒童游戲的情態;《你看見喜鵲了嗎?》(戴蕓著、郁蓉繪,2023年)通過長卷式的歷史想象,使中國兒童形象被重新觀看。因為集市、街景可以容納兒童身體及氣味、聲音等感知,這些構成了兒童經驗中最具通感性的現實形態。《翼娃子》(劉洵著/繪,2017年)、《我和爸爸逛巴扎》(周翔著/繪,2023年)等諸多作品也是如此喚起兒童對現實環境的整體感知,表明中國原創圖畫書創作已進行了有效的經驗總結。

這些源于具體生活場域的經驗,即便脫離原有文化語境,仍可在新的社會環境中被重新凝練,并在代際差異與文化調適中持續彰顯現實主義精神。華裔創作者的圖畫書為此提供了有力驗證。在《西洋菜》(陳郁如著、陳振盼繪,阿甲譯,2021年)中,孩子最初無法理解父母關于貧困與節儉的記憶,也難以承受異樣目光帶來的心理壓力,但隨著家族歷史被逐步講述,日常飲食轉化為理解他者處境的入口,從而重建起親代之間的情感聯系。類似的作品還有《午餐盒里的中國味道》(少君著/繪,小奇譯,2026年),二者都將食物作為連接兩代人家庭記憶、移民經驗與兒童當下生活的情感觸點。在此,食物并非文化符號的簡單展示,而是一種可被兒童身體感知、可被反復體驗的現實媒介。

可見,現實主義精神融入圖畫書后,賦予了現實經驗可感知性、可承受性與可遷移性,并創造出具有原創力的精神標識,進一步助推原創圖畫書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舞臺。

[作者系蘭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22&ZD27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