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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鄢莉、畀愚:從江南小鎮走向歷史深處
來源:“長江文藝”微信公眾號 | 鄢莉 畀愚  2021年06月04日07:51

在創作中把什么樣的人

植根到什么樣的地方很重要

?鄢莉:

畀愚老師您好,非常高興和您進行這樣一次訪談。我個人最初認識您是在刊物上,當時一下子就記住了“畀愚”這個名字。每當我看到這兩個結構穩定到笨拙的漢字,總忍不住會去猜想,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一個“大智若愚”的作家?后來第一次見到您本人是在我社2018年秋舉辦的“著名作家看湖北”活動中,您給我的印象正如名字一樣,是沉穩持重、大氣莊嚴的,只有在您開口發言時,從言語中透露的江浙口音和儒雅談吐,讓我發現了您江南才子的含蓄和隱秀。雖然您曾經說過,成長的地域對您沒什么影響,但評論家們總喜歡說您是“江南才子式”的寫作。您同意這個評價嗎?能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創作經歷嗎?

?畀愚:

謝謝小莉!2018年的湖北之行非常愉快,獲益良多!

我真不知道江南才子式的寫作是種什么樣的寫作。我想,評論家朋友們之所以這樣說,可能是在調侃我在這條路上還不夠努力吧。事實上,我應該算是那種野蠻生長的寫作者,沒有受過那種院校式的文學訓練,也沒多少以前寫作者常有的退稿經歷,基本上是看了一些別人的作品后,覺得自己也能夠寫,于是就寫了。

記得當初是給自己定過個期限的,專心寫作兩年,沒能發表就放棄。好在老天厚愛,第二年就開始在期刊上發了。我記得,當年《上海文學》一年中給我發過五個中短篇,可以說是史無前例,讓我一下從小鎮青年成了青年作家。當年他們的主編是蔡翔,我的責編是金宇澄。我還記得跟金老師第一次見面,他說,你是可以吃寫小說這碗飯的……哈哈,金老師果然是高人。

?鄢莉:

“水鄉就是水的故鄉,一塊巴掌大的地方,橫三豎四地纏著七條河。所有的建筑都是傍著河的,河擰成了結,屋子也聚成了堆,可以說是亂七八糟,充滿了時間遺留下來的衰敗氣息……”——這是您在小說《失明的孝禮》中對江南小鎮的一段描寫。您大多數小說展開的背景都是浙北的小城鎮,呈現的世象圖景都在這非城非鄉的中間地帶。可否談談您的意圖?另外,我注意到,很多作家都在自己自創的一個小地點上挖掘資源、深耕細作,比如,您的浙江老鄉哲貴近年就在傾力打造“信河街系列”,而您除了以前曾多次寫到“斜塘鎮”和“孫家浜”兩個地點,并沒有刻意去創建一個自己的文學“根據地”。您是在有意忽略或沖破地域的局限,還是有別的什么想法呢?

?畀愚:

我生長的那塊地方現在已是5A級景區,但我對它的印象并不好。因為我生于斯、長于斯,我看到的是一個地方的本質,知道它的前生今世。你見過有幾個行政鎮布上門崗就成了收門票景區的?不說法理問題,光那些居民的權利呢?其實,一個地方的變化與成長,跟我們人是一樣的。我們在獲得一些的時候,也必然會失去一些,而它失去的正是我們認為最寶貴的東西。基本上,我前期的一些小說都是在這樣的背景里的,原因是那些人物都生活與生長在那樣一塊土地上,這跟園丁種花是一個道理,如果要給原生植物移個盆、挪個地方,就得冒暫時失去鮮活度的風險。所以,我覺得在創作中把什么樣的人植根到什么樣的地方很重要。

在我的寫作意識里地域恐怕僅僅只是個符號吧。因為有時候必須要在作品里有個地名,就隨手拿一個來。我覺得,像我這樣經歷的人對家鄉情感上的意識是不夠清晰的。你看,三十歲前我幾乎就沒怎么離開過那塊地方,少了那種可以產生美的距離,而且身處其中,一般都有點熟視無睹,缺少了一種地理上的想象與思念的空間感。所以,我們總是想著生活在別處,而面對真實沉浸的那塊地方,反倒會有那么一點虛幻感,至少在感覺上不是那么真實,可這恰恰也是小說所需要的。這也挺好的,把故鄉當作他鄉,不是很有文學感的嗎?但文學是應該要有一個“根據地”的,那塊郵票般大小的地方我覺得應該是扎根在作家心里的,它可以不是一個具體的地域,也可以是一種對人間世事的情懷。在我心里,我覺得它是流動的,而不是固定的。

不斷變化的寫作

才會有活力

?鄢莉:

以《站在到處是人的地方》《我們的生活多美好》《碎日》等作品為例,您的小說大多聚焦于城鎮小人物,而且基本是那些位于底層的不得意者,他們掙扎求生,卻永遠趕不上時代的列車,站不上發展的風口;他們迷惘彷徨,總是處于時代發展與日常倫理的拉扯之中。然而與新寫實主義與底層敘事又有極大的不同,最大的區別在于您從不作立場的預設,絕少對描寫的對象掬同情之淚,而是冷峻客觀地摹寫他們的生存景象,毫不客氣地揭示他們的人性弱點。由此讓人想到羅蘭·巴特的“零度寫作”,似乎您的情感也是零度的。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畀愚:

感情肯定是熾熱的。而且,我不認為寫作或是作家應該被貼上某種標簽,弄得讓人去按圖索驥似的,反倒是作家與他的寫作應該是在不斷變化的,至少也該是有變化企圖的,這樣的寫作才會有活力,這個行當才有意味。

《站在到處是人的地方》這類都可以算是我的早期作品。我寫它們的時候,就住在小鎮上,每天接觸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這些人。他們麻木而善良,常常自得其樂,喜怒于色,身處生活的旋渦里,我們說他們迷惘彷徨,掙扎求生,其實更是一種隨波逐流,一種對生活天生的忍受能力。生活給予了他們什么,他們就接納什么。他們就是我們中的大多數,往往也是被時代車輪反復碾壓的那一群。對于他們來說,也許片刻之歡就是永恒的記憶,幾杯小酒就是全部的人生,與同情相比,也許他們更需要的是被正視、一次公平面對的機會。所以,在創作這些人物時,我沒有給予那種廉價的同情,也無法給予。他們就是一種存在。他們同樣見證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也許比其他人更有切膚之感。我們試想一下,當一列火車飛馳而來,坐在車廂里的人通常是感受不到它真實的震撼的,但身處車外的人會。當我們為一架航班誤點罵罵咧咧的時候,也該想到那些沒能趕上這趟飛機的人。

我想,這就是我寫那些人與那些小說的意義。

?鄢莉:

您的中短篇小說敘事風格基本是清淡、簡素、節制的,敘事的張力往往體現在情節的波折轉換之中。您讓筆下人物的命運遭受不可抗的打斷,被動地一次次轉向,直至滑入不可知的未來。就像您曾經說過的,他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我更愿意把他們比喻成臺球桌上的臺球,被迫著接受反復撞擊。比如在《通往天堂的路》中,主人公孫一定原想走上殯葬行業的發財之路,然而兒子意外死亡,妻子受到刺激客死他鄉,后來為了配上冥婚,他守在了一名垂危女孩的床邊。這是何等樣的殘酷和諷刺!這些作品整體色調是趨于悲觀的,還有一些神秘主義和宿命論的味道,你為什么這樣寫呢?

?畀愚:

對,你說得對,在臺球桌上被反復撞擊,但落到哪個袋里不由自主。

《通往天堂的路》這小說我是比較喜歡的,生活也已經反復地教訓過我們了——你以為可以得到了,它卻會讓你失去更多。一個從事殯葬業的人以為找到了一條生財之道、一條通往“天堂”的途徑,可他面對的現實卻是一個個地送走自己的親人。在這個小說里讀者可能記住了那句,通往天堂的路是人民幣鋪就的,可我更為它的結尾感到激動。他想讓年輕的兒子在陰間能成個家,有個老婆,這已是父親對兒子事后能盡的責任了,他只能期望那個垂危的女孩不要活過來。這是愚昧與荒唐的,更是殘忍無情的,但無比真實。我相信這世上不會有多少人會盼著一個活人死去,但孫一定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現實,是他身處的現實一步步讓他走到了那里。

這個結尾應該算是開放式的。我想,讀者會給它一個結局的。

?鄢莉:

死亡、愛情、暴力、衰老之類沉重的話題經常出現在您的作品中,而您進入其中的路徑是巧妙的,處理的方式是特別的。就拿愛情這方面來說,您寫了很多癡男怨女的七情六欲,但其中展示出來的大多是愛情中混亂、迷茫、不由自主的一面,乃至有扭曲和畸形的成分,結局基本是不幸的。比如在《愛情》中,做過小姐的小橋癡戀丁原,可是前男友沈陽的到來揭了她的老底;在《瑪格麗特》中,林紅莫名地愛上了賭徒肖兵,結果肖兵終究在警察的搜捕過程中失蹤;在《大師的愛情》中,大師馬延年利用高超的手段,周旋在幾個女性之中。您表現的男女情感,很像莎士比亞所說的那樣:愛情不過就是一種瘋狂。能談談您處理這些主題的想法嗎?

?畀愚:

許多故事往往會在困境里更能成為故事。

生活里的困境與困境里的生活,也是我們每天都在面對的。相對來說,我比較喜歡《愛情》里小橋與丁原,他們一個是三陪女,一個是小老板,他們那點情感可能算不上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愛情,可能僅僅是種需要。讓他們走到一起的是寂寞,是渴望,是生活里無處不在的逼仄。他們都想把腦袋伸出那個水面來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尋找到一點點的哪怕虛假的慰藉。《大師的愛情》里馬延年也差不多,只不過我不太喜歡這個人物,我對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充滿了嘲弄的,可能是我們見過了太多這樣的人了吧。相信你也曾碰到過不少,比如參加某個飯局,席間偶爾就會有這樣一位人物,他們往往鶴發童顏,舉止不凡,被人前呼后擁著,話不多,每句都似乎是高深莫測的,但他的內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回到家,上了床,還會這么的舉止不凡嗎?

愛情只是人類眾多情感中的一種。我們可以無來由地相愛,也可以無來由地不愛,為它死去活來,或者干脆選擇屏蔽掉它,這些都是常態。天長地久的是愛情,《廊橋遺夢》似的也是愛情,在我們的認知里,好像愛與情從來都是與性緊密相連的,其實也不一定,時代越來越多元化,我想人類的情感也會不斷受其影響。

愛情不過就是一種瘋狂,它有時候也可能是種錯覺。

?鄢莉:

2020年,您發表了短篇小說《春暖花開》,不僅被我們的《長江文藝》選刊轉載,還入選了包括中國作協2020年度短篇小說選在內的幾種選本。在我看來,這篇小說透露了您創作上的一點變化,算是您的小說中的另類。同樣是寫底層人物,調子卻難得地溫暖明亮起來,小說用人性溫度和浪漫詩意沖淡了現實困厄,讀起來果然如沐春風、“春暖花開”。尤其是最后那個頗具深意的結尾,寫男主人公邊德豐從小賓館里等待他的女人身邊離去,極大豐富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賦予了小說更為開敞的意義空間。能講講您寫這篇作品的由來嗎?您在這次寫作過程中有追求某種新變嗎?

?畀愚:

也就是那年參加完你們的活動后,又去北京電影學院參加了一個中日間的電影劇本研討。會議期間受邀觀看了幾部學生的畢業作品,其中有一部,題目我叫不上來了,講的是丈夫來城里看望打工的妻子,發現她跟工友同居了。其實,這種臨時夫妻在當下的城市里,尤其是外來務工群體間恐怕是有點司空見慣的,存在并不一定合理,但必定是事出有因的。當時的觀感因為是部短片,許多地方都沒能充分展開,后來也就淡忘了。再后來是看到篇關于對這種生活現狀的調查,它就一下觸到了我心里那根弦,就有了這篇《春暖花開》。

我們的痛苦往往源于認知里的美好卻求而不得,就像詩與遠方對于主人公邊德豐一樣,但痛苦與不幸都不足以吞噬掉我們內心的情感、我們的善良與慈悲。這就是我在這小說里想要說的。

變化談不上,小說源于小說家的內心,一個人的年齡在變、心境與處境也都在變,這應該也可以算是種自然法則吧?我想,蒼涼里是應該是有一抹暖色的。

?鄢莉:

批評家李云雷說您善于發現新經驗、新現象,并將之轉化為小說的藝術。本期刊發的您的新作《城里的月光》就很明顯地體現出了這一點。小說捕捉到了網上賭球、失信人被執行等社會新熱點,講了一個當代不肖子如何“坑爹”的故事。小說中寫道“父母為子女掏出來的不光是銀子,還有一顆顆滾燙的心”,可以說,您很敏銳地觀察到了當下父母為子女過度付出的現象,然后轉化在作品中。您是怎么想到要寫這個題材的,為什么您給予這個家庭倫理故事一個無解的結局?

?畀愚:

寫這個小說時心情復雜。所以,我是特別想說說這個小說。生活有時候真的遠比小說要精彩,要更加地震撼到你,甚至是尖銳到可以扎破你的內心。這篇《城里的月光》就是這樣。說心里話,這小說我幾乎是直接就把這么一個家庭塞進了這一萬多字里。它最終呈現出了現在這樣子,卻仍然不足以表達作為作者的某種憤怒與悲哀,許多真相我是忍了好幾次才忍住沒寫進去,因為我自己都有點受不了。

你也發現了,這位丈夫出去借錢,他會先編好一個故事,準備幾套方案,是不是很像企業融資?在當下是不是做什么事之前都先得把故事準備好?用金融行話說,這叫炒概念。所以說,生活是會教會我們一切的。我再來說說那些我沒敢寫進小說里的情節中的一個。這對退休夫婦有個鄰居是個年邁的寡婦,照顧著一個智力上有點問題的兒子。夫妻倆一進門就撲通跪下,編完他們兒子的創業史,也得知了老寡婦尚有三十九萬多的存款,他倆在兩三天里先后去跪了四次,湊上老寡婦當月的工資借到了四十萬。

我不知道,他倆有沒有替這對孤兒寡母想過半分?但我知道他們心里只剩下了兒子。

老寡婦在存折清零后就醒悟了,一次次地去催討,他倆就一個個地編故事。我的家鄉有句老話:站著放債,跪著討債。現在恐怕是該輪到那老寡婦下跪了。我是真的不敢把這些情節寫進去,老寡婦年邁,兒子弱智,我真怕一不小心會讓那對夫婦為了這四十萬鋌而走險,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他倆曾經也是兩個講究體面的人,曾經那么心高氣傲、目空一切。我們常說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可是,當現實無情地把一個人剝光、剔盡之后呢?誰能知道人性中的那抹底色?

難道真是心頭肉的兒子讓他倆成了這樣的人嗎?可惜,這些都是真實發生了的。

我只是把要表達與塑造的東西

放進了民國那段時期

?鄢莉:

民國題材是您創作的一大重要板塊,從前些年的《郵差》《胭脂》到最近的《江河東流》等等,您對民國的興趣持續不減。據說您研究民國歷史很深入,尤其重視史料的考據工作。那么在您拂去歷史塵埃之后,對民國是一種什么樣的理解?您更喜歡從什么角度、用什么方式來寫民國?

?畀愚:

通常來說,民國就是皇權社會朝現代社會的一個過渡期,我們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兩相擠壓,同時國家分裂,戰亂四起,社會極度地混亂,但文化又極度地璀璨,人才輩出,還有那些風花雪月的軼事,它們都為創作提供了無限的可能。至于我所寫到的民國,其實我只是把要表達與要塑造的放進了那段時期。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時候,去了解歷史、研讀歷史,只不過是便于更清醒地去思考我們所要面對的。

?鄢莉:

您發表于《人民文學》的《氰化鉀》獲得了很大的影響力。以《氰化鉀》為代表,當您一旦進入到諜戰題材時,仿佛變了一副面孔。小說選取了一個沒有政治立場的韓裔醫生姜泳男為主角,其中不但有日軍與國軍、國民黨的中統、警政司與太平會之間的斗爭,也有軍政各色人物身份的多重轉換,矛盾錯綜復雜,情節瞬息萬變,緊張到驚悚,難懂到燒腦。但我認為把《氰化鉀》簡單歸結為諜戰小說對它來說是不公平的,它實際是難得的兼具可讀性和藝術品質的佳作。請問您怎樣理解您創作的諜戰小說?

?畀愚:

這小說在我看來就是篇命題作文。你記不記得《讓子彈飛》開頭的情節?吃著火鍋、唱著歌時,縣長讓師爺作首詩,要有風,要有肉,要有火鍋,要有霧。這小說也是這樣,因為導演妻子是武漢人,可能你們當地也有這方面的訴求,所以里面要有武漢、要有韓國男主、女主得是個行刑的法警,還要有款叫深水炸彈的雞尾酒。最終它就成了現在的《氰化鉀》。其實,我就是拿它當部電影來寫的。那段時候,一直在嘗試小說電影化的寫作,現在效果也有顯現,讀者反饋也挺好,確實打動了他們。

我至今都不認為那些年寫的民國題材是諜戰小說。我只是寫了那個時代里的人,尤其是身處戰爭與外族入侵時,他們的個人情感與家國情懷。

有些東西一直在改變,有些東西是不會因為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而改變的。

?鄢莉:

據我所知,您較早“觸電”,涉足了影視領域,有多部小說改編為影視作品。去年,小說《叛逆者》紙質書、電子書、有聲書同時上線,持續熱銷,同名電視劇也隆重開拍。顯然在小說改編影視劇方面,以及純文學與全媒體融合方面,您是做了有益的嘗試,并走在了多數作家前面的。那么您是不是有意要實現文學與影視“兩條腿走路”?需要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嗎?

?畀愚:

一切都隨緣吧,來時不拒絕,去時不挽留。其實,跨出去的那條腿純屬意外,事實也證明,有許多事情刻意了,往往反倒是適得其反。我相信,每部小說自有它的命運,每個人也一樣。我現在想做的,就是盡量去寫我認為的小說,可以的話再多做一點小說創作上的嘗試。

作為作家多接觸一些圈子對寫作肯定是有益的,許多時候我都把它當作是種學習與歷練的機會,見識形形色色的人物,感受到一點周遭的變化。

?鄢莉:

是否透露一下您今后創作的方向和計劃?

?畀愚:

剛走上這條路時,整整十年寫了很多中短篇到處發,有點像我們商業拓展里面的占有市場。后來就節制了,所謂的民國題材也寫了十年,都是中篇,同樣用商業模式來作比喻,它們就好像是開始樹立品牌意識。往后的十年我會專寫長篇,盡量讓自己寫得更慢一點。我特別想嘗試一下懸疑小說的創作,挑戰一下自己。雖說是人到中年,可每個男人的心里也會住著一個少年的是不是?

這是我的三十年規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