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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飛《我少年時期的煙花》:小說詩化敘寫的有效路徑及其限度
來源:文學報 | 沈健  2018年09月29日08:34

在總體構思上,海飛的小說總是喜歡選擇一個核心意象,在多重暗示、多向隱喻中經由旁逸斜出的點染、強化,鋪開人物的曲折經歷和故事的曲徑通幽,進而完成小說旨趣流光溢彩的藝術彰顯。

海飛是從詩歌走向小說敘述的,盡管現在他從不寫詩,而且之前也并未以詩歌獲取個人聲名,然而詩學素養,比如語調節奏、想象方式、結構取向,甚至意趣的隱喻指向,卻一直潛隱在海飛的筆墨與詞庫之中,主導著海飛小說在故事的起承轉合中完成人物的造影和意蘊的蓄積。這使得海飛在浙江新生代小說家群體中形成了獨特的面貌,置于全國小說場域,其審美五官也正在趨于明晰。在《向延安》《回家》《麻雀》《捕風者》等軍事諜戰小說中,海飛將傳統小說中戎馬烽火拉遠放大成一種背景,將筆墨傾注于日常經驗鋪敘和人間煙火的渲染,在活色生香的飲食男女、言談衣著和情感沉浮的細節蝕刻中,凸現人性的復雜多元與人生的起伏無常。尤其是在總體構思上,海飛的小說總是喜歡選擇一個核心意象,在多重暗示、多向隱喻中經由旁逸斜出的點染、強化,鋪開人物的曲折經歷和故事的曲徑通幽,進而完成小說旨趣流光溢彩的藝術彰顯。正是這種敘述肌理與語言面貌,賦予海飛小說獨有的個人辨識度。

但是,需要我們追問的是,作為一種小說個人化寫作的獨特拓展,海飛的寫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展現了其不可替代的優美身姿,其成功度應該如何確認?是不是還有某種歷史負累需要在以后發展中不斷兌換與清理?通觀小說集《我少年時期的煙花》(下稱《煙花》),《為好人李木瓜送行》等17篇小說,“內容涉及城市與村莊,男人與女人,情欲與私欲”,“如同一幕幕各不相同的電影”,曲盡了塵埃人間的日常經驗與想象虛構之間千姿百態的關系,其中詩意化取向是顯而易見的。新時期以來,林白、海男、陳染等人的以主觀強力糅碎邏輯的脖子,以荒誕、悸怖的無意識想象來拆建重組夢魘世界,從而映照人的荒誕存在;遲子建、何立偉、史鐵生、阿城等人物故事意境化追求,通過和諧純粹的境界營建來兌現人生暖巢和詩意棲居愿景,進而給人心以溫情的撫慰安妥。海飛有異于此二路詩化路徑,他只鐘情于90年代詩歌事象抒情路向的衍化與擴展,以碎片化日常經驗詩寫方式展開小說敘事,完成人物構建、情緒的抒瀉和意趣的涵育。應該說,海飛的寫作豐富深化了當代詩化小說寫作的層次與內涵,值得充分肯定。

這種詩化取向首先表現在故事的敘述方式上。無論是 《我作為丹桂房村長的片斷》《我少年時期的煙花》,還是 《去杭州》《煙囪》,都放棄了傳統小說故事的完整性,僅僅以玻璃碎片的形式若有若無地鑲嵌投映,大量的留白、跳躍、騰挪,讓讀者“自個兒串珠子”(朱自清語)一樣串著看。少年視角的敘述者也完全類似于詩歌抒情主人公的敘寫,感性、直覺、非常規甚至超現實的語調,沖淡了故事吸引力,卻強化了人物事象間的張力,給人以人間溫情的軟化、潤化與提純之功效。《胡楊的秋天》說的是一個浪蕩小伙與啞姑之間的情感碰撞故事。情節人物與主題場景,與30多年前張煒的《聲音》如出一轍,只不過張煒筆下的主角是男殘女純,作為知識與精神世界象征的小羅鍋在樹林中偶遇二蘭子,引發了滋養人生一世的愛情漣漪。一樣的荒郊樹林,一樣的孤男寡女,到了海飛筆下,作為純真、自然與天意象征的啞姑,以愛的朦朧體驗修正了胡楊人生最初迷惘的羅盤。但顯而易見的是,張煒遵從了小說事實發展邏輯,細致綿密的抒寫真切地描塑出人性憂傷向往,而海飛卻跳開了傳統的周密與秩序,像一幅水墨畫那樣通過簡筆勾勒來呈現人心交融的惆悵修行。

其次,這種詩化取向體現在人物的細節刻畫上。小說是想象與虛構的現實,既膠著日常人生的經驗,又超越本質存在的鏡像。既充滿高翔九天的傳奇性,又粘滿匍匐塵埃的庸常性。優秀的小說家往往會將傳奇性與庸常性雜糅一體水乳難分。海飛筆下的女性,特別是一些歷經磨難的寡婦,經常會作為生命原力的象征被濃抹淡妝地施以一種粗野化、男性化、原始化的油彩。《大雨滂沱》中的馬超英是個屠夫,刀嘴絨心,敢愛敢恨。小說圍繞著“雨中殺豬”這一核心細節,輔之以刀逼文哥、淚葬丈夫等細枝末節,濃墨重彩地完成了一個活力豐沛、剛柔兼濟的女性形象塑造,使之在村長、警察和鎮長為代表的底層叢林中鶴立雞群。

最后,這種詩化取向體現在喻象的精心營造上。海飛非常善于營造詩的意境與情緒,比如他喜歡以“雨、煙、塵埃、風”等意象,通過貌似不經意的復沓、強化、渲染,構造出人物生存的語境或心靈烘托的映像。《煙囪》中的“煙囪”,既黏滯生殖開墾雄性偉力的陽性歡快,也吹奏著死亡輪回生命不絕的嗩吶慈悲,貫穿在春官、三寶、柳葉等人的悲欣交集和生死跌宕中;《在天堂洗澡》和《在雨里洗澡》等篇中,以“洗澡”來敘寫人物、結構故事,把天地自然擴展成一種人間澡堂,將現代城市影喻為一場歷史洗禮的場域,既彰顯了個體生存的時代困境,又指向了人類精神回歸自然的終極化境。

但是,汪曾祺說過,“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合上《煙花》之后,總感覺悵然有失。輕盈過度而沉重不足,語調偏嫩而老辣欠缺,重復過多而求新不多。總之,讀一篇與讀十篇基本同一的感覺,還是讓我的滿足欲未能產生過把癮就死的暢快。我想,對于一個走向中年寫作的小說家而言,在語言上、寫法上的“求變”“求異”“求老”,也許應該早日提上海飛的功課日程。