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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之書——畀愚長篇新作《云頭艷》讀札
來源:收獲(微信公眾號) | 季進步  2023年03月06日08:52
關鍵詞:《云頭艷》

畀愚的寫作始于1999年,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時間。這二十年中,看似波瀾不驚的當代文壇,其實從未止息它的探索與奔涌,各種潮流變幻不定,尤其是近年從非虛構寫作到小說革命,從東北文藝復興到新南方寫作,種種命名讓人應接不暇。相比起文壇的潮起潮落,畀愚這二十年倒是專心致志只做兩件事:十年寫當代,十年寫民國。他的寫作不唯速度,不追風潮,依然保持著小鎮青年對文學的一顆赤子之心。去年電視劇《叛逆者》熱播,人們才注意到,原作者畀愚已經走過了二十年的寫作道路。《叛逆者》《江河東流》不過是他這十年里切入歷史、演繹革命的嘗試,代表的是他所理解的“媒介融合”的實踐。

其實畀愚的創作是以書寫小鎮故事起步的,這儼然是七零后作家的典型操作,以徐則臣、魯敏、盛可以等人為代表的七零后作家,每每集中筆力寫小鎮青年如何沖破重圍、出走成長的故事。無論是得意,還是失意,他們的望鄉姿態,總是投射出社會變遷之下個體不得不然的無奈和彷徨。就畀愚而言,也許他無形的負累更重。他出生于浙東北的嘉善,和現代文學之父魯迅算得上半個同鄉。當年魯迅也經歷了出走——回歸——再出走的循環,只是昔日的S城或魯鎮和如今的江浙鄉鎮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經濟大潮之下,這里不是太過愚昧封建,而是過于精明市儈,各種作奸犯科、爾虞我詐,外加雞毛蒜皮、世態炎涼,畀愚筆下的種種現實,是魯迅當年根本無從想象的。無論如何,相隔大半個世紀的兩位作家不滿現狀,懷抱著熱愛,有意揭露和批判的用心是相通的。

在鄉土或鄉鎮小說的傳統里,畀愚心無旁騖,專心試煉寫實主義的能量。相比起莫言寫東北高密、蘇童寫楓楊樹故鄉、王安憶寫上海的多變風格,畀愚寫嘉善或曰斜塘,總是在現實主義的法則之中尋求它歷久彌新的可能。他所寫的往往是經濟浪潮下凡夫俗子的故事,是上海、杭州這些繁華都市周邊的小鎮歷史,是一種城郊的現代性或后現代性。所以,與其他作家完全轉向都會或者其對立面的鄉村不同,畀愚找到了一個特別的觀察和書寫位置,即嘉善/斜塘這樣的衛星城鎮,這些衛星城鎮所發生的一切,最直接地見證了現代性如何層層卷動周遭的一切,呈現出一種不好不壞、不土不洋的曖昧形象。

一

《云頭艷》是畀愚的長篇新作,他在這部作品中,把衛星城鎮的現代性做了更進一步的發揮。衛星城鎮里走出的青年,一路游走,從上海到香港,從墨爾本到洛杉磯,已經完全國際化了。畀愚對他的斜塘一往而深,故事的主人翁婉豆正是從這里走出來的鄰家少女。她情竇初開,就遇到天才數學家的追求,但是愛到濃時,這位天才竟然突現殺意,少女拼命掙扎,才得自保。雖然天才之死以溺亡而非他殺結案,但也因此給她帶來心病,午夜夢回之際,每每有溺水窒息的感受,不斷被過去牢牢牽扯。以后她進入商場打拼,似乎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她依舊遇人不淑。她的客戶也是她未來的丈夫錢新榮,其實是游走于黑白兩道殺人不見血的魔頭。最后她出于某種不明的動機,大義滅親,見證了“正義”的聲張。

乍讀之下,這樣的故事當然具備了所謂“偵探驚悚片”(detective thriller)的特質:曲折離奇的情節,以及懸疑真相的逐層解開。這類影片借著纏繞的線索,正義的使者層層推理,說明其中的巧妙關聯,最終走向真相大白。這種驚悚片式的寫法,也許得益于畀愚這些年與影視界的合作,《叛逆者》叫座又叫好,當然離不開情節的跌宕起伏,環環相扣。同樣,《云頭艷》的情節,也是反轉、反轉再反轉,不知伊于胡底的深淵或者秘密,始終吸引著讀者的好奇心。但是,如果只看到小說的“驚悚片”的特質,滿足于閱讀的快感,那可能完全低估了作為作家的畀愚的創作野心。在曲折離奇的故事背后,畀愚其實寫出了一種資本主義的考古學。不倫、仇殺、金錢的種種糾葛,既讓人直面無意識深處扭曲的欲望和幻想,也說明資本主義的象征世界如何危機四伏。

對于資本的發跡史,馬克思、恩格斯早有論斷,畀愚對此一定不會陌生。早期的資本家借著殖民圈地和資本積累,將罪惡的魔爪伸向世界的每個角落,以至于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第87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小鎮青年錢新榮憑著一己之力游過了太浦河,在香港立足,在澳洲做大,以后時來運轉,更是在上海開疆拓土,大興土木。他的兩任老婆乃至事業上的合作者,都是他成功的墊腳石。這些人的生命,在錢新榮成功的道路上,根本不值一提。他溫文爾雅的外表下,卻是為了資本擴大而冷酷無情的心,幾次奪人性命,都是異常冷靜,毫不手軟。“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樣的指認用在他身上,一點也不為過。錢新榮的故事也再次說明,資本的發展其實順著文明移動的方向而伺機展開,全球一體,無一例外。

但是,畀愚的小說畢竟不是社會學或歷史學的教程,它當然有自己的用心。我們注意到,錢新榮起家的手段除了已經無用武之地的盜墓,更關鍵的是制瓷。因為制瓷,他懂得文物鑒賞,在墨爾本從事古董的販賣活動。他為了商業上的成功,不惜鋌而走險,多年后因果輪回,最終自掘墳墓。在自己建樓招商的工地上,將若干年前的一次盜墓行為以及一樁命案大白于天下。故事由此急轉直下,他試圖再次殺人滅口,息事寧人,但是大勢已去,他已無力回天。小說的最后,他自覺再也無可遁逃,竟將自己送進瓷窯,粉身碎骨。這些骨灰“如果用它們來作花肥,能使花朵更加艷麗,花枝更加茁壯;如果把它們摻進瓷土里,燒出來的器皿會更加的晶瑩、細膩與堅硬——這種不斷改良的瓷器曾經一度風靡市場,它有個簡單而直接的名字,就叫骨瓷。”(《云頭艷》)小說中連續死去的胡衛東、姬仲偉、錢新榮等人,都被物盡其用,骨灰摻入陶土,拉坯煅燒,成為熠熠發光的骨瓷,供奉在往生殿里。畀愚的用意于焉浮現。這些瓷器,表面光鮮,但都牽連著欲望、爭奪和兇殺。我們常常有暴力美學的提法,強調的不過是一種畸形的嗜血的審美,而畀愚這樣的陶制之法,卻在瓷器表面的精美之下,直逼美的本質或基底,大有超拔暴力美學的意義。正是基于種種兇殺犯罪,小說中的瓷器的光澤才越發的誘人明艷。

我們由此聯想到另外兩位作家所作的示范。一位是臺灣的李渝,一位是黑龍江的遲子建。若干年前,李渝曾經發揮南唐畫家趙幹《江行初雪》的畫意,寫出同名短篇。李渝聚焦玄江菩薩的身世,揭開三段血腥殘暴的故事,說明藝術的美或許只有在真空中才是永恒的,一旦回歸到現實污濁的世界,這樣的美不過是欲望的投射、暴虐的化身。遲子建的新作《白釉黑花罐和碑橋》則從宋徽宗的藝術追求說起,靖康之變后,宋徽宗被囚禁于東北,意識到自己返鄉無望,竟異想天開地決定將脫落的牙齒研磨成末摻入陶土,做成瓷器。他希望借著物的流傳而有機會落葉歸根。宋徽宗此舉實屬無奈,但是卻揭示了美丑、剛柔、輕重不過在于我們如何情景化地權衡取舍。

參閱拙作:《至柔與至剛的辯證法——遲子建新作〈白釉黑花罐與碑橋〉讀札》,即將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就立意而言,《云頭艷》更近于李渝。兩篇小說都在說明,精致的藝術毋寧是暴力的產物,抽空了歷史來看“物”,我們總是容易被表象所迷惑。經濟的發展、資本的誘惑帶著我們滾滾向前,可是追根究底,欲望的怪獸也在其中時時出沒,有時甚至成為藝術本身。在藝術的外衣下,各種欲望得以寄生滋長,甚至反客為主。如果說遲子建筆下的故事,更多的是那種正向的、有情的寄托,那畀愚或李渝對世界的看法,則更為冷峻徹底。

二

配合著這種資本的考古學,畀愚也同步發展出一套敘事的方法。論者早已經指出,畀愚善于動用反諷的手法,寫出沒有風景的風景,沒有歷史的歷史。

參閱楊慶祥:《畀愚〈江河東流〉:寫作的“有”和“沒有”》,http://www.plccw.com/n1/2019/0627/c404030-31198440.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閱讀《云頭艷》,我們很享受閱讀的快感,小說以復雜的情節帶動敘事快速展開,以至于難有片刻的休整去營造渲染什么如詩如畫的場景。如畫的風景缺席,不外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現實世界的欲望暗流涌動,泥沙俱下,并沒有所謂的風景值得書寫,即使有所謂的風景,也因為人為欲望的摻雜,而破壞了風景之美;二是小說層層疊疊反轉再反轉的情節設計,與影像敘事頗有相同之處,其目的在于吸引眼球,而不是引起賞析。畀愚如何在這樣的敘事中掌握主動權,有效傳達自己對欲望世界的反思和批判,這或許才應該是我們思考的方向。一方面,這種快節奏的生活,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或縮影,畀愚的寫作其實是遵從現實的表現,本質上也是一種寫實;但另一方面,又必須警惕這種將快節奏生活視為純粹風景的主張,以免對現實產生一種本來如此的錯覺。換句話說,與其說畀愚小說是風景的缺席,不如說畀愚對風景的看法持一種保守的態度。轉瞬即逝的瞬時經驗,可能并不符合畀愚心中對美典意象的憧憬,這種被現代主義者所頌揚的快節奏,也許是一種人為的拜物教,是商品大潮下的失心瘋。

畀愚小說的反諷在這個意義上漸漸浮現出來。反諷的本質是非此非彼,它的功能在于提示我們事物的多面性和曖昧性,包含是與非兩個方面的可能或不可能。正如上述所說的小說中的制瓷,它以人體骨灰制成,通體透亮,當然是嚴格意義上的骨瓷,但是,如此暴力的制瓷,顯然又使它脫離了藝術審美的范疇,而具有恐怖的性質。以這種似是而非的眼光來看,小說中的很多人物或設計都有這樣的特征。正義的警察也會好賭,英勇的殉職不過是掩蓋的自殺,莊嚴的寺廟竟然是藏污納垢的所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小說中最大的反諷,莫過于錢新榮在衣錦還鄉大展宏圖之際,竟意外掘開昔日拼命遮蓋的罪行,令自己陷入僵局。這不禁讓我們聯想起“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這句名言。錢新榮真是白手起家,昔日的無產者挖開了舊社會的墳墓,從此做強做大,可錢新榮哪里還是無產者,他投機倒賣、融資洗錢,早已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家,走的是自掘墳墓的道路。在小說的最后,錢新榮走向自己建造的爐窯,自食惡果,達到了反諷的高潮。當然,我們還知道,錢新榮覆滅的關鍵,其實是婉豆將昔日錢新榮犯罪的影像公諸于眾。她明知此人疑點重重,仍然選擇了與他在一起,甚至懷孕生子。眼見事情敗露,她又悄悄地將影像資料傳送給身為警察的昔日男友林小都,這是落井下石,坐享其成?還是要迎難而上,大義滅親?小說由此再次顯示出它的曖昧性。其實,像婉豆這樣的有心人,現實中大概不在少數。她手握證據,是要自保或是想上位?甚至出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戲碼?這顆豌豆如此開花結果,真是讓人匪夷所思。如果再進一步細想,畀愚所寫人性之惡,最大的反諷也許還不是來自錢新榮、婉豆這些行動派,而是冷眼旁觀的老金。他才是始作俑者,錢新榮的手藝即得自他的真傳,而金枝的死亡也是他一手造成。如今他看似金盆洗手,遁入紅塵,卻洞若觀火,對一切殺人越貨的勾當了如指掌,放任自流,甚至縱容事態發展,最后幫忙收拾殘局。這到底是佛教的看破放下,還是人心的麻木冷血?

如果我們從哲學層面再作發揮,畀愚所擅長的這種反諷藝術,其實不只是敘事上的手段而已。畀愚揭開人的矛盾面、陰陽面,除了說明人心叵測的古訓,也許也回應了張灝先生有關“幽暗意識”的提法

參閱張灝:《幽暗意識的形成與反思》,見張灝《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幽暗之所在,遍布宇宙人生,對這種道德上的缺陷或者邪惡,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予以管控和疏導,才能保證民主與文明社會的正常運轉。某種意義上,畀愚未必對經濟主導下的資本社會充滿撻伐和悲觀情緒,正是借著反諷來揭開人性中欲望的幽暗,我們似乎才能如張灝所言,求得社會有序發展的可能。不破不立,正是幽暗意識的關鍵所在。唯有正面突破,我們才理解幽暗的價值所在,是要求我們因勢利導,而不是被它壓倒。幽暗意識,不僅意味著意識到幽暗,更有對幽暗的管控。因此,畀愚事實上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大哉問,即認清了人和現實的不堪、不義之后,我們應該如何自處以及與世界對話。由此一來,婉豆的形象似乎又有了弦外之音。她看清了一切,還義無反顧地投入,“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魯迅:《準風月談·夜頌》,《魯迅全集》(第5卷),第19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看見一切黑,卻又理解這黑的意義所在,甚至與黑同在,這或許正是幽暗意識的最佳代表。

三

貫穿全書,我們看到幽暗的根本是每個人都有無法壓抑的欲望,其極致處已經上升為一種不可思議的我執。這種欲望或我執也分正反兩種路向:兩位警察——路天明、林小都,當然代表了欲望或我執正面的發展,前者為勘破殺妻疑案,竟做起小區保安,經年累月,察言觀色,最終讓兇手伏法,而后者同樣將私情和公事混為一談,冒著生命危險,走訪跟蹤,最終讓真相大白。與此相對,錢新榮、姬仲偉、婉豆、老金等人的行為,則代表了欲望或我執反面的發展,都被欲望所裹挾,完全成為欲望的俘虜。從本質上說,《云頭艷》是一本徹徹底底的欲望之書,正正反反,無人例外。小說中的人物,或控制,或突圍,或追求,或掩飾,或茍且,或憧憬,每個人都在欲望的漩渦里打轉。無論是社會現實,還是家庭感情,都籠罩著令人壓抑的氛圍,一如畀愚在小說中所反復渲染的那個溺水場景:“只要一閉上眼睛,又像掉進了那個漆黑的水底。她透不過氣來,叫不出聲來,想用力地劃,拼命地蹬,但手腳卻被許多無形的藤蔓纏住,只能一下勁地往下沉。然而,那漆黑的水底就像個沒有窮盡的深淵。”(《云頭艷》)但是,畀愚不是徹底的悲觀論者,婉豆誕下的那個男嬰,取名為“錢易均”,似乎代表了黑暗中微暗的火,未來希望的光,這或許是在暗示未來大同社會里,財富平均的理想時刻?或者是說,即使到了最后,我們仍無法和金錢脫鉤,需要面對這個歷史留給我們的難題?

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帶出了某種宗教意味。這種宗教是一種世俗的拜物教,以金錢是尚,以利益為準繩,欲望就是其教主。馬克斯·韋伯早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就曾提出:在貪婪的物欲橫流之前,其實存在過一種清教徒式的精神追求。這種禁欲的宗教,正是資本主義發生的關鍵。人們自審、自知、自明,過著理性克制的生活,他們并不仇恨財富,而是鄙視享樂。因此,努力工作成為他們的天職和救贖。但是,后來人們不僅認為對財富的追求是正當的,就連剝削工人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剝削從形式上要求工人努力工作,而不是沉迷享樂,這符合它資本主義起源時的實踐原則。資本主義最終和宗教脫鉤,變成了赤裸裸的欲望和拜物。

參閱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蘇國勛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云頭艷》里的蕓蕓眾生,追名逐利,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這當然是所謂“新教倫理”異化的一種表現。但是,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未必適用中國語境,尤其是當下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有著云泥之別。不過,不同社會制度和歷史階段中,經濟發展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放縱欲望、拜物異化的現象,又有相通之處。它們同樣放棄了美德和操守,失去了對于自審的敬畏。小說中的錢新榮、老金之流,不僅沒有自審,而且還有意地壓抑過去,遮蔽歷史,以此獲得所謂的成功或超脫。因此,我們不妨放大一點來說,某種意義上,《云頭艷》到最后已演變成為一則關于過去的寓言,一種時間的倫理學。每個人都力圖擺脫過去,或者揭開歷史,但是時間總是狡黠地或藏或現,在該遮蔽處暴露,在該暴露處遮蔽,彰顯出小說人物在時間面前的渺小和荒唐。

小說中的每個人都有苦衷,都有幽暗的過去需要面對和處理。婉豆、錢新榮等身系命案,避無可避,即使不是在現實中曝光,也是在睡夢中煎熬。路天明、林小都則有意揭開過往,但時地轉換,依舊無法脫身,被歷史牢牢困住。在時間的城堡里,人人都想超拔逃逸,但最終仍是困在其中,無所遁逃,這正是一種時間的倫理學。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更無所謂的將來。現代性的叩問之一,就是如何處理歷史,而不僅僅是面對當下。這再次讓我們想起本雅明闡述保羅·克利的名作《新天使》的那段經典名言,這幅畫“畫的是一個天使看上去正要從他入神地注視的事物旁離去。他凝視著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張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尸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見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第270頁,北京:三聯書店,2008。

在小說的最后,一切歸位,生活似乎重歸正常,年幼的孩童幻想著有一天到遙遠的地方尋找爸爸。但是,那個未來,是否完全擺脫了過去,告別了一切罪惡?是本雅明式的“進步”,還是赫胥黎式的“美麗新世界”?畀愚不置一詞,留給讀者慢慢思考。賀鑄《吳門柳·游仙詠》詞云“好月為人重破暝,云頭艷艷開金餅”,一切景象都如此完美,但別忘了這首詞的起句還有一句“錢湖門外非塵境”。一旦回到現實塵世,紅塵滾滾之下,《云頭艷》的故事依然沒有終結,也不會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